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十多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历代沈阳古城建设的四至范围究竟在哪?

近年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十多万年以前,沈阳就曾经有人类居住;距今7200年的新乐遗址是沈阳现已发现的最早的聚落遗址;距今约2300年前,沈阳建起了第一座城市——古候城,此后,沈阳城历经兴废,逐渐由一个边塞小城发展为都城,但关于历代沈阳古城建设的四至范围(指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边界。编者注),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拟通过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其进行考证。

沈阳建城之始——古候城

关于沈阳建城的始源问题,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探索,尤其是1999年沈阳建城始源问题的大讨论,已经得出了令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结论:1993年在沈河区宫后里发现的战国城墙遗址,即为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古候城县,其始建年代为2300年前燕国大将秦开北却东胡、筑长城设五郡时期。

虽然古城的始建时间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有关古城的大小和四至范围并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宫后里战国城墙的发现为候城四至范围的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次发现的战国城墙为东西走向,从遗址北侧发现的护城河遗迹可证明为城址的北墙。城墙共分三次修筑,首次修筑为战国时期,第二和第三次为后期补修或增修。从现场发现的建筑遗物得知,第一道城墙即战国城墙上有建筑物存在,存在建筑物的位置即是城门所在。从现场勘测得知城门处距离城址西墙(沈阳故宫崇谟阁东墙的更道处)约为120米。按照城址北门位于北城墙中心的位置计算,该城址的东西长度在250米左右。在施工现场距离发现建筑物53米的东壁上也发现了战国城墙向东延伸的遗迹。沈阳考古队在沈阳路东华北巷东边的“港深工地”考古勘探时也发现了河泥土区域,当为古城东部的护城河。

1971年和1975年在沈阳故宫大政殿门前、沈河公安分局院内先后发现了战国到汉魏时期的文化遗存。从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可证明两处遗存同为一个遗址。大政殿门前发现战国至汉魏时期夯土台基一处,还发现砖筑水井一口。在汉代文化层之下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绳纹大板瓦。汉代文化层还出土了“千秋万岁”瓦珰、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构件。沈河公安分局遗址发现一口由15节陶制井圈套接而成的水井。汉代文化层底部还发现一个盛满“一化”铜钱的陶罐。其它发现均与大政殿门前和宫后里遗址的发现相似。

战国北城墙南边的上述发现足以证明,沈河公安分局和沈阳故宫东路到战国城墙西墙的位置处于古候城的城内。到目前为止,沈河公安分局门前的盛京路以南尚未发现战国文化遗存,而今天的南顺城路以南就是墓葬分布区了。由此可以推定,古候城遗址的南城墙在今天的盛京路一带。经现场测得盛京路北到宫后里接近300米。也即是说宫后里城址——古候城的周长约为1100米。

综合前述,可以得出结论,古候城遗址的四至范围是:南起盛京路,北至宫后里,西自沈阳故宫崇谟阁东侧更道、向南经过西朝房、原沈河电话局、直到盛京路,东到沈阳路东华巷。

辽金元时期的沈州和沈阳路城

隋唐以后,东北地区的统治者为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政权。辽代初年在早已毁于兵火的古候城遗址上建立了沈州城,隶属东京(今辽阳)道。关于辽沈州城的初设时间,虽然有唐代说、渤海说和辽代说3种观点,但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沈州建于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年)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关于沈州城的位置,经过多年的考古发现也已经确认,就位于今天沈阳的老城区。本文所要探讨的即是沈州和沈阳路城的具体四至问题。

1956年在清理沈阳城小北门外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年)的崇寿寺白塔地宫时发现石函一个,石函顶面铭文有“于州北三岐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等字样。这段记载证明,沈州城位于小北门外辽塔前三岐道的南边附近。有学者据此推断沈州城的北城墙位于今天的中街。现藏于沈阳故宫刻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城隍庙碑”,也有一段文字与元代沈阳路城的四至有关:“院地东至回回五哥院墙,南至孙百户界墙,西北至城隅”。这证明城隍庙位于沈阳路城的西北隅。有学者据此推断“元代沈阳城的北城墙似与明清沈阳城的北城墙大体一致”。

