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主义”栏目每周六更新，整理洛克菲勒、巴菲特、芒格、霍华德.马克斯、比尔·盖茨、贝索斯、任正非、马斯克、孙正义、张一鸣、王兴、黄峥等长期价值实践者的致股东信、公开演讲/交流、媒体采访等一手信息，一起重读经典，复盘伟大企业的成长路径，汲取顶尖企业家的思想养分，做一名长期主义者。本期选择巴菲特1980年致股东的信，六合商业研选精校，分享给大家，enjoy！1980年本公司营业利润为4,190万美元，较1979年3,600万美元有所增长，但期初股东权益报酬率（持有股票投资以原始成本计），却从1979年18.6%，滑落至1980年17.8%。我们认为这个比率，最能作为衡量公司管理当局单一年度经营绩效的指标。当然要运用这项指标，还必须对包含会计原则、资产取得历史成本、财务杠杆与产业状况等在内的主要因素，有一定程度了解。各位在判断本公司经营绩效时，有两个因素必须特别注意，一项是对公司营运有利因素，另一项对企业绩效不利因素。让我们先从好的那一面看起。当一家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部分股份时，在会计上，通常有三种方式，处理投资公司在被投资公司所拥有权益，其中所持股份多寡，将决定公司采用何种方式。通用会计准则规定，若持有股份比例超过50%，除少数例外，就像我们先前持有银行股份，投资公司必须完全合并该被投资公司，包含营收、费用、所得税、盈余等在内的所有会计科目。比如伯克希尔持有60%股份的蓝筹印花公司，便属于这一类，至于其他40%股东的权益，在财务报表上，以少数股东权益列示。若是持有股份比例介于20%~50%，像西科金融公司，虽由伯克希尔所控制，但却仅持有48%股份，在投资公司账上，仅记录一个分录，将被投资公司依股份比例记录为投资损失或收益。因此，如果A公司拥有B公司1/3股权，不论B公司是否将年度盈余全数发放，A公司都必须依比例记录为投资利润，另外这两类的会计原则都规定，必须附带企业间所得税等调整分录，这部分细节，请容我们以后有空再详加说明。最后，若是持股比例低于20%，依照会计原则，投资公司仅能记录被投资公司实际发放股利的部分，至于保留而不发放的部分盈余不予理会。也因此，假若我们持有一家X公司10%股份，又假设X公司在1980年共赚1,000万美元，若X公司将盈余全部发放，我们可记录为100万利润，反之，若X公司决定保留全部盈余不予发放，我们连一毛钱都不能入账。之所以强迫大家，上了堂简单的会计课，原因在于，伯克希尔将发展重点集中在保险事业，使资源大量集中投注于第三类股份投资上，即持股比例小于20%，这些被投资公司仅将他们所赚盈余的一小部分，以现金股利方式给我们。这代表，其获利能力仅有一小部分呈现在我们公司账上，但就经济实际来说，那只是实际获利冰山一角。这类投资近年来因为我们旗下保险事业蓬勃发展，同时也因为股票市场出现许多不错的投资机会而大幅增加，股票投资大量增加，再加上这些公司本身获利能力增长，使我们实际获得成果相当可观。以1979年来说，光是保留在这些公司而未分配给伯克希尔的盈余，比伯克希尔整年度账面盈余还高，虽然这样的情况，在一般企业界并不多见。但我们预期，这种情况在伯克希尔将持续出现。我们对投资盈余如何入账的看法，与通用会计准则不尽相同，尤其是在目前通货膨胀高涨之际，更是如此。但话说回来，批评要比修改这套原则容易多了，有些问题早已根深蒂固。我们有些100%持股的被投资公司账上所赚的钱，实际上并不足那个数，即使依照会计原则，我们也可以完全控制它。就理论而言，我们对他具有控制权，但实际上，我们却必须把所赚到的每一分钱，继续投注在更新资产设备，以维持原有生产力，并赚取微薄的利润。相较之下，我们也有一些仅持有少数股份的被投资公司，其所赚盈余，远超过账面列示的数，甚至其所保留的资金，还能为我们赚取更多盈余。因此，对伯克希尔而言，对盈余的认定，并非取决于持股比例是100%、50%、20%、5%或1%，盈余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将来再投资所能产生收益，这与是否由我们自己或是职业经理人来决定并不相关，也与我们入账或不入账不相关（重要的是剧本，而不是演员）。假设我们公司拥有一片山林，即使财务报表无法反映这些树木的生长，也无法掩盖我们拥有这片生长中的山林这一事实。