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發於《中華讀書報》2021年第6月23日、第6月30日、第7月7日文化周刊版）
2020年11月，澳門詩社召開「詩學與國學」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聚首澳門，共同研討詩學與國學的現狀與未來。澳門大學榮休教授、澳門詩社社長施議對先生、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張仲謀先生、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朱惠國先生，三人協力展開「二十一世紀詞學研究現狀及未來」的學術對話，回顧了百年詞學發展，就二十一世紀詞學的未來走向提出若干建議。二十一世紀詞學，這是詞學之作為一種特定事物的一個特定概念，不同於一般時間概念，不能以一般時間概念的斷限為斷限，即其起點並非2000年，而是1995年。這是我依據詞學歷史發展過程中人物世代傳承及事件推演變換所作斷限。今天的講題，亦以此為斷限。自1995至2020，二十五年，既代表二十一世紀詞學的現狀，亦展示二十一世紀詞學的未來。「三人談」就構成歷史的人物和事件兩大要素，討論二十一世紀詞學的現狀及未來，將以1995年為立足點，對於詞學本體研究、詞學學科建設以及詞學的自覺與自覺的詞學等問題漸次加以推進。現在開始我們的話題。首先，新世紀以來，詞學發展最明顯的表徵，就是詞學由一個比較小眾的學科領域，成長為一個較為發達的學科，可用「六藝附庸，蔚為大國」來形容。比如在1995年之前，我參加過兩次詞學會議，一個會議是1994年秋天在襄樊由王兆鵬先生召集的「二十世紀詞學研究走勢」研討會，應該說研究詞學的大部分人都出席了。另一個會議是1995年春天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開的「海峽兩岸詞學研討會」，我印象中台灣學者來了十來個人，大陸詞學家大概二十幾個人，施先生當時剛到香港，沒能參加這個會，他們說詞學界的人差不多都已經到了。這就是當時的詞學研究規模。這幾年和施先生、朱教授一起參加詞學的會議，我印象中還不能說完全到齊了，一般都在二百人以上。主辦方印製會議的論文集，要厚厚的五六冊。詞學研究的人，跟過去相比規模壯大了許多。當然不光是人多的問題，是薪火相傳形成了詞學研究的梯隊。包括1924年出生的葉嘉瑩先生、馬興榮先生，1930年代出生的謝桃坊先生。當年吳熊和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叫「環太湖文化區」，就是說過去寫詞的人，一直到現代研究詞的人，主要是江南地區的，江浙滬尤其多。現在則是各地都有研究詞學的人，包括比較偏遠的地方，詞學研究者的隊伍擴大了。其次，新世紀詞學內在的一個大變化是詞學觀念的進步，是從研究理念直到技術方法的一個改變。2003年在杭州大學召開宋代文學的國際研討會，當時我非常有幸跟施先生在一個組主持討論，施先生在會議中間非常感慨地對我說，我們現在有些論文，散文和韻文都沒有分清，不管什麼文體，都是一種分析方法，那怎麼行！確實那時候還存在這種現象。比如寫詞學論文，論辛稼軒，論文的結構就是「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特色」這樣的三段式。而且談到藝術特色也是談用典、比喻等修辭手法，就是說這種方法放到散文上可以，放到詩上也可以，放到別的文體上都可以。作為一篇詞學論文，要把詞當詞來讀，比如談選聲、擇調，分析詞的義脈、過片等等，必須要結合詞內在的文體個性來解讀。而現在不同了，我們看到現在詞學會議的論文，包括很年輕的學者，都具有比較專業的眼光。這是一種新氣象，一種詞學觀念到技術層面的進步。關於二十世紀的詞學，胡明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梳理。其實在1976年前後，中國的詞學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因此確切地講，二十一世紀詞學，是在之前二十年的基礎上發展過來的，當然這個發展也是有變化的。施先生講事件和人物，從事件上來講，變化非常大，也非常明顯。我們不妨先對前二十年作個簡單的回顧。從1976年到1995年，實際上是全面復興的二十年。這一時期詞學研究推進較快。其中有兩點給人印象比較深：一是關於宋詞風格問題的討論。施議對先生的老師吳世昌先生，以及施蟄存先生、萬雲駿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比較大。因為歷史的原因，以往對豪放派作了過度褒揚，豪放派當然值得肯定，但過度褒揚，對其他的詞學流派就不太客觀了。這項糾偏工作在那個時候是必須要完成的，他們這代人把這個工作做了，是對歷史的貢獻。二是詞學理論研究比較發達，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詞學批評史著作。其中華東師範大學四位老師的《中國詞學批評史》，謝桃坊先生的《中國詞學史》，都是有影響的詞學理論著作，有一定的開創性。此外，1980年代中後期，隨着西方文藝理論的引入，一些新方法、新理念也對我們的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當時詞學界有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從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去研究詞。按施先生劃定的時間，1976年到1995年，我覺得上述兩點是比較明顯的，當然那個時候文獻考訂工作也在做。從1995年開始到現在，我們的詞學繼續在發展，有什麼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我個人覺得有兩點比較突出：首先是清代詞學研究的比重顯著增加。之前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唐宋詞，到了這一代，再去補充完善甚至重新開拓，難度在不斷增加。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往關注不夠的清詞開始進入大家的研究視野。最近十多年不僅是清代，已經開始延續到民國時期。