根据现场遗址实际测量得知,沈阳城隍庙距离明清城址北城墙的距离为357米。所以沈州城的北城墙应该在明清沈阳城北墙以南。

经现场调查和综合研究分析,本人认为辽金元沈阳城的四至范围是东起朝阳街、南到盛京路、西至正阳街、北至北中街路靠近城隍庙北墙一带。理由如下:

  1. 大政殿门前和沈河公安分局遗址出土大量辽金元时期的建筑构件和日常生活用品遗物说明,遗址正处于沈州城的城内。
  2. 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的节度州州城的周长一般都在2000米左右。盛京路距离宫后里战国古城墙300米左右,而北中街路靠近城隍庙到宫后里的距离也在300米左右。从正阳街到朝阳街的距离为550米。即是说沈州城的南北长约为600米,东西宽550米。这与同时期的辽广州城(今于洪区高花古城,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50米)、奉集州城(苏家屯区陈相屯乡奉集堡古城,为长宽均为500米的正方形)大小基本相近。
  3. 在清理宫后里古城墙期间,曾经在城墙顶部发现了千层饼状的路基土的遗迹,这说明古候城城墙遗址被后来人作路基使用了。这里正是辽金元古城东西大街的位置,也是明朝沈阳中卫城的东西大街。
  4. 城内现存的长安寺是沈阳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寺内所立明成化二十三年“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碑文记载:“辽东沈阳长安禅寺不知肇自何代,基址砥平,高阔爽垲。国朝洪武中因筑城而始知为故刹。”这段记载说明,直到指挥闵忠扩建沈阳城时才发现早已成为废墟“基址砥平,高阔爽垲”的长安寺基址,在此之前并不知道长安寺的存在,说明旧址尘封年代已久。到目前为止,在元朝的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有关长安寺的文字记载。据此我们认为长安寺至少建于元代以前的辽金时期。
  5. 虽然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发展,但今天北中街路的地势仍然明显高于南边的中街一带。这应是当年曾经作为城墙而留下的遗迹。

通过辽金元古城四至范围的确定证明,古候城北门的位置,从辽建沈州城开始,直到金、元、明、清,一直是沈阳古城的中心点。

明清沈阳城

明朝统一东北后实行了特殊的卫所管理体制。洪武十九年(1386年)设置沈阳中卫。为了加强沈阳中卫的防卫能力,防止纳哈出等敌对势力的侵扰,洪武二十一年沈阳中卫指挥闵忠对沈阳城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建。明《辽东志》卷二记载——

沈阳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

这里“因旧修筑”的“旧”即指元代沈阳路城。但通过前文考证和明清沈阳城址的现状证明,这次对沈阳城的修筑,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因旧而筑”,而是将城的规模由原来沈阳路城向四周扩展到今天明清城址的范围,而且将原来的土城改建成了砖筑城。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力排众议,毅然将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此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对沈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清乾隆《盛京通志》卷十八记载——

天命十年迁沈阳,天聪五年因旧城增拓。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抚近,右曰内治;南向者,左曰德胜,右曰天佑;西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向者,右曰福胜,左曰地载。池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

清新筑城周长比明城多出302步。沈阳考古队在对盛京西北角楼发掘清理时发现,清城的西北角楼是贴着明城城墙之外起筑,而把明城直接包在了里边。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我们在角楼内还保留了残存的部分明城墙。由此证明,这多出的302步是增宽城墙和增加城门所致。

从距今2300年的古候城开始,到都城盛京的兴建,其间经历了辽沈州城、明代沈阳中卫城到清代盛京都城三次大规模扩建。辽代沈州城主要是城区面积的扩大;沈阳中卫城扩建的突出变化,一是城区面积扩大了,二是城墙由土筑变成了砖筑。从候城、沈州城、沈阳路城到沈阳中卫城,虽然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以军事防卫为主的功能作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清代盛京对古城的改扩建,是在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将原来城内的“十”字大街、四座城门,改建成了“井”字大街八座城门。其方城区域面积基本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盛京城兴建的最大变化是城市功能作用的根本变化。沈阳古城由此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皇家都市的跨越,成为中国大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来源:沈阳日报

作者:刘长江 系沈阳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副会长、“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

编辑:王沛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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