我必须提醒诸位，这样的论点是突破传统的，我们宁愿将所赚盈余，能继续交由不受我们控制的人好好发挥，也不希望转由我们自己来支配。如先前所提，我们以营业利润除以股东权益（股份投资以原始成本计），来评估企业单一年度绩效。至于长期评量标准，须加计所有已实现或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或损失。一直以来，后者历年来的平均数都比前者还要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提到那些无控制权的公司盈余持续累积，反映在其市值增加上。当然市值的变化起起伏伏，且无法预测，更无法真正量化到底数字是多少，有时一个高价买进的错误，甚至可能把公司往后十几年盈余累积的效果都给抵销掉，但是只要市场回复理性，市价终究会反映公司累积盈余的能力，甚至超过买进后累积的盈余，这等于是在蛋糕上多得到一点糖。在现有经营团队接掌伯克希尔的16年来，公司每股账面净值（其中保险事业股份投资以市价计），已由原先19.46美元，增至400.8美元，年复合增长率20.5%（事实上，你本身做得也不错，过去10年，人体内所含矿物质成份的价值，以年复合增长率22%增加），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们也犯了不少错，但还是能达到这样的记录，优异的企业体质仍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平均命中率。我们旗下的保险业务，将持续把资金投资在一些虽不具控制权但经营良好且保留大部分盈余的公司上。按照这个策略，可预期的长期投资报酬率，将持续大于每年账面盈余的报酬率。而我们对此理念坚信不移，因为很容易用数字来说明，只要我们愿意，把手上股份投资出清，然后转进免税的长期债券，公司每年账面盈余马上就能净增加3,000万美元，但我们从来就没想要那么做。很不幸，公司财务报表所记载的盈余，已不再表示股东们实际上所赚收益，只有当购买力增加时，才表示投资获得真正盈余。假设当初你放弃享受10个汉堡，以进行投资，期间公司分配的股利足够让你买两个汉堡，而最后你处分投资后，可换8个汉堡，那么你会发现，事实上，不管你拿到的是多少钱，你的这项投资实际上并无所得，你可能觉得更有钱，但不表示你可以吃更饱。高通货膨胀率等于对投入的资本，额外征收一次税，如此一来，可能使大部分投资变得有点愚蠢。而近几年来，这个基本门槛，即企业投资所须最基本的报酬率，以使整个投资报酬为正的底限，正日益提高，每个纳税人就像是在向下滑的电扶梯上，拼命往上跑，最后结果却是愈跑愈往后退。举例来说，假设一位投资人的年收益率是20%，这已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成绩，而当年通货膨胀率是12%，又若其不幸适用50%高所得税率。我们会发现，该位投资人在盈余全数发放的情形下，其实际报酬率可能为负，因为这20%的股利收入有一半要归公库，剩下的10%全部被通货膨胀吃光，且不够还要倒贴，这结局可能比在通货膨胀温和时，投资一家获利平庸的公司还不如。假设只有外在所得税负，而无隐性的通货膨胀税负，不论如何，正的投资报酬永远不会变成负的，即使所得税率高达90%也一样。但通货膨胀却不管公司账面到底赚不赚钱，只要像最近这几年，就会使大部分公司的实际投资报酬由正转负，即使有些公司不必缴所得税也是一样。举例来说，如果通货膨胀率16%，约6成的美国企业股东的投资报酬率将变为负值，即使大家都不必缴资本利得与股利所得税，也是这样。而以目前的通货膨胀率看，我们相信对适用中高所得税率的投资人而言，除非你是通过退休基金、慈善团体等免税机构来投资，将无法从投资一般美国企业，获得任何实际资本利得，即使他们把分配到的股利一再重复投资下去，因为其获利早已被隐藏的通货膨胀与台面上的所得税吸收殆尽。而如同1979年我们所说的一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无解，1981年我们的回答很可能也是如此，通货膨胀对我们股份投资的报酬没有任何一点帮助。编制指数（Indexing）是一般认为对抗通胀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大部分企业资本却从未这样做，当然账面每股盈余与股利通常会渐渐增加，若公司把所赚的钱再投资下去，即使无通胀也一样，就像一个勤俭的工薪阶级，只要固定把他所赚薪水中的一半存入银行，就算是从来没有获得加薪，他每年的收入还是会慢慢增加。