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预防性保护再思考

建筑遗产保护旨在保护遗产所承载价值的真实和完整。在建筑遗产保护的理念中，预防性保护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分析其存在的安全隐患，针对性地加以消除或降低，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建筑遗产价值真实、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下去^[1]，逐渐成为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我国建筑遗产历史悠久、类型多样、数量众多，损伤机理复杂多样。根据最新统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2]、国保单位5058处^[3]，其中建筑遗产占较大比重，这些遗产普遍面临着自身老化、环境恶化，及诸多复杂严峻的潜在威胁，亟待开展有效地预防性保护^[4]。

预防性保护在中西方文明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预防性自古就是一种成熟的哲学思想，针对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实践活动丰富多样，由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欧洲地区也出现了建筑预防性保护的思想萌芽。但在中西古代文明中，预防性保护实践更多的是一种建筑维护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预防性保护有很大的不同。现代预防性保护理论始于欧洲近代14－19世纪，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文化遗产理论和以价值为核心遗产保护思想，而19－20世纪的工业革命、环境恶化和科技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现代预防性保护理论在博物馆领域的诞生。此后这一理论在遗产保护领域广泛实践，最终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涵盖技术、规划、政策、法律等各种要素^[5]。

近代，中国对于预防性保护理论和科学化研究深受西方影响，虽然开展了较多理论和实践研究，但缺少对本土建筑文化的传承，框架体系不成熟，相关技术和机理研究尚不透彻，政策和法律基础相对薄弱。对此本文希望通过对预防性保护历史演变、定义、内涵、框架的总结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预防性保护理论和实践存在的问题，分析未来发展的方向，为预防性保护研究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一、预防性保护理论发展

（一）中国预防性保护思想的起源

“预防”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事前防范，预先做好防备^[6]。这种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如《尚书·说命》：“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7]。除此之外，《易经》《老子》《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均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8]。这种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治国、治事、治人等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系统的预防性文化。在建筑领域，预防性保护主要以建筑的保养维护和灾害防范为主。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诗经·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即后来的“未雨绸缪”^[9]。

因为中国古代建材以砖、木为主，极易损坏，为此历朝历代均有针对建筑物的预防性修缮活动^[10]，其中宫殿、陵墓、城垣、大型水利设施等是维护重点^[11]。如宋代城市有专管城墙修补的“牢城”或“壮城”；元朝时大都城兵卒的例行任务中就包含城墙的巡视和修葺；明清时，针对建筑物形成了定期检查和日常修缮的“岁修”制度。在中国民间社会，还形成了房屋日常维护的习俗——“捉漏”^[12]。民国时期，朱启钤、梁思成等开展了大量文物古迹的预防性调查、测绘和建档工作^[13]。同时中国古代还形成了一套针对灾害防范的技术和制度。如西汉时期工匠们在建筑屋脊两段设计“鸱尾”进行避雷^[14]；北宋时期开封城为预防城市火灾的发生，建立起了系统的城市消防监测制度^[15]。1950年代到21世纪初，国内基于灾害防范、科学研究和工程需要的目的，开展了较多预防性的监测工作^[16-22]。

此外，中国古代还有诸多较为杰出的预防性保护案例，如著名的都江堰工程。早在汉代以前蜀地就形成了一套针对都江堰的“岁修制度”，工程一般由政府主持，征集组织役夫，在冬春之际定期修治，通过“深淘滩、低作堰”理念，遵循严格的流程时序，修治河道，防止河道的淤塞；工程资费通常由拨款、税捐等方式筹集，河道修缮以后还会有专人负责记录、标记，作为后序修整的依据。这一岁修体系内涵丰富、充满人文和科学精神，包括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成套的技术和规制、完整的修缮记录、规划开支等，在组织、制度层面为今天预防性保护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经验启示^[23]。

经过大量的实践和探索，事实上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预防性保护的思想体系，内容包括检测、灾害预防、规章制度、修缮技术、管理组织等系统要素。这一体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古建筑的延续发展，对于当前中国预防性保护体系的科学化仍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但由于中国哲学文化注重思辨，这一体系更多地是哲学、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的探讨，目的是延续建筑“器用功能”和美观度，与现代以价值保护为核心的预防性保护理论有很大的区别^[24-26]，需要结合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技术工具，才能适用于现代遗产保护。