民國詞以前是較少引人關注的，這兩年漸成熱點，但是真正研究到位其實也不容易。這方面施先生起步比較早，從《當代詞綜》開始，到後來出版的《今詞七家說略》，都是此中的優秀成果。我覺得這是二十五年來比較明顯的變化。因為我現在在編《詞學》，對這一點是有直觀感受的，從十年前開始，尤其到這兩年，清代和民國的文章明顯增加。其次是詞的文獻研究推進較快，取得的成果較多。施先生剛才也講到考訂的問題，其實和考訂密切相關的就是文獻資料。這二十幾年，詞學研究推進比較快的大概就是詞學文獻的收集與考訂了。從詞的總集來講，《全唐五代詞》是這二十五年間完成的，《全宋詞》雖然沒有什麼變動，但全宋詞的補充、作者的考訂工作還是有人在做，而且這幾年步履加速。最近有人提出，是不是要重編《全宋詞》？重編《全宋詞》這個工作其實很困難，會面臨一些挑戰。《全金元詞》也是唐圭璋先生編的一部重要的詞總集，金詞目前還沒有太多人關注。《全元詞》已經重編了，收詞數量比之前有增加，但楊鐮先生重編的《全元詞》還能不能補充？其實還是能夠補充的，因為文獻總是在不斷的補充修訂當中。最近《詞學》收到一篇文章，就是補充《全元詞》的，有幾十首，馬上會刊發出來。《全明詞》也是之前就有的，到了這二十五年，恐怕不久就會有新的《全明詞》出來。饒宗頤、張璋先生的《全明詞》有開創之功，但是編出來不久就有人增補，補了厚厚兩大冊。現在周明初等先生在做重編的工作，可能對版本的選擇，收詞的範圍都有一些新的考慮。相信新的《全明詞》出來以後，對明詞的研究會有一個推進。這方面張仲謀先生是專家，可以談得更深入一些。《全清詞》的編纂工作也是在前面二十年開始的，是程千帆先生做起來的，但是主要工作是這二十五年完成的。從順康卷、雍乾卷一路編過來，主要就是香港浸會大學的張宏生先生在主持。張先生人在浸會大學，但這項工作是屬於南京大學的。編纂詞總集方面的工作這幾年很有成效，這一點我們都能看到，可說是詞學研究方面很明顯的推進。總集之外，編訂詞別集的工作也取得明顯的進展。編訂詞別集的工作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很發達了，比如說王鵬運編《四印齋所刻詞》、朱強村編《強村叢書》，也正是他們的工作，為唐圭璋先生編《全宋詞》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文獻總是不斷發現，不斷修訂，不斷補充的，這樣才能夠發展。最近十來年，一些比較重要的詞集，如柳永的《樂章集》、周邦彥的《清真詞》、吳文英的《夢窗詞》、張炎的《山中白雲》等等，都有新的校注、校箋本出來，有的還出了不止一種，我們講後出轉精，這也是必然的。所以不管是從總集的角度，還是從別集的角度，詞學文獻工作在這二十五年里，可以說給我們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當下詞界，張仲謀、朱惠國作為二十一世紀第一代詞學傳人，都在詞學第一線。張教授做明代詞學研究，既注重詞史之學，亦兼顧圖譜之學。朱教授承擔詞集專題及詞調詞律研究課題，艷科與聲學並重。二位對於詞學這一專門學科均有較為全面的把握。聽過二位講了之後，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二十一世紀詞學，從1995年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這二十五年應該怎樣定性，比如叫什麼時期，或者階段？當下狀況如何？接下來應該怎麼走？就目前學界看，對於這二十五年當如何論定，還沒提出討論。剛才朱教授講了這些年的發展變化，我也想再梳理一下這二十五年的變化，我想是否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首先一個是從剛才講的「六藝附庸，蔚成大國」體現了研究隊伍規模的拓展。第二是詞學研究、詞學批評方法，有點「詞學自覺」的意味。以前大家把詞和其他文體都是一鍋燴的。按施先生的觀點，就是要把詞當詞來讀，把詞當詞來研究，這就是詞學的自覺。第三是詞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近二十多年確實成就比較突出。包括總集、尤其是唐宋別集的整理，這是實實在在的真工夫。還有一個就是詞學理論的資料整理，當然是狹義的不含創作的詞學，這方面的資料整理成果更明顯一些，體現為唐圭璋先生的《詞話叢編》的續補之作，包括朱崇才編纂《詞話叢編續編》、葛渭君編纂《詞話叢編補編》、屈興國編纂《詞話叢編二編》、孫克強編《民國詞話》等等，再擴展一下包括《論詞絕句二千首》，還有論詞書札、論詞詞等，都有人專門在做。當然總集還有《全明詞》《全清詞》，最近看到施先生已經給張宏生主編的《全清詞·嘉道卷》寫書評了。第四是從詞學的斷代研究來看，明清詞及民國詞研究推進得比較快。當時我寫《明詞史》的時候，實際上是不具備條件的。那時手頭上還沒有《全明詞》，只有一個《明詞彙刊》。後來見到傅璇琮先生，問到《全明詞》書稿，據說在中華書局，傅先生講什麼時候出版還很難說，你可以到中華書局來，拿稿子給你看，當然不能借出。明詞到現在發展非常快，已經都很難再找題目了。余意教授寫了一個《明代詞史》，是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非常不容易。我先出了《明詞史》，他的《明代詞史》後期資助項目能通過，說明確實有新東西。還有浙江大學的葉曄，非常年輕而且研究勢頭非常好。吳熊和先生當年出了《唐宋詞通論》，然後吳先生的弟子陶然出了《金元詞通論》，葉曄現在要做的就是《明詞通論》，大概明後年可以出版，他一直堅持做了這麼多年，肯定會有新面貌。還有這幾年國家社科成果文庫，詞學入選的幾本著作全在明清和民國，包括我的《明代詞學通論》、彭玉平的《王國維詞學及其學緣研究》，陳水雲教授的《中國詞學的現代轉型》，曹辛華教授的《民國詞史考論》。第五就是詞的音韻譜律之學，確實這幾年發展速度比較快。2012年田玉琪教授《詞調史研究》出版，謝桃坊先生給他寫序，其中有這麼一句話——詞的譜律之學，是我們當代詞學研究比較薄弱的環節。當然老一輩詞學家，像夏承燾先生、唐圭璋先生，都做過相關的工作，但是沒有這樣成規模的集群式的推進，如謝桃坊先生的《唐宋詞譜校正》，田玉琪教授的《詞調史研究》和《北宋詞譜》，還有朱惠國教授、蔡國強教授目前正在進行的詞譜敘錄與校證等等。我印象中這五、六年來，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標課題，每年都有關於詞譜詞律方面的課題。