理论上，企业盈余，当然不包括由额外投入资本所产生的盈余，不必增加任何资金，也能稳定地随着物价指数持续增加，但只有极少数公司具有此种能力，而伯克希尔并不在其中。当然本公司在盈余再投资，以求增长、多元化的政策下，碰巧也有为股东减轻外在所得税负的效果，只要你不将目前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转做其他投资，就不会被征所得税，但是隐藏的通货膨胀税，却是每天你醒来，就必须面对的问题。伯克希尔依照在各公司持股比例，列示账面盈余主要来源，各公司资本利得或损失并不包含在内，而是汇总于下表“已实现出售证券利得”一栏中，虽然本表列示的方式，与通用会计准则不尽相同，但最后的损益数字一致。其中，伯克希尔拥有蓝筹印花公司60%股份，而后者又拥有西科金融公司80%股份。此外，本期账面盈余并不包括联合储贷分公司办公室的利得，也因此，使表中“未包括已实现投资利得前盈余”与经会计师签证的财务报表数字有所不同。
蓝筹印花公司与西科金融两家公司，因为本身是上市公司，按规定编有自己的年报，我建议大家仔细阅读。若有需要，伯克希尔的股东可向Mr.Robert（地址：加州洛杉矶 5801 South Eastern Avenue）索取蓝筹印花公司年报；或向Mrs.Bette（地址：加州 Pasadena 315 East Colorado Boulevard）索取西科金融年报。
就像先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不具控制权的股票投资，其未分配盈余的的重要性，已不低于账面盈余，至于那些已分配部分，通过记录投资利润列示在保险公司投资收益项下。
从本表你会发现，本公司背后创造盈余的动力，来自各行各业，所以我们只能粗略看个大概，譬如保险子公司约持有Kaiser Alumnium 3%和Aloca 1.25%股份，1980年我们光从这些公司依持股比例可得约1,300万美元。当然，若将这些盈余实际转为资本利得或股利，大约会被征收25%的税。因此单单在制铝这一行业，我们的经济利润就大于其他那些我们可直接控制且须详尽报告的公司。如果我们持股不变，制铝产业景气变动，将比那些我们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产业，对本公司长远的绩效表现更有影响力。
目前我们不具控制权的股权投资最大部分，是持有33%股份（约720万股）的GEIGO，通常若持有一家公司股份达到这样的比例（超过20%），便必须采用权益法每年依比例记录投资损益，但由于伯克希尔当初依照政府部门一项特别命令，购买该公司股份，其中规定，须将投票权交由第三方管理，所以失去投票权，意味着伯克希尔对GEICO不具实际控制权。当然，记不记录损益，对伯克希尔及其股东而言，并不影响其实际经济利润，这些盈余实际价值，取决于运用他们的GEIGO经营团队能力高低。关于这点，我们再满意不过，GEIGO可说是投资业界最佳典范，它具有难以模仿的产业优势，同时加上高超资金管理技巧。如你所见，我们的持股成本约4,700万美元，分别是1976年与1980年分两次投入；依实际分红情况，我们每年约从GEIGO获得300万美元利润，但实际上每年可分得盈余高达2,000万美元；换言之，我们光在该公司的未分配盈余，就达伯克希尔账面盈余4成左右。另外，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完全赞同GEIGO经营团队，将剩下属于我们的1,700万美元保留起来而未予分配，同时GEIGO近两年陆续买回自家股票，使该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由3,400万股，缩减至2,100万股，大大增加原有股东权益。过去几年，我们一再提到，买进那些具有转机题材的产业，令人大失所望的是，这些年我们大约接触数百家这样的公司，最后不管是真正投入与否，我们都持续追踪其后续发展。在比较过预期及实际表现后，我们的结论是，除少数例外，当一个赫赫有名的经营者，遇到逐渐没落的夕阳产业时，往往是后者占上风。GEIGO或许是个例外，自1976年几乎破产的边缘东山再起，从新的经理人Jack Byrne上任第一天起，就有优异表现，正是它能获得重生的最大因素。当然，即使身陷财务与经营危机中，GEIGO仍享有重要的市场竞争优势，也是重要因素。