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长板削成短板 中关村争当“药谷”路多舛

前言

不得不说,北京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条件实在太好了。高等学府摩肩接踵,三甲医院抬眼可见,中国最顶级的人才和资金都往北京跑,医疗市场规模举世无双,创业文化充满蓬勃生气等等。

由于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需要更多钱、更多智慧、更多想象力,所以北京似乎先天就具备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优越条件。

和很多行业忽高忽低不同,近20年来生物医药一直稳稳的处在风口上。在有关“中国药谷”的各种评比中,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近年来经常稳居前三。因为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中国最主要的疫苗生产基地都在中关村,所以2021年中关村应该是妥妥的第一名。

不过,中关村到底有多少优势?优势能保持多久?

“或者创新,或者消亡。尤其是在技术推动型产业,再也没有比成功消失得更快的了。”美国学者比尔·萨波里托一语中的。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01

聪明套娃 “硅谷”里面建“药谷”

北京中关村曾经号称“中国硅谷”,这里云集了中国一流的码农和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其实这个硅谷里面还藏着一个“中国药谷”,并且是硅谷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分布着北京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呈现南北两翼,由城北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和城南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共同构成。

北翼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承担集群创新功能,以生物医药行业高精尖技术研发、实验研发为主。南翼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于现代制造业基地,突出生物医药上游研发和高端制造;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则主打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化基地。

上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中国近邻新加坡在制造业整体走低的情况下,生物医药产业却逆势而上,这给当时正积极向新加坡“取经”的中国带来极大震撼。上海张江因为对国际市场反应灵敏,同时具有传统产业优势,率先开始在国内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北京也逐渐认识到生物医药对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意义,中关村开始主张向“中国药谷”要效益要增长。

2000年11月25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启动建设。起步即着力引入对产业发展具有基础支撑作用的科研机构。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及工程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三大国家级项目先后入驻。在发展初期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2003年产值仅有106亿元,在GDP中占2%。

2006年,北京在“十一五”规划中把发展生物医药作为高新技术三大重点产业之一。前前后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国外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再加上中关村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以及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生物医药企业开始向园区快速集聚。

2010年初,北京启动“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简称G20工程),推动产业从“小散弱”向“高聚强”转变。2013年,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2020年,北京市生物医药企业营业收入超亿元。

2011年,刚刚成立的百济神州加入分子靶向和肿瘤免疫药物研发赛道,研发出两个新型靶向药,海外市场开发权以5亿美元价格卖给一家德国药企,这是北京新药研发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是,尽管北京在生物医药领域差不多集中了一半以上“国家队”,在生物技术和新药产业化方面却并不尽如人意,至少和首都的“科技创新中心”地位不匹配。还嫌资源条件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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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美国硅谷比,先和上海张江比一比

北京和上海都认为自己是“中国药谷”。苏州相对低调一些,没有把这几个字刻在石碑上,而是写在政府文件里。

在生物医药这个领域,如果说上海张江最早是由外资驱动的,苏州是由政府驱动的,那么北京中关村可以说是由学院驱动的。

在中关村周边,中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密密匝匝,有清华、北大、中科院和著名的八大学院等。中关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崛起主要得益于名校精英下海创业,名校自身也扬帆出海创办清华紫光、北大方正等。中关村在起步阶段的发展路径,和美国硅谷、波士顿创新区颇为相似。

中关村代表一种学院精英文化,是北京主流文化的象征。上海在传统上比较重视工商业和金融业,张江园区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是由政府主导迁入的。在上海文化语境里,“张江男”带有一丝边缘特征,和上海都市文化有区隔。

中关村企业总量在2万家左右,上市企业362家。张江企业总量在1万家左右,上市企业103家。就企业规模来说,中关村远超张江。但是要论产业实力和发展后劲,张江更胜一筹。

中关村虽然占据产业高地一枝独秀,但是北京周边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高科技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京津冀区域协同效应不足。甚至近年来还有几千家企业从北京迁出,南下落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

张江则潜心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园区内聚集大批全国乃至全球顶尖的生物医药企业,拥有多家全球著名药企设立的研发中心,如罗氏制药、辉瑞制药、礼来等等。在张江集聚的跨国研发机构不断发生溢出效应,成为其独特的创新资源。长三角地区建立的“G60科创走廊”和“长江流域生物医药创新服务联盟”,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苏州如果不是挨着上海而是站在北京旁边,顶多也就是个廊坊。

在创新产出上,北京目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一类新药。靶点不是自己找到的,也不拥有全球唯一知识产权。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新药研发能力也存在一定差距。

张江药谷无论是现有研发体量、制造产能,还是可发展容量均为国内领先。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等政策进一步实施,新药研发将进一步向优势地区和优秀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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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为什么发展后劲不足?

北京创新机构和资源高度集聚,有70多家知名高校、6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个国家级工程研究(技术)中心,但是却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生物医药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远未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集聚和链动效应。

科研成果转化不通畅。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多数在研究所和高校里进行,即使取得一些进展也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里或中试阶段,不能及时转化为临床应用。高校和企业未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导致重复研究、资源浪费和缺乏知识共享。

在考核评价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追求的往往是高水平的论文而不是可以转化的科研成果。从专利申请人的角度进行比较,中国排名前十的均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美国和日本则以药企为主。

临床研究动力不足。北京拥有三甲医院86家,临床药理基地57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3家,医疗资源条件好极了。但是,由于分级诊疗制度尚未落实,三甲医院承担大量医疗任务,是全国患者的“就诊中心”,缺乏承担临床实验和研究的动力。

在资金配置结构方面存在较大不足,有创新能力的个人和机构可能得不到资金支持,创新能力低下的个人和机构却有可能掌握大笔资源。

行政干预过多。在科研基金分配和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行政干预过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行业专家和专业人士参与。北方城市长期形成的粗犷式管理,加大帝都顾盼自雄的文化,导致营商环境和南方城市相比比较落后。

产业环境缺乏稳定性。2014年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启动,北京医疗资源开始重新布局。天坛医院从二环内整体搬迁至南四环,友谊医院2018年入驻通州副中心,还有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地坛医院等均完成了布局调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医院院长的工作新目标?

北京作为首善之地,首先要完成的是政治任务和文化建设,产业发展自然要向后排。

招人难、留人更难。住房紧缺、落户难、生活成本高,使得生物医药行业用人情况十分突出。北京不仅需要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也需要站在生产线两侧的蓝领工人。人口实行总量控制的城市,对于产业集聚能有多友好?再看国内其他城市,“抢人大战”正在不断上演。

长三角地区在研发创新、产业化、研发外包、国际交流等方面优势明显;珠三角地区民营资本活跃,制造业出众,医药流通体系发达;成渝经济圈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创新活跃;武汉城市群正在聚集更多研发机构和知名企业。北京面临的国内外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加缪曾经说:“到了隆冬我才知道,我身上曾有过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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