可以預見，今後一段時間，有關詞譜詞律的研究還會推出一批重要成果。確實，這二十五年的變化很大，取得的成果遠遠超出了前二十年，剛才張教授總結的五個方面都是比較客觀的。其實從學術風氣上看，這二十五年與前二十年也有些不同：前二十年思想相對活躍一些，對宏觀的問題考慮比較多；這二十五年則更加重視文獻數據的收集與利用，比較多地採用文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注重文獻和考據，詩史互證，要求實事求是等等，本來就是中國的學術傳統，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一種回歸。這種踏實的學風對詞學研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們將詞學研究從整體上視為一個系統工程，那麼還原歷史事實只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雖然很重要，卻還不是最終目標，我們還是要在弄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討論問題，探索一些文學發展的規律。學術界這幾年提出反對碎屑的考證，提倡有思想的學術，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因此，這兩種學風本身並無高下之分，都是需要的，關鍵是如何將兩者結合起來。總起來看，兩個時間節點，一個是1976年，一個是1995年，對詞學研究都有重要的意義。前一個時間節點因為和社會政治事件聯繫在一起，容易被察覺；後一個則是詞學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自身發生的變化，不易被察覺。如果要對前二十年和後二十五年作定性分析，目前還有一些困難，因為後二十五年的詞學研究還在繼續推進，但是二者的差別還是能看出來的，相對而言，前二十年比較側重於反思與探索，後二十五年則在探索中更加註重學科自身的基礎性建設。剛才朱教授講述一九七六年以來的詞學發展。一九七六年，這是個重要年份。在這之前十年，詞學研究基本停頓。再往前推移，即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這是一般所說十七年，這段時間的詞學應當怎麼評價？張教授剛才所說詞學論文結構的三段式，可以概括為：時代背景、生平事迹+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地位與影響。這是十七年間普遍流行的公式。一九七六年之後，二十年間，經過另外兩個階段，再評價階段及反思探索階段，詞學領域的一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糾正，有些項目被推上日程。例如朱教授所說宋詞風格問題的討論以及詞學理論著作的出版。從整體上看，這二十年是對於之前十七年批判繼承的重新評價及思考。但這二十年，世紀詞學尚未因一九七六年的糾偏而步入正途。真正回歸本位，應自一九九五年開始。這就是當下這二十五年的詞學開拓及創造。例如，二位教授所說詞學本體研究及詞學聲學研究，就是這段時間所取得最重要的成果。所以，討論現狀，對於這二十五年，應當有個準確的論定。剛才施先生講，對這二十五年能不能做定性的一個概括，我覺得現在可能還比較困難，可能要拉開一點時間距離，以後再來看可能會更精準一些。現在我們好多領域，都開始以「新時代」來定性，那麼如果稱「新時代詞學」，看看是否能成立，有沒有前所未有的特殊內涵。二十世紀的詞學研究，剛才施先生講的一些例子，以前叫文學社會學，是基於「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應」的命題來做的，是偏重社會學的或反應論的研究。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來，逐步過渡，到着重於藝術審美的研究。那麼現階段的詞學，或者可以說是詞學的本體研究的時代，或者是詞學的自覺時代。有點這個意思，看看能否成立。對於人物和事件，遠一點看，慢一點下結論，恐怕更合適一些。很多事情，要經過時間的洗禮，大浪淘沙，才能留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中國的習慣是後代為前代寫史，這很有道理。身處於當代做判斷，可能比較困難，遠一點會更准一點。正如二位教授所說，二十一世紀詞學，自1995年以來，二十五年間，確實做了大量工作，出現不少新成果。這二十五年，在二十一世紀詞學歷史發展進程中由開拓期步入創造期，這一時間段擔負兩個不同的歷史使命。開拓期的詞學，在於實現由變到正的轉換；創造期的詞學，在於開闢帶有新時代特色的學科理論及布局。前者針對二十世紀詞學蛻變所進行的一種批判或否定，着眼點在於破；後者針對二十一世紀詞學學科建設的一種創造與發明，着眼點在於立。從開拓期的破，到創造期的立，二十一世紀詞學即從蛻變期注重艷科、廢棄聲學，以外部研究替代內部研究，脫離本位，轉而返歸詞學之正。兩個時期的運轉，表示二十一世紀詞學正進入一個新時代。正如張教授所說，這是詞學本體研究時代，也是詞學自覺時代，這就是二十一世紀詞學的現狀。關於詞學未來的展望，朱教授講的我非常贊同，應該進一步加強詞的本體研究，當然我所理解的詞的本體研究，更多的是有關詞作文本的解讀與研究。以清詞來說，近二十年發表了大量論著，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我總的感覺是，相對於我們在詞學文獻方面所做的基礎建設工作，我們在詞人詞作的深入研究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關於詞學文獻的清理考證當然永遠不嫌其多，而且應該走在一代詞學研究的前頭；但詞學研究的核心還是應該落腳到文學藝術的研究，在詞作文本的細讀、分析與品賞方面。這幾年我一直在讀清詞，四年來讀了清詞別集九百餘家，深感清詞與宋詞的差異之大。現在學界估計清詞大概有三十萬首，我讀下來有什麼感受呢？因為清詞總量甚大，成就自然不容小覷，像唐宋詞中那些膾炙人口、歷久彌新的經典之作可能不是很多，但可讀之作還是非常之多的。但是披沙揀金，其中有很多佳作，也有很多垃圾。我最近在寫一篇《清詞中的七種垃圾》，每一種垃圾都舉些例子。有的人略識之無，就敢照葫蘆畫瓢來填詞，語句幾乎不通，更談不上意境情調。有的人以詞為日課，一天可以寫數十首，幾天就編成一個詞集。