（二）西方现代预防性保护理论的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领域虽然很早就有了预防性保护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但现代意义的预防性保护理论却起源于欧洲，并在博物馆领域广泛的应用^[27]。

早在欧洲古代社会，珠宝、雕塑、绘画等文物价值已为人们重视^[28-30]。在希腊和罗马时代，一些珍贵文物艺术品常被保存在城市的神庙中，由专人负责清洁、涂敷、修复等保护^[31]。17世纪，意大利地区形成了一套针对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室内环境维护的指南[32]^[33]。19世纪末博物馆从纯研究机构转变为社会开放机构^[34]，其社会功能日趋多样化，文物的保存环境也更为复杂起来^[35]。其后，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导致了环境恶化，灯光、温湿度、污染物等环境因素给文物带来的渐变损伤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36]。而两次世界大战给文物藏品带来了严重环境威胁，人们开始引进中央供暖、人工照明等设施，并建立实验室，以控制和研究建筑遗产室内环境^[37-39]，日常维护、环境控制、永久保养等预防性的理念，成为馆藏文物保护管理的共识^[40]。1930年第一届艺术品检查和保护科学方法研究国际会议第一次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的概念^[41]。1960年代—1990年代预防性保护的研究全面开展而来，预防性保护框架、标准、规则、方针和培训等成为研究的热点^[42-49]。风险评估模型和环境因素动态精确监测技术在预防性保护领域的应用，使预防性保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50-53]。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预防性保护在博物馆领域内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随着预防性保护理论在博物馆领域的发展，相关理论和实践探究也在建筑遗产领域持续地开展。19世纪，英国兴起了以拉斯金为代表的反修复运动，主张以“保护”代替修复、以“日常性维护”代替“大动干戈”。20世纪初，受新建筑运动的影响，一系列遗产保护原则、法律、规范陆续出台^[54]，进一步强化了日常维护、最小干预等预防性理念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伴随着理论的发展，相关实践探究也在持续开展^[55]。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弗兰芒区，先后形成一个“古迹监护（Monument watch）”遗产保护组织，为会员建筑提供定期的检查、最低限度的维护^[56]。1990年，意大利文化部开始推行“意大利文化遗产风险地图”系统，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控遗产的环境状态和风险因素^[57]。1994年欧盟环境研发部门开发了一套“砖石建筑损伤诊断系统（MDDS）”^[58]，该系统涵盖不同砖石建筑遗产损毁类型、原因和过程信息，以帮助专业人员认识环境因素对于遗产的损害影响和机制^[59]。同时受博物馆领域预防性保护的影响，特别是监测、环境控制、风险管理等理论技术逐渐应用到建筑遗产领域^[60][61]，预防性保护逐渐成为建筑遗产领域研究的热点。

二、现代预防性保护的理论内涵

（一）预防性保护的定义

在理念层面，现代预防性保护理念自提出距今已有50年历史，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因为预防性保护科学化研究最早始于博物馆领域，因此最初主要指一种科学的保护方法，意在利用一切手段减轻或消除环境因素对遗产的损害^[62]。1960年代，切萨雷·布兰迪在其著作《预防性修复》中提出预防性保护是指一切致力于消除遗产危害，并确保有利的保护措施得以实施的有益行动，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对遗产进行修复^[63][64]。其后对于预防性保护的定义一直被不断的探讨，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在2008年指出，预防性保护是采取一切措施、行动，以防止或减小遗产未来可能的劣化和损伤，这一过程需要基于对劣化机理的了解、监测制度的制定、定期的维护与记录和公众充分参与，尽可能在初始阶段消除遗产所有劣化诱因，它既属于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65]。

东南大学朱光亚教授基于预防性保护的全过程，也给出了系统全面的定义，他指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是指所有防止遗产价值丧失和结构破损的行动，通过信息搜集、精密勘察、价值和风险评估确定遗产面临的风险；通过定期和系统监测掌握遗产损毁的规律；通过损害预防、日常维护、科学管理等措施及时降低或消除威胁，让遗产处于良好状态，避免盲目的修复加固^[66]。虽然不同的定义表述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内涵却很清晰：即预防性、主动性、系统性、最小干预。针对未发生破坏^[67]，通过采取一切能够防止、降低或减缓遗产损伤的措施，尽可能减少风险因素，避免极端紧急状态下的修复行为，确保具有文化意义遗产环境的寿命^[68]。

