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诗人死了？！——当代中国诗人之死（一）
目录
（一）食指：“相信未来”与“热爱生命”
（二）北岛：“我不相信”与“我只想做一个人”
（三）舒婷：“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与“理想使痛苦光辉”
（四）顾城：顾城三部曲及其他
（五）海子：海子三部曲及其他
◆诗人档案：
食指，男，原名郭路生，1948年生于山东。……
北岛，男，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
舒婷，女，原名龚佩瑜，1952年生于福建。……
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993年死于新西兰激流岛。
海子，男，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1989年死于河北山海关。
关于“诗”与“诗人”，据说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定义：诗是诗人说的话，诗人是写诗的人。在这个循环定义中，典型地表现了当代中国诗的无名性和失语性危机。“诗”与“诗人”失去了自己的规定，演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
但是，诗人，按照他的本来含义，是在无意义中创造意义的价值填充者。而诗，则正是这样一种价值填充。诗人是运用诗这一“杠杆”翻转世界（将世界从无意义状态翻转为有意义状态）的人。但诗人却需要一个“阿基米德式支点”——价值信念。若他本身失去了意义的支撑，又怎么指望他创造意义？因此，诗的死亡正是根源于诗人自身的死亡。
“诗人死了！”这是如“上帝死了！”（尼采）和“人死了！”（福柯）等同样真实的事件。这是二十世纪世界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这一事件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在中国大陆简略而又迅速地重演了一番。
早在1988年，诗人哲学家刘小枫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就阐述过“诗人自杀的意义”。据说，中国诗人除屈原外，并无更多自杀先例。中国传统文化为诗人提供了审美逍遥的境界——庄禅境界。从陶潜到苏轼，中国传统诗人在这一境界中适性得意。他们或佛（诗佛王维），或道（诗仙李白），或儒（诗圣杜甫），或入世或出世，既不会精神分裂，更不会自杀杀人。只是到了现代，当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已经支离破碎而又尚未重新整合时，诗人自杀这一重大文化事件才会一再发生。
但是，诗人即使不自杀，仍然不意谓着有什么出路。刘小枫指出：诗人“没有出路的情形只有三条退路：自杀或疯狂，是第一条退路。……第二条退路是杀人。……第三条退路是麻木或沉醉。”[1]这些预言在后来十年中国大陆诗坛中不幸言中。
1989年，诗人海子死了。生前他几乎不为人所知，死后声名与日俱增；
诗人北岛流亡异国他乡；
诗人舒婷走向散文；
诗人食指陷于疯狂；
1993年，诗人顾城之死曾引起过一阵轰动。这是世纪末中国文化人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文化蕴含，人们作了诸多评说；
而在他们身后，则是一群“麻木”或“沉醉”的诗人。……
相隔数年，当代中国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死以及诸多诗人作为诗人之死，给这个世纪末的中国文化人留下了一个神秘的心灵黑洞。
海子和顾城的自杀（海子是自杀，顾城是杀人自杀）以及其他诗人的准自杀或类自杀方式是真正诗人的自杀方式。这就是说，除了一些外在的原因之外，诗人之死的主要原因是绝对内在的。在他们留下的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走向死亡的心灵轨迹，发现他们走向死亡的必然逻辑进程，而这一进程又多少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必然历史进程。
如今，“崛起的诗群”早已成为散落的碎片。而我们至今珍藏的则是这样几位诗人肖像：他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尚待评说，但是，他们曾经一度甚至几度是新诗热潮的焦点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他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标志：真正的诗人是以诗为自己存在的方式。他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常人所不愿和不能付出的代价。
我们力图以这样几位诗人为基本座标，描画一群“崛起”的诗人从“前崛起”状态到“后崛起”状态的心灵轨迹。
这不是为诗人的错误和罪行辩护，而是为安息诗人的苦难的灵魂祈祷，——为他们对自己信念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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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依然记得：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位列宁的警卫员名叫瓦西里。在革命与战争的苦难岁月里，有一次他安慰自己的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说：一切都会有的！”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所具有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称为“历史理性”。
这种历史理性相信：历史总趋势、总方向是上升的、前进的，尽管道路曲折反复，历史究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一切都会有的！”
但是，这种历史理性本身包含一个悖论：“一切都会有的！”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的生命也在分分秒秒之间一点一滴地消失。而没有“我”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这种历史理性必然要求人们弃绝人的现实生命，弃绝人的个体生命，必然要求人们以牺牲过去、现在来创造未来，以牺牲“小我”来奉献“大我”。这种信念可以称为“生命激情”。
“历史理性”加上“生命激情”，这就是“红色”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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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食指
