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专题】逻辑和政治口号
逻辑和政治口号
文/夏年喜
01
政治与口号
英文slogan一词在汉语中有两个对应词：既可以翻译为“口号”，也可以翻译为“标语”。口号是呼喊出来的，诉诸人们的听觉；标语是书写出来的，诉诸人们的视觉。口号这种声音形象只有在特定场合例如某种公众集会场合中才能使用，因而受到时间、地点以及其他诸种条件约束。比较而言，标语可以突破这些约束条件。但是，视觉形象只有转换为听觉形象，才能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每当我们看见一幅人们书写的标语时，就仿佛听见人们呼喊的口号了，由此激动我们的大脑神经，加速我们的心跳、脉搏以及血液循环。因此，写给人们看的标语隶属于喊给人们听的口号，口号优先于标语。
口号和标语是诉诸于公众的。因此，在任何私人的关系和交往中没有创造和使用这种文本的必要和可能。因为政治是一种公共的行为，所以正是在政治这种公共行为中，口号（标语）这样一种语言文字形式得到了最广泛、最持久的运用。政治，需要社会动员，而口号则是社会动员最方便、最实用的手段。社会动员，需要意识形态，如以“天命”、“神意”、“普遍理性”、“历史规律”为其合法性论证等，而口号则是意识形态的高度浓缩、高度提炼。对于经历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人们来说，许多政治口号依然封存在记忆里，印象非常鲜明。而对于从和平与建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则对于政治口号的敏感性减弱了，对于商业广告的注意力增强了。当然，商业广告和政治口号间，除了内容不同之外，形式同样有别：尽管商业广告像政治口号（政治标语）样利用各种建筑、笔墨、纸张媒介书写出来，甚至各种纸质、音像（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媒体书写以至演示出来，但是商业广告像政治口号样在公众场合下呼喊出来这样一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商业广告只是诱导人们消费兴趣、投资兴趣，通常并不需要社会动员、意识形态，反而需要以私人利益、个性需求来伪装自己。但是，当今时代，商业广告与政治口号间正在趋同：在某些场合下，为了制造某种时尚，许多媒介、媒体喜欢制造商业社会动员，如“××总动员”等，以至制造商业意识形态。
口号在中国一直很受青睐，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论是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在他们居于统治地位之后，都或多或少提出过口号，或是以此唤起民众起来推翻现任统治者，或是籍此巩固统治者的地位。每个人都可以列举出很多的口号，并用这些口号串起一部中国历史。
既然口号大量存在且影响巨大，对口号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口号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研究，如从心理学的角度、语言学的角度、符号学的角度。本文只是想从逻辑的角度来审视一下政治口号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好的口号应该具备的逻辑特性。
02
口号与假言命题
假言命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语句形式，在政治口号中也时常出现，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
假言命题是有真假的，真实的假言命题不可能前件为真而后件却为假，所以基于真实的假言命题在已知前件为真的情况下是可以必然得出后件一定为真的。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假言命题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推理，其中前件是推理的前提，后件是推理的结论。比如说，“if a≥b and b≥c, then a≥c”，可以表述为“a≥b and b≥c, therefore a≥c”。这个推理是有效的，因为前提真而结论假对该推理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就是衡量假言命题真实与否的标准。
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口号相应的推理是“老子是英雄，所以儿子是好汉；老子是反动的，所以儿子是混蛋”，这一推理很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有太多的反例存在，而只要有一例老子是英雄儿子却不是好汉的事例存在，有一例老子反动儿子却不是混蛋的事例存在，就足以推翻这个推理。对此也可以进行更精致的分析，因为这一口号实际上涉及到了全称量项，虽然这个全称量项被省略了。如果我们限定论域为人，并用 R(x,y)、 f(x) 、f(y)分别表示“x是y的父亲”、“x是英雄”、“y是好汉”，就有"x"y((R(x,y)Ù f(x))®f(y))。对于这一命题形式而言，当我们以现实世界为模型时，其真值条件是：该命题形式为真，当且仅当用任意一对父子代入时，当R(x,y)Ùf(x)的值为真时f(y)的值也一定为真。每个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这一口号是有逻辑缺陷的，一个有逻辑缺陷的口号又如何能长久呢？！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是何等的气魄。固然这一口号能起到很好的鼓舞士气的作用，能增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固然很多时候口号的提出者只在意口号的这方面的作用，但这一口号必然会带来浮夸之风，这应该是提出口号的人所没有想到的。我们从命题逻辑的角度来说明这点，设p表示“人有大胆”，q表示“地有高产”，该命题的逻辑形式就为“p®q”。若以此命题为前提，再加上“Øq”这一前提，就可以必然得出“Øp”。也就是说，倘若产量不高就说明人的胆量不大。而胆量不大意味着思想不解放，思想不解放意味着不响应号召。不响应号召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如此推论下来，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没有高产。正是基于这样的推导过程，为了表明政绩，便在攀比中把目标中的产量定得越来越高。
可见，政治口号中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并不单单是一个命题，它事实上还给人们提供了进行推理的方向，因此，当我们用充分条件假言命题来表达口号的时候要使之符合这种命题的逻辑性质。
03
口号与规定的语词定义