（二）预防性保护的内涵

在内涵方面，预防性保护对于建筑遗产保护的态度、习惯、方法，与传统保护模式有着显著区别^[69]。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讨，如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亚尼斯（Salvador Muñoz Viñas）指出，预防性保护是针对未发生破坏所采取的举措^[70]。盖尔·德·贵臣（Gael de Guichen）认为预防性的保护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涉及培训、组织、规划和公众等众多环节^[71-74]。艾莉斯·路易斯·芬克（Alice Louise Finke）认为预防性保护是一种前瞻性的理念，旨在确保具有文化遗产环境的寿命，核心理念在于建立一套易于理解的系统，通过对建筑遗产定期、精细的观察，尽可能减少风险因素^[75]。国内学者针对预防性保护内涵也进行了探讨完善。如吴美萍等指出预防性保护为中国建筑遗产提供了全新的保护思路，包括以预防为主的保护态度，强调日常维护和系统监测，提倡保护的系统性^[76]。戎卿文等人认为，预防性保护包括对遗产自身积损和突发性灾害的预防，本质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包含检测、日常维护、监测、风险预防等多项工作和理论技术流程，需要经过统筹规划安排和循环反馈，与传统保护体系相比，这个流程最显著特点在于其计划性、动态性、包容性、完备性、循环性和长期性等^[77]。

可以看出，预防性保护关注要素不仅包括建筑遗产的本体，还包括周边区域环境和微环境。旨在建筑遗产未发生损毁前，通过建筑遗产劣化的探测和损害的分析评估，了解风险因素，利用科学的监测，分析建筑遗产损毁规律，进而制定科学的保护方案，提前消除或降低建筑遗产的危害因素^[78]。这一流程体系不仅需要传统材料和工艺介入，更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还需要管理、法律等政策层面的共同维护，及多方面组织人员的共同参与配合^[79]。相比传统的保护模式，具有计划性、系统性、动态性和持续性特点^[80][81]。

三、预防性保护框架体系研究

（一）框架体系

在预防性保护的框架体系认知方面，国内研究深受风险管理理论的影响^[82]。学术界内普遍接受的是基于西方风险管理理论的预防性保护框架^[83][84]：确定遗产的风险因素；评价风险因素；找到消除或减轻风险因素的方法；应用方法消除风险因素。基于这种框架认识，国内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但基本都遵循以“基础信息搜集——风险因素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因素防范”流程为主的框架体系，其核心是对建筑风险进行全面、精细的分析，并依此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举措^[85-88]，本质是对于建筑遗产性能的精准评测和全面提升；对应的研究内容为基础信息搜集、损伤诊断和机理研究、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防范等（图1）。针对上述研究内容，国内目前已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探究^[89-94]。

图1 预防性保护框架体系图（作者根据参考文献^[95][96]改绘）

（二）基础信息

搜集遗产基础信息搜集旨在全面了解建筑本体及环境的损伤病害和健康状态，具体包括价值认知、文本信息调查、勘察测绘。对建筑遗产价值认知，国内开展大量遗产价值的认知和评估工作，对工业遗址、乡村聚落、古建筑等类型遗产价值构成、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索^[97-100]。对文本信息调查，我国在1982起就将“建立记录档案”列为文物的“四有”工作之一，建立了完善的档案制度。在建筑遗产勘探测绘方面，国内开展了大量相关理论和工程实践，如基于近景摄影、三维扫描等技术的遗产测绘；地测雷达、超声仪等对于遗产病害的勘测^[101]；手持红外、便携式元素分析仪等对于遗产材料的精细化分析。这些工作为预防性保护的基础信息搜集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国内对于遗产价值认识相对比较笼统，缺乏定量评估；遗产建档信息来源复杂性、类型和时态多样^[102]，遗产勘探测绘工作目的多为建筑信息留存，与预防性保护的信息需求不相匹配。