身处汽车保险广大市场中，不同于大部分行销组织的僵化，一直以来，GEIGO将自己定位为低营运成本公司，所以能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大把钞票，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而即使它在70年代中期发生危机，也从未减少在此方面的竞争优势。GEIGO的问题与1964年美国运通所爆发的色拉油丑闻事件类似，两家公司皆遇一时打击，并未毁掉其原本经济基础，就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出现局部可切除的肿瘤，只要遇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就能化险为夷。不论怎么说，我们还是很高兴能以4,700万美元的代价，买到GEICO股份，因为通过谈判并购方式，想要买下一家类似具有经济特质与光明前景，且每年可创造2,000万美元盈余的公司，至少得花上2亿美元，有些产业要价可能还更高。由于保险业规定，我们只能取得绩优企业的部分少数股份，以远低于买下整家企业的价格投资。这代表，我们不能更换经营团队、无法对资金做重新配置，但我们从来就不会感到任何不妥，在企业经营的世界里，Jack Byrnes或GEICO都是少数，能以伙伴关系与他们共同合作，有何不可。保险产业的情况持续依我们先前预期般发展，综合赔付率（赔付支出相对保费收入的比率，再乘以100；综合赔付率为100是承保的盈亏平衡点，综合赔付率高于100代表承保亏损）从1979年100.6，升高到1980年103.5；可预期的是，1981~1982年这个趋势将持续下去，业界的核保损失将向上攀升。想要了解其中原因的人，我建议你读读Chubb保险集团的年报，其对产险业竞争态势做了精辟分析，虽然报告不见得令人振奋，但绝对中肯。不幸的是，一个尚未浮现但非常棘手的问题，使保险业阵痛将持续，它不但使保险公司因核保损失创下历史新高而面临经营困境，更有可能让从业者苦心经营的努力事倍功半。事情的起因在于债券价格下跌，而会计准则又允许保险业以摊销成本而非市价列示其账面价值，导致许多从业者以摊销成本记录的长期债券投资金额，达到其净值2~3倍，甚至更多；换言之，只要债券价格下跌超过1/3，很有可能把公司净值全部赔光，这其中甚至包括好几家知名大公司。当然债券价格也有可能回升，这会使这些公司的部分甚至全部净值得以恢复，但也没人敢保证债券价格不会继续下跌。我们深信，对股票或债券价格做短期预测根本没用，预测这件事或许能让你更了解预测者本身，但对了解未来，一点帮助也没有。有点吊诡的是，若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价格下跌，会影响保险从业者生存，但若换作是债券价格下跌，却一点事都没有。保险从业者的理由是，不管现在市价多少，反正只要到期日前不卖出，便能按照票面赎回，所以短期间价格波动并无太大影响，就算是20年、30年甚至40年后到期，只要我不卖，等时间一到，就能以票面金额收回，反倒是若我现在出售这些债券，那么就算再买进同类型价值更高债券，我反而要立即记录相关损失，使账面净值大幅缩水。但真正的情况是，从业者很可能为避免记录损失，一直不敢出售债券，其结果反而错失更好投资机会。更严重的是，保险公司资金主要来自于用户所缴保费，由于产险的投保期间较短，一旦用户规模减少，资金流动不足时，保险公司将被迫出售部分债券，使损失浮上台面，保险公司的净值立即大幅缩水。因此保险公司在面临债券价格下跌，净值大幅缩水，同时市场费率又低到不合理时，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告诉核保部门，必须坚守费率底限，保费绝对不可以低于预估损失成本加上营业费用。这种选择的结果相当明确，由于大部分业务都对价格相当敏感，所以很多保单在到期后都会流到竞争对手那边；随着保费收入大幅缩水，相对应的负债科目也会慢慢减少（未到期保费及应付理赔款）；资产（债券）必须跟着出售，以应对负债减少；原先台面下未实现损失，将被迫记录在保险从业者的财务报表上（当然要看出售的多少）。此种令人沮丧的操作，对于净值影响程度不一，有些公司的反应是出售成本与市价相当的股票，或是新进投资损失较小的债券。出售好的投资，留下烂的资产，这是种驼鸟心态，期间或许不觉得痛，但对于公司与产业长远发展，皆会产生重大伤害。