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蔺政法战线老同志刘代成：忆苦思甜怀往事

忆苦思甜怀旧事  苦尽甘来感党恩政法老干部  刘代成刘代成 口述  李梅 整理”题记：一张纸发黄发霉的奖状，一本本滚烫的荣誉证书，一张张红色的党费证，几十年如一日，汇聚成了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恪尽职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位耄耋老人，精神矍铄，容光焕发，经历了旧社会、新中国及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站起来、强起来到富起来的全过程，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享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容光。他，就是二郎酒厂的退休干部刘代成同志。娓娓道来的是他几十年来浓香积郁的故事。——外甥女李梅

我生于1935年8月14日，1951年当民兵，参加土改。1953年任太平乡武装部中队副队长，同年加入共青团。1954年8月建立平丰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平丰村团书记。1955年入党，1956年在太平区高笠乡正式参加工作。先后在高笠乡、石屏乡、太平乡、古蔺县公安局、二郎酒厂工作（附工作简历）。回忆我的一生，可以说是先苦后甜，尤其是我的晚年生活，更是让我倍感苦尽甘来的幸福。· 1 ·苦难的童年及青少年我出生在古蔺县太平镇平丰村原十三组，小地名凹口上。1953年搞初级农业合作社，我们这个组又叫“东方红”初级社。于是祖母和父辈们商量：将两间草房和两间猪圈出卖给冯少州家，又将一块大田作抵押，利滚利借来粮食，事情才了结。之后，父辈们无房居住，无地耕种，只好各自远走他乡，寻求生活出路，只留下小叔刘述昭给祖母一起生活。我的父亲刘通昭在父辈中排在第二，父亲无可奈何地带领我们一家搬到石亮河上面深山老林磨刀沟，住的是一间茅草房，还幸好主人好心没有收我们房租，这一住就是13年。直到1944年，我母亲用钱赎回一股原来作抵押的土地，又租了刘富朝大爷的房子，我们三娘母才从磨刀沟搬回到凹口上。我的家庭虽然非常贫穷，但母亲省吃俭用送我读了三年的老书，《三字经》、《天生物》等内容至今我还能背诵一些。我的父亲门下有两子两女。我三岁时（1938年）父亲就被迫害去世了，当时母亲还怀着我妹妹，牵着八岁的大儿子去段家弯子、桐子坪等地磕头，化木板做官木、化布做衣服，才把父亲安葬了。父亲被害死后，一家的重担就落在了只有31岁的母亲肩上。当时很多人劝母亲改嫁，但母亲为了我们，从没有这个念头，她常常对人说：“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这几个孩子抚养长大。”一个农村妇女，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一穷二白，真是伸手无借处呀。当时哥哥八岁、姐姐五岁、我三岁，父亲死后54天小妹才出世。我们五娘母，一没有地种，二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住的是茅草房，真是饥寒交迫。为了活命，母亲领着哥哥背煤、砍柴卖来养我们，吃野菜、草头木根成了家常便饭。加上我们住在深山老林，白天，豹子、野猪在坝子里游荡，寻找食物，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野兽的美餐，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晚上，野兽的叫声也叫人心惊胆寒，随时担心野兽会从窗户冲进来，没有睡个一个安稳觉。母亲和哥哥、大姐出去帮人干活，一早就把我和小妹锁在家里，小妹还是奶娃，我也才只有三岁，根本不能照看妹妹。他们常常是早出晚归，我和妹妹也只能一天两餐，天黑了母亲才回来，妹妹才能吃上一口奶，我也常常饿得有气无力。一次，母亲三人一大早就出去帮人，天黑才回来，开了门不见床上的妹妹，到处找，以为是被狼叼去了，后来在床脚底下找到，都哭不出声了，饿得只剩一口气，我也饿得差点昏过去。就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母亲能把我们抚养长大，费尽了千辛万苦，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记得我七八岁时，我和母亲每天到一家做面卖的人家帮忙，一是混口饭吃，二是找点零花钱。一天清早，我和母亲走了十多里路，天刚蒙蒙亮就到了这家面房，母亲让我在外面门口等着，她到面房里面办事去了。我背着一个小背篼，估计能装一升粮食，手里柱着一根拐杖，大概是背着麦子来换面吧。这时，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女的，是这家的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把菜刀，端着一盆水，估计是出来磨刀，突然看到我，大声说：啥子叫花子这么早哦，老娘就砍你几刀。我吓哭了，说：“我不是叫花子，我和我妈天天在你们这里进出，你还装了不认识。”后来，母亲听到我的哭声，出来问这么回事，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我妈说：我们人穷志不穷，今天是腊月十五，你这样欺负我们，又把娃娃吓哭了，回去没有事则罢，有事给你送来。后来，我母亲又找了刘家的几个老辈子评理，那个女主人才给我们赔礼道歉。果然，我回去真的病了十多天，但我母亲也没有把我送到那家面房去扯皮。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也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她说，可能是当时天蒙蒙亮看不清，也就原谅她了。这足以看出母亲的心胸是多么宽广。母亲整天劳碌奔波，积劳成疾。我的大哥刘代学于1944年被捆去当壮丁，1948年该部队起义后参加解放军进驻新疆喀什任少尉军衔，2000年病逝在喀什市。大姐也于1945年出嫁。特别是一想到哥哥才十三岁，就被保长看上，故意安排去吃酒席帮人背背篼，强行抓去当壮丁。母亲知道后心急如焚，走路到古蔺也没有见到儿子一面，大哥一去就几年音信杳无。母亲怎么不伤心呢？天天在泪水中过日子，后来得了肝硬化，母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临死前拉着我的手含着泪水说：“我走后，你们两姊妹去要饭，你一定要让妹走在前头啊，不要被狗咬了。”1951年九月初二，母亲病故了，我才16岁，小妹才13岁。由于没有劳动力，加之天干旱，一年才收斗把谷子，几升高梁、豆豆。我便草草组织把母亲安葬了。1951年土改分到土地了，虽然很高兴，没有劳动力怎能把生产做好呢？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人，都还年纪小，这时，家门中几个老辈子做幺叔刘述昭的工作（因为他是单身一人），要他和我们两兄妹住一家，幺叔同意了，我当户主，用钱要先同幺叔商量，用后要报帐。家里的农活我基本没有时间耕种，全靠幺叔负责犁、耙、耕种等，妹妹就负责煮饭、喂猪、挑水、做自留地等。十三岁的妹妹完全承担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真是人间辛酸都尝尽了。再加上幺叔脾气不好，开口就骂人，甚至还打人。后来经过村长的批评教育，幺叔才对我们兄妹好些。· 2 ·在党工作五十年1953年，国家急需要粮食，开展“统购统销”活动，也叫“卖余粮”、“卖过头粮”。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国家建设，发动团员带头参加，我回去和幺叔商量卖余粮的事，幺叔很赞成，我们主动卖了1000斤粮食。后来，按照国家政策，我们又买回300斤大米急救。由于我思想进步，工作努力，我被选为太平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同年由刘渊华介绍加入共青团。我负责太平村团委工作，太平乡团委一共有团员36人，而我们村团委就发展了30名团员。我也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一次，我和魏正银、魏正华一起到太平乡参加民兵训练，当时魏正银是武装队长，魏正华是文书，我是副队长。训练结束，突然发现九溪口发生森林火灾，于是我们三人毫不犹豫赶到现场参加扑火，衣服弄脏了，还成了大花脸，我们顾不了这么多。经过一两个小时才把火扑灭。这时也完全黑了，我们打着火把各自回家。那时走十几里的夜路完全是习以为常的事。1955年，我报名参军，体检和政审都过了关，可是组织上考虑我家父辈起已有四名军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劳动力，一个妹妹年龄又小，上级领导做了我的思想工作，所以我才放弃了当兵的念头。乡上干部看到我聪明能干，就推荐我参加了乡上工作。于是我就一边负责乡上团委工作，一边抽时间照顾家里的生产。两头照顾常常是早出晚归，每天要步行几十里是常事。