（三）损伤诊断

遗产损伤诊断旨在检测与评估建筑遗产性能，找出建筑遗产损毁的风险因素。遗产损伤诊断有赖于对于损伤机理的认识，一种损害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只有透彻地了解遗产损伤的机理，才能精确找出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损伤机理的理论实践，如1990年代欧盟的文物古迹损毁诊断系统（MDDS），即是针对砖砌体建筑建立损毁诊断分析系统^[103]。国内也开展了较多相关研究，如国内学者对于混凝土遗产劣化机理的研究^[104]；对于木结构劣化程度定量分析的探究^[105][106]、对于建筑遗产石材劣化机理定量研究^[107]、对于古建筑木材损伤机理模拟探究等，这些都是对于建筑遗产损坏机理的有益探究。但就目前国内研究现状而言，领域内对于遗产损伤机理缺乏系统的整合，部分研究较为笼统，缺少精细化数据，停留在定性化描述上，难以为风险因素精准识别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撑。

（四）风险分析与评估

遗产风险分析与评估旨在评判损害风险可能性、频次、影响程度、修缮维护成本和对遗产价值影响度，进而确定风险防范措施的类型、方案和次序。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为遗产状态的评判和基于一般保护需求的风险评估。如张逸芳针对古城墙风险评估^[108]、付雨竺等针对古建筑木构劣化定量分析^[109]、陈喆等针对近现代建筑遗产健康诊断^[110][111]、李会彬等针对文化遗产风险开展的可视化系统分析^[112]，陈特针对木构古建筑的地震风险评估等^[113]。这些研究对遗产的风险评估做了有益探索，但很多研究并非面向预防性保护需求，相关方法不能完全满足预防性保护风险评估的需求。

（五）遗产风险防范

遗产风险防范主旨为针对建筑风险损伤，采取综合措施，维持与提升建筑遗产性能，举措包括监测预警、日常维护、防灾规划、政策管理等，其中监测预警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而防灾规划和管理等研究较薄弱，管理和保障体系不健全，建设投入和技术支撑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需求^[114]。政策法律的研究也是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薄弱环节，我国虽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但针对建筑遗产政策法规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对于预防性保护的人才培养、公众参与、资金筹措等方面的专题探究也较少，遗产管理仍以政府为主导，以各单位为实施保护的主体，公益组织的支持和参与较少^[115]。

（六）监测预警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遗产监测预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早在1950年代，国内基于灾害防范和工程需要，开展了较多监测工作^[116]，如20世纪虎丘塔、应县木塔、敦煌莫高窟、苏州园林、保国寺大殿等遗产监测^[117-123]。这些工作虽然都是基于工程需求，但却突破了以往定期巡视检查的局限性，关注了更为精细要素，如人类活动、形变、成分、温湿度等^[124][125]，采用了诸多先进技术，如红外、传感、激光扫描、自动控制等，形成了一套针对建筑遗产监测预警的理论方法，推动了预防性保护技术的更新和发展^[126]。不过现有的实践工作同样存在一些不足，如现有指标体系研究不足，监测指标针对性不强，技术选择难度较大，缺乏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127]。同时监测预警成本高昂，成效不显著，更适于存在安全隐患、或重要的建筑遗产，难以大范围推广应用^[128]。综合而言，国内对于预防性保护定义内涵已有了清晰认知，但理论科学化研究受国外相关研究的影响较大，对于中国传统的预防性保护的思想、制度传承不足，既有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实践活动大多基于工程需要，并非面向预防性保护需求；理论框架体系尚不健全、各部分组成内容不完善，关键核心内容有待深化研究；基础工作科学性研究薄弱、相关技术方法有待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保护过程社会参与度低，法律政策缺失等。