第二种选择比较简单，不管保费水准有多低，将来要赔多少钱，都照单全收以维持现有保费收入水准，然后暗地里祈祷不要发生什么重大意外，或是期待债券价格早日回升。对于这样的做法，外界一直有相当大批评。当然各位都晓得我们应该采取那一种做法，而且产业的趋势也很明确，那是只要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被迫采取第二种做法，那么保险市场就不会有好转的一天。因为如果大部分的从业者，不论费率是否合理，都以维持保费收入水准为第一优先，那么市场价格就一定不会好转。除了本身发生财务问题外，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是，市场上大部分的同业公司都因财务问题，而纷纷采取流血式的杀价竞争。我们之前也曾提到，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因种种理由，诸如顾及公众反应、企业自尊心或是怕伤害到净值等原因，而不愿认赔出售债券者，终将发现自己被债券长期套牢而无法进行其他投资。而我们之前也提到，问题还不止于此，除了投资的选择被迫牺牲，甚至连是否接受保单的选择，也都荡然无存。至于我们本身采取的立场，就相当令人安心，我们相信自己的净值相对于保费收入水准，按照债券摊销成本制，是所有大型产险从业者中最强的，甚至当债券价值以市价计时，我们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当然在吹嘘自夸的同时，我们还是必须提醒自己，资产与负债部分的到期日仍不匹配，使我们在债券方面投资，损失不少钱。伯克希尔充足的资金与弹性的投资操作，将使我们在面对市场不当定价的恶性竞争环境时，还能游刃有余，但是产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坚强的财务实力，依旧无法使我们免于产业的杀价竞争，我们只不过是多些持久力及可供选择空间。1980年由Phil Liesche领导的国家产险公司，在核保部门Roland及理赔部门Bill Lyons的协助下，不断超越自身，虽然保费收入持平，但核保利润率却创同业新高。虽然我们预期1981年保费收入将减少，但身为总部的我们不会有任何抱怨，而他们的薪资考核也不会受影响。对于公司创办人所定下的核保标准，我们信奉不渝，而且相当清楚一旦失去，就永难再恢复。John Seward领导的家庭与汽车险公司小有进展，我们将较不具竞争力的小额一般责任险转为金额较大的汽车保险，同时随着核保绩效的改进，营运规模不论是在地区或产品线，也在缓步提升中。再保业务部分由于进入障碍较小，还是持续面临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加上初级保险从业者面临的问题，事前可先收取巨额保费，但灾害真正发生与理赔时程却拉得很长，这种感觉有点像青少年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信用卡。高利润的吸引力使大笔资金进入这个行业，目前的高利率环境更加深这样的现象，导致若某一年未发生大灾难，往后几年的核保绩效便会变得很差；反之，若有大灾难发生，更大的灾难将会降临在保险公司身上，因为有些同业者可能无法履行与客户当初签订的合约。我们公司George Young在这一行的表现一向一流，在加计投资收益后，仍能有合理获利，我们将继续留在再保市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费收入将很难有大幅增长。在Homestate保险业务方面，我们持续面临重大问题，除Kansas的Floyd Taylor外，其余的核保表现均在同业水准下。其中Lowa保险自1973年成立以来，每年皆发生巨额损失，直到1979年我们决定结束该州业务，并将其并入Cornhusker产险。其实它也有很大潜力，但还需要很多努力，才有办法实现。我们的劳工退休金业务在1979年痛失英才，37岁的Frank不幸去世，他天生是个保险专家，积极进取，努力上进，短短时间内便改正在国家产业退休金业务部门的缺失。当初介绍Frank加入的Dan立即接手其原有工作，并以伯克希尔以另一家子公司Redwood火险为主体承接业务。至于由Milt领导的Cypress保险公司，一直是我们在这项业务的主力，且表现一直相当优异，与Phil Liesche一样，广为同业所仰慕与模仿，但其优秀的表现却是同业无法比拟的。