由于我工作积极上进，踏实肯干，我于1955年2月入党，1955年8月转正，由于我是贫农出生，只需半年就可以转正。入党介绍人是地下党员何国明、李仲全。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光荣入了党，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向党组织靠拢，工作的干劲更足了。接着是捷报频传让我喜上眉梢。1956年，我又完成了我人生中一件大事：喜结良缘。同年11月，我正式参工。还记得当时，组织上通知我到走马坝去开会。当时我还脚穿草鞋，衣服破烂，我这个穿着怎么去开会呢？于是我赶快跑回家，和爱人说了此事，马上换上结婚的礼服，小跑到走马坝开会，会上宣布我为脱产干部，让我喜不自胜。我先后在高笠乡工作了四年（1956-1960），在石屏乡工作了两年（1960-1961），在太平乡派出所工作四年（1961-1964），在古蔺县公安局工作十七年（1964-1981），在古蔺县郎酒厂工作十四年（1981-1995）直到退休。四十年中，我工作积极主动，受到领导及群众好评，一张张发黄、发霉的荣誉证书，见证了我工作的全过程。工作中，我任劳任怨，服从组织安排，每一次工作的变动，都不是我自己主动申请，真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特别是从古蔺县公安局调到郎酒厂，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工资也降低了很多。但我是党员，我时刻提醒自己，服从组织，以党的利益为重。在我保存的23张荣誉证中，优秀共产党员就有四次，先进工作者有十五次。还有一些荣誉证书在搬家时丢失了。特别在郎酒厂工作期间，奖状最多。