四、预防性保护体系完善建议

预防性保护的理论核心是对遗产风险因素的全面把控和精准消除，本质是对于建筑性能的评测和提升，以完整地保护和延续遗产价值。因此，结合预防性保护体系各部分研究不足，建议加强“1个传承+1个认知+3个技术+ 4个数据库+ 5个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弥补当前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不足（图2）。其中“1个传承”是指对于中国传统预防性保护思想和理论的认识和传承，这是构建中国特色预防性保护的首要工作；“1个认知”指遗产价值的认知，这是预防性保护的基础工作；“3个技术”分别指建筑遗产信息留取与表达技术、建筑遗产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建筑遗产性能维持与提升技术，这是预防性保护的技术支撑和基本路径；“4个数据库”分别指现状信息库、HBIM模型库、损伤机理数据库、建筑遗产修复设计库，这是预防性保护的数据支撑。“5个保障”分别指政策法规、组织管理、规划策划、宣传教育、公众参与，这是预防性保护实施的保障^[129]。

图2 基于性能提升的预防性保护体系（作者自绘）

（一）文化传承

中国古代传统的预防性保护理论根植于中国本土建筑文化，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古建筑的延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完整的预防性保护体系。虽然这一体系与现代以价值保护为核心的遗产保护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包含的思想理念、规章制度、修缮技术、管理组织等对于今天中国预防性保护体系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此建议：第一，要加强传统预防性保护文化的认识。借鉴中医治疗“未病”预防性思想，深化预防性保护的理念认识，如可基于“治其未生、未成、未发、未传、愈后防复理论”中医理论，构建更为精细的预防保护层级理论^[130]。第二，加强制度体系的传承。中国传统预防性保护的精髓在于系统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学习借鉴传统岁修、监督监测、工艺传承、工程时序、资金筹措等方面的优秀制度文化，对于丰富完善现代遗产预防性保护组织管理方法具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加强传统技术的发掘。中国传统的建筑预防性保护技术是经过时代检验、有效的技术方法。对此应该积极发掘利用，基于现代遗产预防性保护需求，放在现代科技背景下再认识，利用现代表征分析技术探究其作用机理、评估效果性能，实现传统技术的科学化，使之成为支撑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技术方法。

（二）价值认知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对于建筑遗产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情感价值的保留和延续，任何保护遗产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以此为基础。目前国内对于遗产价值认识相对比较笼统，无法满足预防性保护精细化的价值认知需求：一方面以往的政策条文中，习惯将遗产的价值分为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几种价值有杂糅和相互交集的方面，难以对遗产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认知^[131]。另一方面，在建筑遗产价值评价中，往往以遗产整体作为价值评价的对象，不利于保护措施的细化。此外，在具体的遗产保护过程中，对于价值的认识，还停留在定性层面，无法准确地厘定建筑遗产价值量。对此建议结合预防性保护的需求，从三方面增强遗产价值的研究。第一，细化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类型，从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情感等不同维度，全面了解遗产价值维度，形成系统的遗产价值观。第二，细化价值层级，从遗产表皮、构件、结构、体系等层面，分析评估建筑遗产的价值组成，避免评价过于笼统。第三，定性+定量认识遗产的价值，为遗产风险评估、性能评测、性能提升提供价值导向。

（三）技术支撑

建筑遗产信息留取与表达技术：遗产基础信息的搜集是预防性保护的基础工作，如何精确、全面、系统的留取遗产信息是预防性保护基础信息搜集的关键。现有勘测测绘是基于保护工程需要，获取的信息多样、复杂，无法满足预防性保护全面、系统、精细化的信息需求。为此，应加强信息体系的标准化研究，限定信息的类型、形式、精确度，建立标准规范的信息需求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进行建筑遗产形貌信息测绘提取；基于地测雷达、超声仪等勘测技术，进行建筑损伤探测；基于X射线衍射、红外、元素分析等技术，进行建筑遗产材性分析。实现建筑遗产文本信息和勘察监测信息的数字化，同时结合预防性保护的不同层级信息需求，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构建多层级的差异化HBIM模型^[132][133]，为遗产性能检测与评估提供技术支撑。

建筑遗产性能检测与评估技术：针对遗产损伤诊断和损伤机理研究薄弱问题，一方面可以借鉴欧洲MDDS文物古迹损毁诊断系统，加强不同类型遗产、不同损伤类型的机理探究，构建系统全面的遗产损伤机理数据库和损伤诊断系统，为建筑遗产性能提升和风险防范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基于多层级的差异化HBIM遗产信息模型，构建糟朽、裂缝等不同损伤模型，利用有限元静力等分析技术，开展遗产防火、防雨、防雷、防潮、防震性能检测，评估安全性能；基于构件材性和残损信息，构建不同类型累积损伤时变模型，对构件进行可靠度评估，预测遗产未来变化发展趋势^[134]。