总之，保险业务量在1981年将大幅下滑，整体核保表现也不会太好，虽然我们预期自己的绩效应该会比同业好许多，但其他同业也都这样认为，最后肯定有人会大失所望。1979年我们缩减在纺织业的营运规模，虽然不愿意但却不得不关闭Waumbec工厂，除少数设备转移至New Bedford外，其余设备连同厂房都将处理掉，我本人由于无法早日面对事实，而犯下重大错误。在New Bedford，我们淘汰将近1/3织布机，保留少量、合适的多样型机台，而即使一切顺利（这种情况很少），这些生产线仍不具投资效益，就产业循环而言，损失将无可避免。剩下的纺织事业，规模还不算小，将划分为制造与销售两部门，各自独立运作，两者才不致于绑在一起。由于新购进130英寸针式织布机，将使我们目前最具获利能力产品线的产能增加一倍，情势告诉我们，纺织业又将面临艰困的一年，所幸我们在这一行所投入的资本已大幅减少。Ben在联合零售商店的表现，持续令我们惊艳，在零售业普遍惨淡的一年，该公司盈余表现仍佳，且大部分皆为现金收入。1981年联合零售将迈入第50个年头，而连同前任者Simon（1931~1966），两人合计经营这家公司整整50年了。1980年底，我们终于完成了以伯克希尔股份交换4.1万股Rockford Bancorp（其持有97.7%伊利诺国家银行股份）的交易。交易方式准许伯克希尔股东维持各自在该银行的权益（除我本人仅能维持原来80%），如此他们将可确保在该银行的权益与传统的分割方式一样受到保障，总计有24位股东（目前股东总人数为1,300人）选择这种对等方式。另外，股东们也可要求增加其在该银行的权益（相对地，其在伯克希尔的权益将减少），所有提出此项要求的股东皆如愿拿到股票，因为这39位股东需求股份数量刚好略低于其他1,200多位选择全数保留伯克希尔股份所释出的银行股份，剩下的差额由本人承受（约为Bancorp 3%股份）。在加计先前基本80%的分配额度后，最后结果是，本人在银行的权益稍微减少，而在伯克希尔权益略微增加。银行的经营团队对于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Bancorp将成为一个只有65位股东，组织不复杂的控股公司。1980年8月，我们发行利率12.75%、25年期（2005年到期）、额度6,000万美元的公司债，依合约规定我们将于1991年开始提存备偿基金。这项融资案的主要承销商Donaldson，自始至终为我们提供一流服务。不像大部分公司，伯克希尔不会为一些特定短期资金需求去融资，我们借钱反而是因为当我们觉得在一定期间内（约略短于融资年限），将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出现。最佳的投资机会，大多出现在市场银根最紧的时候，那时你一定希望拥有庞大购买力。关于并购对象，我们偏爱那些会产生现金而非消耗现金的公司。由于高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他们必须将所赚得的每一块钱再投入，才能维持其原有的营运规模，就算这些公司账面数字再好看，除非看到白花花的现金，我们对其仍保持高度警戒。符合我们标准的公司并不容易发现，每年我们研究上百件并购案，其中仅有少数能引起我们兴趣。所以，要让我们规模合理稳定扩充的想法，并不容易落实，但我们仍将持续多方尝试，以保持伯克希尔的增长。无论如何，我们皆希望能保持适当流动性、负债比例与结构，适当并保留充裕的资本实力，虽然这种保守的态度使我们的投资报酬率打点折扣，但这也是唯一能让我们感到安心的方式。Gene Abegg，我们长期投资的Rockford银行创办人，1980年7月2日逝世，享年82岁，身为一位挚友、银行家、杰出公民，他是无可超越的。当你向某个人买下一家公司时，你对这个人有了更多了解，之后你又请他以伙计而非老板的身份，继续经营这家公司。在买卖开始前，他对这家公司了若指掌，而你却一无所知，卖方有太多机会可以欺骗买方，而当交易完成后，微妙（但又不那么微妙）的态度开始改变，模糊的认知也会发酵，就像求婚过程一般，失望总是难免。而当我们第一次碰面，Gene 100%坦诚，就像其为人一般，谈判开始，他把公司所有负面因素摊开在桌上。另一方面，在交易完成数年后，他还会定期地告知你当初交易时，未讨论到的地方。