我的一生都是在与黑恶势力做斗争，从不放过一个罪犯，也从不冤枉一个好人。凡是经过我的手的案子，都有真相大白的时候，惩戒了罪犯，也查清了很多冤假错案，还好人一个清白。在郎酒厂工作期间，破案无数起，为郎酒厂挽回无数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那是1988年11月，郎酒成品车间仓库内郎洞商标被盗2000套。接到案子，厂里立即成专案组，我便全力以赴、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案子破案侦察工作。召开职工动员大会，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分析摸排，还利用夜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经过28天的侦察，终于破了案。在侦破商标案的同时，还破获了近几年来的七起案件，做到了“破一案带破几案”。同时为郎酒厂挽回几万块钱的经济损失。（来自“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文件蔺郎人（89）字第13号关于对销售部郎酒成品车间商标被盗案的情况通报”）。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厂里也对管理中出现的漏洞进行了整改。从此，郎酒厂也风清气正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茶余饭后谈到28天破获8件大案，都对我竖起大拇指。1992年5月，我被郎酒厂评为助理政工师任职资格。由于长期的日晒雨淋，老家的房子垮塌了。调到郎酒厂工作以后，我们在郎酒厂有了自己的房子，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于是我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为郎酒厂的安全保卫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也领到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我倍感荣耀。

· 3 ·幸福的晚年生活我和爱人王宗英共同养育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多数都子孙满堂。我的爱人吃苦耐劳，年轻时我长期在外面工作，家里的重担全落在她肩上。不仅要抚育孩子，还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种自留地，喂牲口。特别是遇到天干旱，每天天没有亮，就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直到孩子长大了，才减轻了她的负担。把孩子们的婚事完成后，我们就与孩子们分居而过。1992年，我们在郎酒厂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我爱人也从老家搬来住，看到孩子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们的晚年生活才即将开启，可天有不测风云，不幸的是2000年，我的爱人遇车祸去世。由于我的身体多病，常常靠吃药维持，孩子们又长年不在身边。2001年，经人介绍，我遇到了现在的爱人安仁英，她比我年轻近20岁，是她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每天提醒我按时吃药，护理我的饮食起居，几次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她是一个乐观的人，每天总是笑呵呵的面对生活，给家庭也带来了欢乐。现在我的腰腿不便，外出时她成了我的扶手，我的听力不行，与人说话时，她成了我的翻译。在家，她即是保姆，又是当家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人，是她的精心安排，用勤劳的双手，把我们这个家布置的井井有条，让我衣食无忧，晚年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每年我进医院的次数很多，她从没有放弃，每次都不厌其烦的送我到医院并细心护理我。虽然我的身体很多病，但我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我常常说：我还年轻，我要活120岁。如果我母亲泉下有知，看到我和妹妹不仅没有当叫花子，还过得这么幸福，母亲一定会含笑九泉的。所以，能活到现在我已知足了，一个从苦难的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会倍感更加幸福快乐。（刘代成口述，李梅整理）

后记文中的主人翁是我的二舅，二舅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人。小时候，二舅的衣服口袋里常常别着一支钢笔，令我羡慕不已，心想：什么时候我才有这样一支钢笔呢？就是能够摸一摸也会心满意足呀。在我印象里，二舅英俊潇洒，穿得干净整齐，特别是在古蔺县公安局时，每次回家，看到他穿的工作服更让我们充满敬畏。他工作能力强，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细致周到，这就是一个公安干警长期训练有素吧。二舅记性好，龙门阵多，我们也最喜欢他摆老龙门阵，特别喜欢听他讲破案的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们便在故事受到教育，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不仅能说会道，还很会写，字也写的漂亮。二舅和蔼可亲，每次回家，他总会绕道到我家坐坐，给我们带点小东西，常常给我剪指甲、掏耳朵。二舅对人热情大方，我在古蔺读书时，他出差到古蔺，总会去看我，给我一些小用钱，有时还请我“超馆子”。只要他一回老家，总会好酒好菜招待客人，有时一顿饭要吃几个小时，周围的人知道他回来了，总会到他家喝杯酒，聊聊天。他到郎酒厂定居以后，老家的亲戚朋友也会常常到他家去做客，这么多年了，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客气礼节：准备一桌子的菜、热情挽留客人过夜、饭座上给客人夹菜、早餐煮一大碗面条，生怕客人吃不饱……如今86岁高龄的二舅，还是一表人才，高大魁梧。虽然身体多病，听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腿脚不便，但摆起过去的故事，还是思路清晰，井然有序。也许，正是二舅的为人处世、言传身教让我感悟颇多，成了我人生的标杆、精神的支柱、学习的榜样。（外甥李梅）2021年10月28日附件一：刘代成荣誉证书一览表

附件二：刘代成工作简历起止时间工作地点及职务1956.11-1960.3高笠乡脱产专职团干部期间：1958年任高笠乡代理乡党总支宣传委员1960.3-1961.11石屏乡公安员1961.11--1964.4太平乡派出所任内勤、户籍、民事纠纷等1964.4--1981.2古蔺县公安局侦察、政法、刑事审判工作期间：1964.11-1966.11:抽调到泸州、南溪、合江搞“四清”工作，任工作组党支部委员。1967.2-1971.6:任古蔺公安局党支部宣传委员。1971以来，任古蔺县治安办工作、刑警队侦察工作。1981.2-1995.8古蔺县郎酒厂保卫科工作期间：曾任保卫科干事、保卫科副股长、副科长、党支部组织委员、车队党支部书记、郎酒厂机关支部书记兼纪检监察工作、任古蔺县人民检查院驻郎酒厂监察室助理检察员工作。1992.3取得助理政工师任职资格。口述 | 刘代成整理 |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