“规定的语词定义是人们通过约定而规定某些词的含义。这种定义大都用缩写语言表达，用一些简缩的语词表达另外一些比较烦琐的词语。”[1]口号中虽然不会有任何一种形式的定义，但口号与规定的语词定义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相当数量的口号中含有简缩的语词，要明确这些简缩语词的含义，就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语词定义。显然，这种定义的简洁程度与简缩语词所表达的“另外一些比较烦琐的词语”的烦琐程度是成反比的。易于记忆的当然是简洁的定义。口号的作用是宣传，其最终目的是希望接触到口号的人能够把口号所要求的内容落实到行动上，于是这里有了这样一个假设：所有接触口号的人都熟知口号中简缩词语的含义，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这种口号并不与相关简缩词语的定义同时出现，并且也不可能总是同时出现，这实际上就大大地削弱了这类口号的作用。
再者，口号中的简缩语词既然暗含了一个规定的语词定义，而这种定义大都是用一些简缩的语词表达另外一些比较烦琐的词语，这就意味着同一简缩语词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即同一简缩语词从逻辑上说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具体内容，你可以规定它为这些烦琐表达式的简缩形式，别人可以做其他的规定。于是，本是很严肃的政治口号术语就有了别样解释的空间。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严肃对待政治口号中的术语，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对之怀有神圣感，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口号本身，问题其实就出现在我们所习惯使用的简缩语词上，成为调侃对象的都是那些含有简缩语词的政治口号。而它们之所以成为调侃对象，这是由规定的语词定义本身的随意性决定的。由此可见，从口号的宣传效果来考虑的话，口号是不适宜使用简缩语词的。
04
口号与预设
在提出口号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要关注的逻辑问题，这就是预设问题。
什么是预设呢？我国语言逻辑的先驱人物周礼全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在交际语境C中，说话者S对听话者说出一句话语U（FA）时，S预设语词、短语或子句'B’所指谓的对象或事态存在，当且仅当：（1）根据预设规则，S相信'B’所指谓的对象或事态存在并且相信H也相信'B’所指谓的对象或事态存在；（2）S相信H知道（1）。”[2]以“让门开着”来说，说话人相信门开着并且相信听者也相信“门开着”是真的，所以，“让门开着”预设“门开着”为真。说话人之所以说“让门开着”，或是因为有人正准备关门，或者虽然没有人正准备关门但说话人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倘若没有人正准备关门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人关门的话，说话人所说的就是废话。不仅如此，说话人在没有人准备关门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人关门的情况下说“让门开着”，还会刺激某些人产生关门的欲望，此时祈使句的作用适得其反，除非说话人别有用心，希望有人关门。
05
口号与论证
口号在语言表达上应该是简洁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进行口号宣传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把口号写在横幅上的时候，所写的只是口号本身，我们要让大家接受的也是口号本身，它是不带论证的。但这并不是说口号就不需要论证，口号也是需要论证的。如果在提出口号之前，能追问一下这一口号的合理性，并对口号先进行一番论证的话，就会使提出的口号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所以，提出口号之前的理性思考可以避免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的出台。
口号问世后与论证依然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只生一个好”。为什么只生一个好呢？儿孙满堂不是更好吗？对广大的农民兄弟姐妹而言，尤其是那些第一胎生的是闺女的人来说，你即便是让他天天呼喊这一口号，甚至在他家的墙壁上到处都写上这一口号，他也难以真正认可这一口号。毕竟这一口号与我们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根深蒂固的观念冲突太大，对于这样的口号，如果在宣传的过程中不提供相应的论据，不进行适当的论证，其宣传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宣传效果差，所以在很多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但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需要落实的，怎么落实呢？于是就有了“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四川某县）、“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湖南某县）这样一些带有威胁性内容的口号。这样的口号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是极不协调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应该在怎样让农民朋友接受“只生一个好”这一观念上做文章，在论证“只生一个好”这一论题上下工夫，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而要说服就离不开论证说理。
06
结语
时代在进步，人们对口号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政治口号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在一点一点褪去，人们开始理性地审视所提出的各种口号，甚至还有人对政治口号生出了逆反心理，反对所提倡的，而提倡所反对的。这样的现实状况对口号有着更高的要求。
口号是有好坏之分的，口号的好坏既可以从内容上考虑，也可以从形式上考虑。从内容上看，好的口号要求我们在确定口号的时候，以求实为民为轴心，“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也“绝不可单凭某一部分群众一时特殊的表示及几个领袖一时激愤或悲观的报告，就认定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是如此，而规定或转变我们的口号。”因为“这样的口号在群众中是无力的，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能号召群众的。”[3]从形式上看，好的口号应该没有逻辑漏洞，应该易于记忆，应该有合理依据。
注释：
[1] 宋文坚、郭世铭：《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53页。
[2] 周礼全：《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460页。
[3]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0-11页。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