当时，像食指等的“白洋淀村落”和北岛、芒克等的《今天》这样的青年地下诗群，“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虽然他们在自身的磨难中对于所谓美好的社会现实逐步怀疑起来，但在他们灵魂深处，却依然残存着这种“红色”情结。
食指正是这样一个代表。1968年，他在北京写下了他的第一首代表作——《相信未来》：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相隔十年，他的信念依然那样坚定执着。1979年，他在北京写下了他的第二首代表作——《热爱生命》：
但我有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
虽是屡经挫败，我绝不轻从。
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
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这种“相信未来”的历史理性和“热爱生命”的生命激情，正是以食指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基本信念。但这一信念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关键在于：一个“自我”正在觉醒。这个“自我”正在毁灭他的信念。
对于“红色”文化精神来说，一个真正“相信未来”的人，应当信奉历史“铁律”。而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则应当以血肉之躯来奉献历史：做路边的小花、小草，做铺路的沙子、石子，甚至炼成“钢铁”，做“齿轮和螺丝钉”。在历史车轮滚滚运转中，生命多么微不足道！因此，只有真正无私、忘我的人，才能确立这种信念。
但是，“崛起”的“自我”必将毁灭这种信念的根据。“自我”，不愿继续充当历史的手段或工具，但也不能充当历史的目的。因此，“自我”真正觉醒的人，必不因历史而弃绝生命，而将因生命而弃绝历史。
但食指却陷于两难。在他前后相隔十年的这两首代表作中，尽管基本信念始终一贯，但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前一首，诗人主要寄希望于“人们”或“他们”：“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这仍然是五、六、七十年代人们的主要心态。虽然诗人并不是一个“听话”、“跟着走”的乖孩子，虽然诗人对于当时人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习惯成自然，诗人还是在期望自己能够在未来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承认。后一首，诗人主要寄希望于“我”：“的确，我十分珍惜属于我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荒草野径”，“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这已经是八十年代人们的主要心态：“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未来是属于他人的，而生命则是属于自我的。因此，“相信未来”是相信他人，而“热爱生命”则是热爱自我。但诗人还是在两可之间，他无法弃绝什么，左也留恋，右也向往。诗人最终陷于疯狂，尽管他的疯狂有着生理的和心理的病因，但是，从诗人的文化人格来考虑，正是在这种左右两难中，他最终因“自我”与“他人”的分裂而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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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指的“相信未来”与“热爱生命”象征了一代人的迷惘和探索。虽然如食指等极少数诗人始终在二者之间彷徨，但绝大多数诗人却发出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呐喊：“自我”！“大写的人”！这引起了一片广阔的和遥远的回响。这是朦胧诗。
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诗坛，正是一片精神废墟。当时新诗千篇一律（按照徐敬亚的描述是：“古典+民歌”、“外在描写的场面”+“被某种政治倾向规定了的一致性表态”[2]）。但是，一个青年诗群早已在地下涌动着。到了八十年代，他们终于崛起。有三篇诗论成为这个青年诗群崛起的宣言：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仿佛一轮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朦胧诗给我们带来了清新的声音和亮丽的色彩。这是一场精神瀑布，在当时时代所造成的巨大落差下，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冲击。凡是经历了这一诗潮洗礼的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感应。
顾城曾经说过，朦胧诗是一代青年自我表现的歌。这是刚刚从一个毁灭“人”、毁灭“我”的时代中逃出来的一代青年，这是他们写出来的一首首迷惘的诗，唱出来的一曲曲迷惘的歌。在自我毁灭的一片空白中，他们写着最新最美的文字，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也许，他们一度重建了“自我”。他们在迷惘中探索，周围是一片朦胧的风景。
朦胧，介于鲜明与模糊之间。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为代表的新时期朦胧诗人，就他们对现实的拒斥说，无疑是鲜明的，但就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说，则是模糊的。例如北岛诗作《迷途》，被公认为朦胧诗代表作，正是具备这一特征。因为现实——一切反人性的、反人道的现实是那样的顽强，而理想——一切人性的、人道的理想却是如此软弱，除了“人”呀、“我”呀几个抽象原则之外，就几乎一无所有了。
朦胧诗开辟了一代青年自我回归的路。诗人告别了历史的阳光道，通过诗歌架设着自己生命的独木桥。这竟然引起了一场有关朦胧诗“懂”与“不懂”的争论。面对朦胧诗反对者们，舒婷曾经自信地和高傲地宣称：“你们不懂，你们的儿子、孙子会懂”[3]。这句话表明了，朦胧诗人虽然努力于弘扬生命激情，但却依然残存着历史理性。他们开始回归自我，但却尚未达到自我中心主义。这个“自我”还有许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等。因此，这是一些“大写的人”。
在朦胧诗人中，徐敬亚曾经提出“引发全局的六位先锋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和梁小斌。[4]我们以前面三位诗人为代表，揭示朦胧诗人所走过的三条典型路径。
[1]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76~77页。
[2] 参见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第54、60页。
[3] 引自同上书，第128页。
[4] 参见同上书，第120~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