建筑遗产性能维持与提升技术：基于建筑遗产价值认知、性能评估和风险因素分析，结合遗产的不同类型、不同损伤、不同阶段状态，宜采取针对性的综合保护措施，消除遗产损伤的风险因素，维持或提升建筑遗产性能。对于性能“状态良好”的建筑遗产，应采用日常维护、科学管理、防灾规划等手段维持遗产性能，保证遗产老而不朽，具备良好的性能状态；对于性能状态较差、面临损毁风险的建筑遗产，应从通过植入式技术、微创式手段等技术，适度提升建筑遗产，以适应永续保存；同时通过日常维护、防灾规划、科学管理等措施，消除遗产本体积损、环境灾害、人为破坏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对于存在轻度损伤的建筑遗产，应通过及时的轻度干预修复和日常维护加以处置，避免造成更大的损伤。而对于存在安全隐患、价值重要的建筑遗产，还应积极采取监测预警技术，监测遗产状态的变化。

（四）数据基础

建筑遗产信息的留取与表达、性能检测与评估、性能维持和提升等技术离不开基础数据的支撑，为此应积极构建支撑预防性保护不同环节需求的数据库。

遗产信息库：基于预防性保护的基础信息需求，加强信息体系的标准化研究，限定信息的类型、形式、精确度，建立标准规范的信息需求体系。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化技术，开展建筑遗产文本信息和勘察监测信息的数字化，综合营造法式、文字图片、测绘点云、材性数据等信息，构建建筑遗产基础现状大数据，覆盖遗产本体、环境、结构、材料、病害、监测、维修等数据，为构建建筑遗产多层级的差异化HBIM遗产信息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HBIM数据库：基于建筑遗产基础现状大数据和建筑遗产性能检测与评估需求，利用信息留取、存储与传输、分析挖掘、科学利用等关键技术，集成建筑遗产不同层级构件或部位的损伤信息、形态信息、材性信息等，构建多层级、差异化的历史建筑信息模型（HBIM）^[135]，如遗产本体和环境关键、损伤构件或部位，采用精细模型；次要构件或部位则采用简化模型，为建筑遗产性能评估建模提供多尺度、多时相、多形式综合信息。

损伤机理数据库：针对建筑遗产损伤机理研究分散和不深入的问题，从领域层面对遗产损伤机理研究进行系统整合，建立全面系统的遗产损伤机理数据库，涵盖不同遗产类型和不同损伤类型的机理信息。同时还要结合建筑遗产性能提升的需求和现有研究空白，完善损伤机理研究的类型。通过现场实验、环境模拟、测试分析、监测等对遗产损害进行微观、局部和整体分析，调查损害因素和损伤渐变全过程^[136]，量化每一种损伤机理参数，明确损伤过程阶段、相关因素、指标参数、具体标准等，在此基础上探索有效延缓或消除风险因素方法，丰富完善损伤机理数据库和保护方法数据库。

预防性保护方法设计库：针对建筑遗产风险来源和性能提升的需求，构建预防性保护方法设计数据库。一方面要强化建筑遗产损伤防范的策略研究，针对不同类型损伤，如遗产自身积损、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因素或现状，结合适度干预、日常维护、防灾规划、政策法律、组织管理等，制定系统的风险防范和性能提升策略；另一方面整合现有建筑遗产修复加固研究，梳理不同类型、不同损伤的物理、化学、生物保护的技术，整合形成预防性保护技术数据库。此外，要基于遗产信息库、HBIM数据库、损伤机理数据库，通过性能检测与评估、虚拟修复、实验验证等手段，积极探究科学的预防性保护技术。

（五）体系保障

管理性的保护是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保障，也是预防性保护体系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法律政策、保护规划、组织管理等多方面^[137]。