清代有數以萬計的詠物詞，除了清初清末的多有感興寄託，很多就是鋪陳故實，割截成長短句而已。清代還有很多「美人組詞」，從清初的沈謙、徐石麒到晚近的況周頤，如果是欣賞女性美或亦無可厚非，但其中確有不少是近乎色情的庸俗無聊之作。其他還有各種各樣的無聊應酬之作、文字遊戲之作等等。如果說過去數十年的清詞研究，如先師嚴迪昌先生的《清詞史》《陽羨詞派研究》《近代詞鈔》等等，更多的是致力於清詞精品的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的工作，那麼隨着《全清詞》的快速推進，數量至夥的整個清詞即將全部呈現在我們面前，選優與汰劣兩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有人來做。在這方面，關於清詞的文本研究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這裡想附帶介紹一下明清詞學課題情況。在近年來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明清詞學所佔比重較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下詞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舉例來說，如沈松勤《明清之際詞壇中興史論》，周明初《〈全明詞〉重編及文獻研究》，葉曄《通代視域下的明詞研究及其思維範式》，胡元翎《明代詞曲互動研究》，岳淑珍《明代詞學理論研究》，王靖懿《明詞特色及其歷史生成研究》，還有我個人近期出版的《明代詞人群體和流派》等等。清代以及民國詞學的課題更多，比較有特色的如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朱惠國《明清詞譜研究與〈詞律〉〈欽定詞譜〉修訂》，曹辛華《民國詞集編年敘錄》，沙先一《清詞經典化研究》，曹明升《清代宋詞學研究》，陳昌強《清代詞學編年研究》，葛恆剛《京師詞壇與清代詞學的演進研究》，劉深《清詞自度曲研究》，高春花《清代詞選學史》等等。這當然不是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的全部課題，但已足以展示明清詞學研究全面推進的態勢。這方面我有一個想法，為了加強詞學研究領域的溝通與協調，《詞學》雜誌或詞學研究會或可定期發佈詞學課題立項與進展情況。雖然查找相關課題並不困難，但加強溝通本身也是學科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從課題研究到論著出版還有一個時間過程，如果在兩年一度的詞學會議上設置一個板塊，讓相關課題主持人談談課題進展情況，對與會人員特別是年輕學者來說，應該不無裨益。對於清詞，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多研究，但相對於數量龐大的清詞文獻，我們仔細閱讀與研究過的其實只是一小部分。清詞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詞作本身的研究外，對明清時期詞譜、詞律的研究也是如此。我最近在做一個明清詞譜的研究項目，對之前的詞譜研究情況作了初步的梳理，發現一些問題。首先從好的方面看，這幾年的詞譜文獻研究做得較好，其中張仲謀先生作了比較多的開拓工作，貢獻較大。張先生是做明代詞學研究的，詞的格律譜產生於明代，屬於明代詞學的一部分，他就做了詞譜基礎文獻的發掘與研究工作。文獻工作很重要，因為詞譜研究到最後，關鍵還是要落實到文獻上。但是作為詞譜學本身的研究，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第一，詞譜的基礎性研究非常薄弱，對於明清詞譜的基本情況至今還比較模糊。詞譜，這裡主要是指格律譜，是從明中葉開始產生的，周瑛的《詞學筌蹄》現在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詞譜，對此張先生有專門的文章論述過。但是從《詞學筌蹄》到清末，總共有多少詞譜？收藏的情況怎麼樣？各自的作者情況如何？這個家底其實至今還沒有摸過。也就是說，我們到現在為止，還不清楚中國編過多少詞譜，留存多少詞譜？更沒有對詞譜做過大規模的整理工作。因此說，詞譜的基礎性研究很薄弱。我想是不是應該編出一份相對齊全的明清詞譜收藏目錄，如果在目錄的基礎上，撰寫明清詞譜敘錄就更好了。第二，理論研究很薄弱。我們現在研究詞譜，比較多的就是把它看成工具書，實際上詞譜為什麼會產生？產生以後效果怎麼樣？這些問題沒有很好地思考過。為什麼會產生詞譜？因為詞的音樂已經消失了，整個明代的詞創作越來越不規範，這種情況下需要有詞譜去規範創作，所以詞譜跟詞的創作關係緊密。現在討論清詞的中興，我們總結了很多因素，這些都有道理，那麼清詞的中興，和詞譜的發達有沒有關係？這裡邊的問題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對詞譜的學術價值，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考慮。第三，重要詞譜的修訂。這項工作現在開始做了，不過也是剛剛進入到我們的視野。詞譜中錯誤的產生，大部分跟它所依據的文獻有關，我們現在採用的格律譜並不是宋代就有的。宋代詞人寫詞，是沒有格律譜的，明中葉之後為了規範詞的創作才產生詞譜。那麼詞譜是怎麼編定的？是依據已有的經典詞作，通過同調名之作來進行互校、歸納、總結，形成詞譜，詞譜依據的文獻很重要。詞學本體研究，與之相對應的就是非本體研究。本體、非本體，如何測試？從整體上看，是對於詞在格律形式和思想內容方面的兩大構成要素，亦即聲學與艷科兩大構成要素的把握程度，看其是否二者得兼，或者有所偏廢；從個體上看，是對於體現詞的本體存在及其構成要素的對象及對象類型，亦即詞調及詞調類型的熟悉程度，看其能否體驗其各自獨有的組合規則及個性特徵。兩種情況，是否得兼及能否體驗，均為詞學本身所須解決的問題，屬於本體研究範圍。除此以外，諸如歷史文化背景、作者生平事迹以及作品傳播等問題，相對而言，應屬於非本體研究範圍。本體與非本體，自身並無高下之分及優劣之別。作為登岸之筏，本體研究及非本體研究，均為填詞與詞學之所需，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就目前情況看，由於整體上的偏廢以及個體上的忽略，詞界對於與艷科相對應的聲學以及與詞情相應合的聲情仍缺少了解。