而就算是当他把银行卖给我们时已高龄71岁，Gene仍然兴勤工作更甚于以往，虽然极少发生问题，但一有问题便立刻报告毫不迟疑，你还能对这样的人多要求些什么呢?（早在1933年，该银行所持有现金便足以立即清偿所有存款）。他永远记得，他是在处理别人钱财，虽然这种正直不阿的态度将永远安息，但他杰出的管理能力，将使银行在全美获利能力的表现上，继续名列前茅。Gene负责伊利诺国家银行营运将近50年，约为美国历史的1/4，当初是一位工业巨子George Mead从芝加哥把他找来Rockford开设银行。Mead先生负责出钱，Gene负责出力，他的领导才能立即在Rockford地区各种社交活动中展现出来。许多Rockford居民告诉我，这些年来Gene给他们很多帮助，有时是金钱上，但更多时候是智能、同情、友谊。我本身也从他身上获得许多，因为个别年纪与工作关系，我们益师益友，不论如何，这种关系相当特殊，我永远怀念他。
1956年，巴菲特创立巴菲特合伙公司，管理资产30万美元；1964年，巴菲特掌管资金2,200万美元；1965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接管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1968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掌管资金上升至1亿零400万美元；1969年，巴菲特对股市过度投机充满忧虑，并认为依靠投资股票获取回报将会变得越来越难，宣布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此后，巴菲特继续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兼CEO。
伯克希尔·哈撒韦是由伯克希尔与哈撒韦2家公司合并而成。伯克希尔最早可以追溯到塞缪尔·斯莱特，1790年在罗得岛州创建的美国第1家纺织厂；哈撒韦是霍雷肖·哈撒韦在1888年建立的纺织品生产公司。二战结束后，美国纺织业重心向南方转移，而伯克希尔作为北方纺织品制造企业，没能做出相应调整，业绩显著下滑；1955年，伯克希尔与哈撒韦合并，取名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合并后的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整体上是亏损的，资产净值大幅缩水37％。
到1962年12月，巴菲特首次大量买入该公司股票，并持续买进该公司股票，到1965年5月，巴菲特合伙公司接手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此后长达约20年，尽管巴菲特及团队做出很多的努力，想挽回纺织业务的颓势，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巴菲特转向投资收购其他业务，却打开更为广阔的商业空间。1967年初，借助收购国民产险公司（NICO）进入保险行业，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发展的重要基石；1972年，巴菲特以蓝筹印花公司（不久后并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名义收购喜诗糖果；1973年，巴菲特开始在二级市场买入《波士顿环球》与《华盛顿邮报》股票；80年代，投资可口可乐等，均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可观回报。
1965年，巴菲特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时，它只是家经营不善的纺织厂；到201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保险经营为核心的多元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覆盖铁路运输、能源、精密制造等，投资过苹果、可口可乐、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卡夫食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