法律政策保障：法律政策是预防性保护最基本的手段，对此应结合防灾规划，加强政策、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通过法律制定，明确各级单位在遗产保护中的权责划分、运维管理、资金筹措、监督建言、公众参与权限等内容，为遗产预防性保护提供健全的体制保障^[138]。

保护规划保障：保护规划是建筑遗产最有效的维护方法，对此应基于建筑遗产性能状态和风险评估，进一步明确遗产有效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针对自然灾害、人为、自身积损等不同风险因素，制定防灾规划、人为方法等专项规划，排除各种风险因素对于建筑遗产威胁。同时通过日常运维、资金筹措等分项规划，确保遗产预防性保护措施的落地和资金保障，在保护规划中达到遗产预防性保护规划的目的。

组织管理保障：组织管理是建筑遗产保护措施得以落实的关键，对此应建立标准化的遗产管理和维护制度，细化制度标准、权责分化、日程、内容安排等，通过管理保障监测、日常维护保养等遗产预防性保护措施的落地。一方面管理制度要面向遗产管理运维者，确保遗产日常维护保养、监测等能够有效落实；另一方面管理制度要面向访客、游览者，规避各种人为因素对遗产造成的损害。

宣传教育保障：宣传教育是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手段，通过宣传保护可以让公众认识到遗产所蕴含的价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对此可利用现代多媒体、互联网、纪录片、通识课程等多种方式，普及遗产价值和保护知识，提高公众对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意识；同时还可以通过开设预防性保护的专业培训和主题展览，促进公众对建筑遗产保护的经验、技能和法律政策认知^[139]。

社会氛围保障：公众参与是激发遗产活力、增强保护效果的重要方式，对此应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构建多样的社会参与机制。在遗产的日常维护中，鼓励公众参与到遗产的监督，及时发现遗产的风险隐患；开放建言渠道，接受公众对于遗产保护全过程的反馈建议；建立专家咨询和监督机制，提升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决策水平；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团队参与到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参与到遗产管理的过程中，为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提供咨询意见，协助制定和落实遗产的保护规划^[140]。

五、结语

中国古代建筑预防性保护思想起源早、实践经验丰富，由此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内容包括检测、灾害预防、规章制度、修缮技术、管理组织等多层含义与内涵。这种根植于本土建筑而形成的理论，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古建筑的延续发展，对于今天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但在现有遗产语义背景下，中国传统预防性保护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层面的理论，需要结合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技术工具，才能适用于现代遗产保护。而近代广泛的思想运动、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科技文明，使得现代预防性保护起源、理论化和科学化率先在欧洲兴起，并在博物领域得到广泛的实践，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国内对于建筑遗产预防性的保护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西方科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随着近年建筑遗产保护的发展，我国对于建筑遗产的预防保护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学术界对于预防性保护的定义、内涵、框架内容等已有清晰的认识，并有了大量的预防性保护实践。但由于系统化研究的时间较短，国内对于预防性保护的科学化研究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如对于传统认识不足，框架体系不完整，理论和实践工作零散，基础信息搜集、检测评估、性能提升等各部分工作系统性和针对性不强；现有技术方法的基础性科学研究不足，有待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保护过程社会参与度低等。

对此，建议加强“1个传承+1个认知+3个技术+4个数据库+5个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传承古代预防性保护优秀的理念、制度和技术，为本土化的预防性保护提供文化根源；细化价值类别，厘清建筑遗产价值构成，为精细化的预防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加强建筑遗产信息留取与表达、性能检测与评估、性能维持与提升等技术研究，形成遗产“信息留取——性能分析——性能维持和提升”闭环的技术体系，为科学的预防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基于技术体系需求，构建遗产现状信息库、HBIM数据库、损伤机理数据库、保护方法设计库，形成数字化的保护体系和流程，为信息化预防性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加强法律政策、保护规划、组织管理、宣传教育、公众参与，丰富预防性保护的手段方法，形成系统的保护措施，为体系化预防性保护提供管理保障。通过加强传承、认知、技术、数据库、管理等环节研究工作，构建更为系统科学的预防性保护体系。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型古木建筑遗产结构空间损伤演化机理和抗震性能评估方法”（编号：51978033）资助。

来源：李爱群，周坤朋，解琳琳，王崇臣，永昕群《中国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再思考》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