二位教授所說文本細讀及詞調詞律問題，均為詞學本體研究的基礎，值得加以提倡。有一些從篇幅上看不是很厚重的書，比如龍榆生先生的《唐宋詞格律》，在有些詞調下面註明了這個詞調適宜於表達什麼感情，這些在古代的書上一般也是有依據的。吳熊和先生的《唐宋詞通論》裏面也有這樣專門一節談詞調的表情。龍榆生先生另有一本書叫《詞曲概論》，這本書我比較看重。這本書上編十章主要探討詞曲的起源，論述詞曲的發展和演變，介紹唐宋詞、元曲、明清傳奇重要作家的藝術成就和作品的思想內容，以及評價這些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下編六章着重探討聲韻對詞曲的作用，根據同聲相應、異音相從和奇偶相生、輕重相權諸法則廣舉例證，闡明詞曲中平仄四聲的安排、韻位的疏密和平仄轉換對表達思想感情的關係。我個人認為，該書的價值尤在下編。上編各章中論詞曲的發展與嬗變，雖然也有作者的生平研究心得，而近數十年來新問世的詞史、散曲史等等，即使說不得後出轉精，至少在材料的豐富翔實與論述的細密程度上已有過之。下編各章所論述的內容，如《論平仄四聲在詞曲結構上的安排和作用》《韻位疏密與表情的關係》《韻位的平仄轉換與表情的關係》等，近數十年來幾乎無人提起，彷彿斯人一去，此話題亦如《廣陵散》成為絕響。這一方面也許恰恰是作者當年從朱祖謀、況周頤問詞受業時的真傳所在。詞畢竟是「倚聲之學」，節奏與聲情的關係正是作詞者與讀詞者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命題。對於一般讀者來說，也許一下子很難理解為何句腳字多用仄聲，所構成的拗怒情調吟唱起來彷彿要發生一種激越凄壯的感覺，但這不妨事。一方面作者在文中提供了不少詞作可供我們嘗試，另一方面，即使沒有找到感覺，這方面的能力是可以漸漸培養起來的。二位先生都講到聲調之學，這也是詞學研究的一個難點。我們現在看到的詞調，其實最初的時候就是一個旋律的名稱，我們知道旋律肯定有悲傷的、也有歡快的，有豪邁的、也有婉轉的。這是它最初的情況，但旋律在演變和流傳過程中會發生變化。有的詞調最初的旋律是比較悲哀的，這由它表達的內容所決定，但在以後的流傳過程中可能逐漸變舒緩，《臨江仙》就是如此。詞調的發展很有意思，在發展過程中它的情感會發生變化。落實到具體的詞人，他為什麼會選這個調？一個可能取決於詞調本身跟他的情感之間是不是有一種默契，另外還涉及到他對這個詞調是不是熟悉。所以是一個複雜而有意思的話題，也涉及到音樂和文學的關係問題。詞學研究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詞的音樂基本消失了，很難復原了，現在只能看到一些記載。根據這些記載去揣測大概情況怎麼樣，理論上的研究可以，但要把它恢復就比較困難了。當然我們還保留了個別的一些音樂譜，比如說姜夔的「旁譜」，但也有一個翻譯的問題。中國古代記譜的方式比較特殊，不像現在西方的五線譜記錄比較準確，我們需要轉換成現在通行的譜，已經有學者在姜夔旁譜等音樂譜的翻譯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翻譯的準確度還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詞的音樂基本上是消失了，但是配合音樂的歌詞還在。現在聲調之學要做的工作，就是通過留下來的歌詞來反推它當初大概的音樂樣。比如說韻位，是稀還是密，如果是比較稀的，可以想像大概當時聲情是比較悠長的。如果是比較密一句一韻的，會不會類似於我們現在進行曲呢？這個就是現在聲調之學要研究的，詞的研究難，恐怕就在於詞樂的消失。
龍榆生對於詞學聲學研究的一大增添，在其於諸家圖譜之學外，別為聲調之學。就科目自身看，明清二代的圖譜之學，至萬樹《詞律》已相當完備。但其題曰「詞律」，並非律呂之「律」，只是於形式格律，排比平、仄之出入以及斟酌字句之分合（參龍榆生評萬樹語）。龍榆生的增添，着重在於考辨詞中所表之情與曲中所表之情之是否互相應合的問題，也就是聲情與詞情如何配搭的問題。龍榆生的聲調之學，通過具體事例，辯駁聲情與詞情之合與不合問題，他的考辨並非孤立靜止地看待形式格律和死守平仄四聲，而是通過創作實踐將同一詞調的不同作品加以比勘，對其聲情與詞情相合或者不相合的狀況進行周密的論辨。諸多事證，對於擇腔填詞具有示範作用，對於詞學聲學研究，亦具指導意義。我們講每一種詞調和哪一種感情相對應，不能絕對化。比如蘇東坡的《江城子》，他用這個詞調寫了「老夫聊發少年狂」，這是東坡豪放詞的代表作，但他同樣也用這個詞調寫了「十年生死兩茫茫」，情調與風格是不一樣的。因為缺乏古代樂譜史料，寫音樂史的人非常困難，《詩經》音樂不存在了，像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其中講《詩經》中包含的各種曲式，就是採用我們現在的這個方法——因詞求聲。楊先生通過《詩經》的詞句分段等等，歸納為十種曲式。這十種曲式，沒有樂譜數據，全是看詩經的文字分段。這一種是主歌加副歌模式，另一種是男女對唱模式。我2001年在雲南麗江看到納西族古樂演出，演奏了兩首宋詞，其中一首是周邦彥的《大酺》。主持人是納西族的文化奇人宣科，他說「你們都說宋詞音樂失傳了，我們這裡還在。『禮失而求諸野』，中原的樂工散到我們雲南來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滿江紅》只是歌詞。這個歌詞怎麼填？雖然可以模仿前人之作，所謂依詞填詞，但失去音樂之後，總是不太方便，也容易不規範。於是我們根據留存的經典作品，通過同調名之作的互校，把它總結出來，變成格律譜。所以詞譜是後來才出現的，更準確地說，是明中葉以後才有的。詞譜就是一個個詞調的集合體，所以詞調研究和詞譜研究是一致的。龍榆生說，中國倚聲填詞至張炎始有專門之學。張炎《詞源》二卷，上卷專論宮律，屬於樂曲方面之事；下卷專論作法，屬於填詞方面之事。基本上依詞體在聲學與艷科兩個構成要素立論。張炎之後，歷經元明清和民國，直至20世紀30年代，龍榆生撰著《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將歷來有關詞的學問歸結為八個方面，號稱詞學八事。曰：圖譜之學、音律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錄之學。所謂詞學八事，標誌着詞學學科的正式確立。