"电线"制造了旱灾！清末，榆中人结队拔电杆！最后居然这样了解了

  张国常：一个进士的路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许多人的眼中，读书只不过是为了寻找升官发财的途径。故而，在科举时代出现了范进中举中，那大喜大悲的一幕，也就不足为奇。也有些，仁人志士，他们淡薄名利，以教书育人为最大愿望。甘肃兰州的进士张国常就是这样的人。

张国常（1836—1907年），字敦五，号冬武，别署东武，清代兰州青定园寺（今南稍门外）人。张国常是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授刑部主事。然而张国常生性恬淡，不喜欢官场上气氛，在刑部担任了几个月的主事后，就以父亲年老体弱无人奉养为由辞官归里，开始了他漫长教书育人的事业。

张国常回到家乡就开始教书育人的事业。他品行高洁，学问精深。被历任陕甘总督聘为省立书院兰山书院的山长，时间长达30年之久。在长期的教学中，他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中，考中举人进士的大多是兰山书院的学生。著名方志学家、金石学家，《民国甘肃通志稿》的主要编纂者张维评价说：“常用经史教授，先后从学者甚众，训诂严谨，为一代宗师。”。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良。张国常以孝心而闻名乡里。同治六年（1867年），贼匪围攻兰州，四处烧杀抢掠，张国常家住在拱兰门外，得到暴乱消息，从外面向家里赶，刚到家里，匪兵也追到了家门口。贼匪准备强行冲击大门。张国常一边用身体护住父亲，一边拿石块向贼匪砸去，匪兵看到张国常拼命抵抗，一时难以得手便撤围而去。看到形势危机，张国常只好带着父亲到城里躲避。此时，动乱四起，城门紧闭，张国常和他父亲，赶到了城门口，却无法进城，只好在一座寺庙的角落里待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时，城门开了，父子二人才进到城里。

后来，张国常父亲身体日益衰退，病入膏肓。他深知儿子的孝心，一再嘱咐他，丧事要从俭。但在父亲去世后，张国常却变卖了所有东西，以礼安葬了父亲。在以后的三年里，张国常日子非常艰难，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野菜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须。

张国常教学严谨，从不轻易表彰学生，因而平常学生都惴惴不安，只有认真苦读而已。这样教出的学生肯吃苦，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张国常教学成绩十分突出，1890年，甘肃学政胡景桂上书朝廷，给张国常加员外郎的头衔，以表彰他在促进地方文化发展，教书育人中所做的贡献。

张国常虽然生活的在封建年代，但思想并不迷信，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他以学习容纳的态度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189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开设了甘肃电报局，当时民众对电报这一新鲜事物都不能接受，有些地方甚至把修铁路、开煤矿等近代实业，视作洪水猛兽，当作能够破坏风水的怪物。甘肃电报局在架设电线杆的时候，恰好遇到空前大旱，榆中的一些民众认为是电线杆的架设破坏了风水，造成了旱灾。出现了人们偷拔电线杆的事情。张国常亲自向民众进行劝解说。他说，以前没有电线杆的时候，旱灾也经常发生，可见旱灾和电线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张国常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著书立说。他写了大量的诗文和地方史志方面的文章。他的诗文都辑录在《听月山房诗文集》中，可惜人们现在也没有找到这部诗文集。除此之外，张国常还写了30卷的《重修皋兰县志》，30卷的《甘肃忠义录》以及《土司蕃族考》等。

《重修皋兰县志》是通体志书，记述上下两千年、纵横数百里内的天文、地理、人物、事件、物产、民俗等事物，是清代皋兰县的一部重要著作。为了编写这部志书，张国常在实地走访，穷究典籍，调查地情，严密考证之后，编纂完成了这部书。在这部书中他把经济物产进行了适当的突出，收录了不少洋务运动时期的大量资料，如左宗棠创制造局，用泰西机器制造洋枪洋炮，派督标兵幼丁当学徒；创织呢局，用泰西机器雇洋匠教民学纺呢羽，哈喇等纺织品；创设电报局，牛痘局等事件。从中可以看到新兴工业城市兰州的渊源。

同时，在这部书中他也对过去存在争论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如他对霍去病同匈奴激战的皋兰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汉代皋兰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称呼，甘肃境内不少山脉都叫做皋兰山。他认为把霍去病征战的皋兰山当作是今天兰州的皋兰山，是同名异地的原因造成的。

张国常所写的《土司番族考》也是一部少见的好书，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西宁、碾伯（今乐都）、大通、平番（今永登县）祁贡哥星吉等地19家土司的民族、世系、辖地、功绩、封爵、部落、户口、兵员、宗教诸事。这部书在民国改土归流之前完成的，因而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成为今天研究中国土司制度起源发展史的重要工具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许多人的心中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于张国常来说，读书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张国常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进士所应该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