20世紀50年代，趙尊岳將八事減為六事，有詞中六藝之議；至20世紀80年代初，唐圭璋於八事平添二事為十事，詞界亦頗推崇。但諸家所歸納及劃分，其實只是牽涉到詞的兩個方面學問，一為詞的批評，另一為詞的考訂，就是沒有將詞的創作算進去。20世紀80年代中，撰著《夏承燾與中國當代詞學》，我將龍榆生的詞學八事縮減為三事。曰：詞學論述，詞學考訂，詞的創作。當時，詞界對於詞學範圍究竟應當包括哪一些，也曾有過討論。大致而言，經過龍榆生的綜合與提升，千年詞學已從張炎所創立的專門之學轉變成為一門獨立的詞學學科。進入二十一世紀，人物世代發生變換，但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事件詞學自身仍在繼續推進當中。這就是說，二十世紀由龍榆生所開創的詞學學科，仍將繼續成為二十一世紀詞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這是我對於詞學研究的當下及未來走向所作推斷。提到詞學的學科建設問題，正如剛才施先生所說，人們會首先想到龍榆生的《研究詞學之商榷》。如果說傳統的詞學還是自然而散漫的，那麼20世紀的詞學家已經在着意於詞學體系的建構了。應該承認，龍榆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勾勒出詞學的八個分支學科，對於詞學體系的科學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今天看來，其所謂「詞學八事」中大多屬於考信徵實的文獻工作，屬於理論研究的只有「詞史之學」和「批評之學」。如果說就傳統詞學的梳理總結來說大致不差，那麼從新時代詞學的發展祈望而言，我們更希望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之一翼。文獻工作當然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我們現在所做的許多工作，都有賴前輩學者提供的文獻基礎，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也確實對前輩學者的文獻建設工作充滿敬意；但從新時代詞學的學科體系的建構來說，我們承認在詞的文體個性探索、詞的創作與發展規律以及歷代詞學批評範疇等理論研究方面，現當代詞學家也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相對於文獻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們的理論研究還是偏弱的。從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來說，理論研究與文獻建設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我曾經說過，現當代詞學家可以大別為兩類：一類屬於學問家，所做的工作偏重於詞的文獻學研究，包括詞樂、詞律、詞韻的考訂，詞人生平考證與年譜編纂，詞集版本、校勘、箋注與詞作輯佚等等；另一類才是狹義的詞學家，所做的工作偏重於詞的藝術學研究，包括詞的藝術個性或審美特質的探討，詞的創作規律與表現手法之分析等等。這兩類詞學家的分別，有點近似於史書中「儒林傳」與「文苑傳」之別。因為現當代多崇尚實學，所以前一類詞學研究成就突出，掩映前人，而後一類則稍顯薄弱。以葉嘉瑩先生的詞學研究為例，和當代很多詞學家不同的是，葉先生的詞學不在於做「學問」，不在文獻的考信徵實，而在於對詞之藝術與審美特質的持續探索。雖然在這方面，古人已經有許多真知灼見，有許多精到的表述，但這些只能是向著終極目標的無限接近，在詞學本體論方面，仍有探索與提升的空間。比如葉嘉瑩先生近年來把詞的審美特質概括為「弱德之美」，就是她近二十年覃思精研的結晶，也可以說是當代詞學最重要的理論成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將來的詞學家評說現當代詞學，文獻方面的成就或被超越，而「弱德之美」的說法卻是繞不過去的。現在的問題是，詞學研究如何來進一步推進？施先生今天的話題除了現狀之外，恐怕還要談談未來怎麼做。現在詞學研究一方面越來越有希望，另外一方面又越來越難。我有時候跟老師們交流，都說現在的博士選題越來越難選。為什麼越來越難選？好寫的別人都寫過了。比如說我們現在做秦觀詞的研究，徐培均先生編了《秦少游年譜長編》《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淮海集箋注》，基本的文獻工作差不多都做完了，要把研究再推進一步，有大的突破，真的非常困難。所以詞學接下來到底怎麼做，到底要從哪些方面來繼續推進？這恐怕要從戰略上來思考一下。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剛才講詞學文獻的編纂與修訂，這是看得到的成績，那麼當下的詞學研究有沒有問題，問題在哪裡？這是需要深思的，尤其是我現在在編《詞學》，更要考慮。施先生對詞學作了一個很好的解釋，這個學科是龍榆生先生定下來的，就是他在《詞學季刊》創刊號上發的一篇文章《研究詞學之商榷》，規定了詞學研究的八事。當然後面還有不同的說法，比如唐圭璋先生就在這個基礎上加了一些。施先生對此也是有考慮的，他講到千年詞學的兩個關鍵詞，聲學與艷詞。我覺得施先生的提法非常好，我理解這兩個關鍵詞就是音樂和文學，這也是施先生最早研究的詞與音樂關係的一個拓展。因為詞本身就是音樂文學，核心就是這個因素。從研究的層面講，還有一部分，是施先生剛講到的考訂，就是詞學文獻。我理解詞學的研究，從大的方面講，就是詞本體的研究、文學的研究、文獻的研究這樣三塊。那麼，現在的詞學研究在這三塊裡邊缺少了什麼？就文學的研究而言，上面講到的二十世紀後期詞學的全面復興，包括風格、內容的討論，詞學理論的研究等，都是屬於文學的範圍。至於詞學文獻的研究，如上所言，已經取得明顯的進展。這兩塊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做得很好了，事實上可做的工作還有很多，但是初步的成果已經看到了。那麼現在缺什麼？我覺得缺少的就是詞的本體的研究，包括詞譜、詞樂、詞韻等的研究。這一塊現在有沒有？肯定是有的，施先生的成名作《詞與音樂關係研究》就可歸屬於這一塊。另外這幾年也有一些學者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如謝桃坊先生、田玉琪先生、江合友先生、蔡國強先生，還有張仲謀教授等等，都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和文學、文獻相比，這一塊整體上還有不少距離。我覺得目前這一塊的研究主要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從整個詞學研究的格局看，所佔比重太小。以《詞學》為例，《詞學》現在收到的文章，百分之八十集中在詞史和詞論方面，但這兩方面恰恰是不太能體現詞體本質的部分。詞史研究的一些內容和方法，同樣可以用在詩歌上，甚至用在散文上。比如關於作者生平，創作背景的研究，詞和詩歌、散文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體現不出詞的文體特色，所謂「別是一家」，到底「別」在哪裡？因此詞史和詞論的研究是必須的，而且從目前來看，還會是主體，但這塊研究的比重太大，難以體現詞學本身的特色。二是詞的本體研究本身也存在諸多不足，我剛才已經講了詞譜研究的三方面問題，這裡就不再展開了。因此說，今後一個時期的詞學，本體研究恐怕是最需要加強的一個領域，我們對此非常期待。朱惠國教授提到詞學研究如何進一步推進，對我有所觸動。我想作為一個學科來說，有學科特色，也有學術特色與話語特色。像詩學、詞學以及小說學、戲曲學這樣基於文體而形成的學科，其學科特色往往是恆常的、穩定的。如詞學之重聲韻、主寄託、崇婉約，講求弱德之美，都是從「別是一家」基礎上延伸出來的學科特色。而我們說一代有一代之詞學，主要是講學術特色和話語特色。這方面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要重視現代科技發展對人文學科的影響。施先生在評價張宏生教授主編的《全清詞·嘉道卷》時有「線上線下」朱祖謀之說，雖然只是一種拈連式比況，但也反映了新興學術崛起的態勢。1980年代講的系統論等等新方法是具體方法，現在看只是當代學術史上的一朵浪花。現在各種各樣的數據庫與電子檢索工具，如雨後春筍，如春草怒生，令人目不暇接，也讓我們時有瞠乎其後之感。尤其引人注目的如王兆鵬教授的數據庫開發和編年系地平台建設，清華大學劉石教授創辦的《數字人文》雜誌，浙江大學徐永明教授團隊的人文地理信息數據庫與學術地圖的開發利用等等，都是基於計算機與數據庫技術來撬動人文學科的發展，其中包括詞學而不限於詞學。這些不是一般意義的工具手段，它會進而影響學術思維和學術格局，成為今後一個時期學術發展的生長點與推動力，也是有別於傳統學術的重要特色。詞學的自覺與自覺的詞學，兩個不同的概念合說一個問題。表示詞學既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研究詞學的人也當有所建立。詞學的自覺，從溫庭筠開始，經過張炎，一直到龍榆生，表示作為倚聲填詞的專門之學，已成為一門屬於填詞與詞學所獨有的詞學學科；而自覺的詞學，則表示從倚聲填詞的專門之學到獨立的詞學學科的確立是一種有意識的創造與發明。例如，龍榆生的詞學八事，分開來看，是八個分散的科目，但合在一起卻成為一完整學科。龍榆生的綜合與總結，是從多到一的歸納與提升。龍榆生的「商榷」，屬於研究之研究，他所確立的學科，屬於研究詞學的學問，我稱之為詞學學，並將其推尊為中國詞學學的奠基人。施先生提出的「詞學的自覺與自覺的詞學」，很有思辨意味，而這提法本身就正彰顯着以施先生為代表的當代詞學家的自覺意識。我想，當李清照《詞論》提出詞「別是一家」時，其有意強調詞與其他文體不同的另類特徵，就已經標誌着詞學的自覺了。當朱彝尊編纂《詞綜》時，那種指點今古、重開詞學正朔的氣概，也顯示了清初詞家的使命與擔當。當然，到了二十世紀，龍榆生先生髮表《研究詞學之商榷》，初步勾勒出詞學的學科體系，就更代表着現代詞學的自覺。然後到了這個世紀初，施先生連續發表了一批有關詞學史反思的文章，包括《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現代化的傳統文化——關於二十一世紀中國詞學學建造問題》（載《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文集》2005年版），《詞學的自覺與自覺的詞學——關於建造中國詞學學的設想》（載《詞學》第十七輯2006年版），《中國今詞學的開闢與創造——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書後》（載《暨南學報》2016年第四期），還有今年發表的《千年詞學通論——中國倚聲填詞的前世今生》（載《西北師大學報》2020年第三期），一直到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施議對論詞四種》之《詞學科目述要》，施先生在倡導詞學自覺、打造詞學學方面，近二十年來是一以貫之的。說到「自覺的詞學」，我個人以為，體現在詞學研究方面，應該至少具備四種意識。其一，是詞體個性意識，就是我前面說過的，要尊重詞的文體個性，把詞當詞來讀，把詞當詞來研究，這是「別是一家」之說在詞學中的延伸。其二，是詞學本體意識，就是詞學研究首先應當圍繞詞學本體展開。這就是朱惠國教授前面一直在強調的問題。當然，如《全宋詞》一直到《全清詞》這些總集，可以說是數據淵藪，所以有人憑藉其研究樂舞、民俗，也有人從中打撈小說、戲曲的研究史料。這就像陳寅恪先生《金明館叢稿》中《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或是《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以詩證史或詩史互證，當然均無不可。但是，作為詞學學科中人，自然應以詞的本體研究為中心。其三，是詞學學科意識或整體意識。作為一個詞學研究者來說，你可以只研究詞譜、詞韻或詞學史等等某一分支，也可以只做宋代或清代的斷代詞學研究；但作為一代詞學的學科帶頭人，包括詞學研究會的領導集體，以及《詞學》這樣的專門刊物，就不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而應該有統攬全局的意識與綜合調度的能力。其四，是發展創新意識。一代有一代之詞學。如何構建新時期詞學的學科體系、學科特色與話語體系，就是擺在我們這一代詞學家面前的重要課題。而且，這已不僅是意識之有無問題，而是眼光和能力問題。能否目光如炬，預見詞學發展的走勢，能否革故鼎新，引導詞學的發展，正是我們這一代詞學家能否有所作為的關鍵。「詞學的自覺與自覺的詞學」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體現了施先生對詞學發展的一些思考。「詞學的自覺」主要突出詞學的獨特性和獨立性，而「自覺的詞學」則更多表現為對詞學學科建設的創造性，對此施先生剛才已經作了簡要的闡釋。其實詞學作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龍榆生先生的貢獻，主要在於將它系統化，並明確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來。龍先生之後，其他學者也在此方面作過努力，比如唐圭璋先生等，至於施先生自己，更是作了比較深入的思考。現在要對這門學科重新加以審視，並有意識地創新，其實並不容易。張教授提出「四種意識」很有眼光，對今後的詞學研究具有指導意義。我現在想到的是，從詞學學科建設的角度出發，是否可以有意識地作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學科的精細化和具體化，就是將龍先生描述的詞學八個方面作進一步的細化。龍先生當年提出詞學八事，只是一個粗略的框架，許多方面還來不及精細闡述，如果我們將其作更加全面、深入、細緻的規劃，可以使這門學科更加科學、更加周全。二是學科發展的均衡化，就是在總結最近幾十年詞學研究狀況的基礎上，看看哪些方面存在不足。龍先生提出詞學八事，構成詞學學科的主要內容，這八個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廢。三是學科發展的與時俱進。龍先生髮表《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距今差不多有九十年了，期間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現在提出詞學學科的建設，一方面要遵循學科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要融入現代社會的科學理念，體現出社會進步、研究方法改善對詞學研究帶來的新變化。決定一個社會發展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學術研究也是如此。但近期來看，在文學的研究、文獻的研究相對成熟的情況下，詞本體的研究，也就是與聲學關係比較緊密的這一塊，包括詞譜、詞樂、詞韻、聲調之學等等，今後的比重會逐漸增加。這也是均衡發展的問題。從施先生當年寫《詞與音樂關係的研究》開始，聲學的研究實際上是很沉寂的，二十一世紀的詞學，這一塊應該逐漸加強，這樣才能使整個詞學的研究更加平衡、更加豐滿。二十一世紀詞學，經歷第一代傳人及第二代傳人，已由開拓期進入創造期。當下1995年之後出生的第三代傳人也已登場。作為不同世代的詞學傳人，相信都能明確各自的承擔。期待創造期的二十一世紀詞學，返本歸真，獲得更加豐盛的成果。
施議對，1940年生，臺灣彰化人。先後師從夏承燾、吳世昌等詞學大師專攻詞學。1988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繫畢業，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硏究室硏究生結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碩士、文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副硏究員、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副院長等。現為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硏究中心學術顧問、河南大學兼職教授。所撰博士論文《詞與音樂關繫硏究》，學界譽為近百年來詞學集成之作（徐穎、鄧海雲《依靠本國專家學者培養高級人才》，1987年5月13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幷依吳世昌結構分析法，倡為詞體結構論，以示門徑。
張仲謀，1955年1月生於江蘇沛縣。現為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詞學硏究會副會長，中國明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及一般課題5項，出版著作10種，其中《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及《懺悔與自贖》獲江蘇省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奬，《宋詞欣賞教程》為江蘇省高校精品教材，《明詞史》獲第四屆夏承燾詞學奬一等奬，《明代詞學通論》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朱惠國，1957年生，男，浙江鎮海人。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博士學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詞學》主編，兼任中國詞學硏究會副會長、中國李清照、辛棄疾學會副會長、中國秦少遊學術硏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夏承燾硏究會（籌）副會長。近年主要從事晚清、民國詞的硏究，其學術觀點已引起詞學界的廣泛關注，其中對中國傳統詞學現代化進程的梳理與考察、對晚清民初詞學家三種類型的表述與分析，對民國詞硏究的設想等，均是全新的學術觀點，已為詞學界所認同。所著《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硏究》獲第五屆“夏承燾詞學奬”一等奬、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代表性論文被《文學遺産》網絡版“論文選萃”欄目收錄，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幷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