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中国“二十四史”这个超级IP是一个奇迹
在6月8日在上海中心进行的“生生不息”2021腾云峰会上，王石主席作了一场“历史经典与IP生态”的主旨演讲，他讲了一个中国人修史的故事。
《史记》《左传》《古文观止》都讲过齐庄公、崔杼的故事。齐庄公被崔杼所杀，因为种种原因史官写了一句话，叫做“崔杼弒其君”，就把他的君主杀掉。崔杼当然不高兴，就把史官杀了，杀了之后，他的弟弟就来了，他说你现在进行这件事情，他弟弟也是如此记了“崔杼弒其君”，然后他又把弟弟杀了。第二位弟弟又来了，说你会怎么写？他说，我还是要写“崔杼弒其君”，这时候崔杼就下不了手了，所以就让他写上这句话“崔杼弒其君”，写上之后又来了一个史官说写上了没有？他说，写上就好了，要是没有写上我来写。
这个古人神圣的历史概念在今天我想没有了，今天的人可以效仿古人的“死心眼”，但如果古人还活着会效仿今天的“滑头”，没有这种神圣感了。所以有些时候历史是进步的，也许有些时候、有些领域历史是退步的。
我这里说到“二十四史”时就想讲一下，“二十四史”从司马迁开始，司马迁是公元前100多年的事情，到明末1700多年又加上司马迁，接近2000年。我们就说一下2000年，我们想一下中国朝代更替基本上用推翻形式进行的，一个推倒一个，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记事以同样的举例，大致用纪传体的方式记了2000年。
著作史上写作年代比较多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说歌德《浮士德》写了60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了37年，还有一些30年、40年的作品。但是像中国这样以一种马拉松坚持方式一直记了2000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而且在2000年中间，大家好像约好了一样：
第一，朝廷亲自主持修史。
第二，以人为中心、为线索来修史。
第三，后朝人修前朝史。
第四，以修史不断作为朝廷大事，而且会让第一等人物来修史。
比如说司马迁，还有修写《汉书》的班固和班固的妹妹班昭，还有写《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大家知道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知道他的词“庭院深深深几许”，可是很多不知道他一个大史学家，他写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还有说到了修《隋书》的魏征，他是唐朝的著名人物，第一等的政治家。还有修《明史》的张廷玉，他也是不得了的，他是安徽桐城人，主持修史。还有脱脱，他主持修了《元史》《金史》《辽史》《宋史》，这些人都是第一等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所以，中国这样的一个过去史就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在修史记事这件事情上，中国做了“二十四史”完全是一个奇迹。
“二十四史”中国人一共整理了四次：
第一次是乾隆时代的“武英殿本”，武英殿在故宫里面。故宫是康熙一朝时修建了，用它来刻古籍的，所以康熙第一次以皇帝名义批准出版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名字叫下来就是因为康熙。所以叫做“武英殿本”，从康熙开始有了“二十四史”。
第二次全面修史是上海的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是海盐人，海盐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海盐出了张元济，出了漫画家张乐平，还有余华。张元济的贡献在于因为乾隆“武英殿本”体现了太多的皇家意志，把“二十四史”很多乾隆认为不妥的地方都删掉了，所以张元济觉得应该恢复“二十四史”古版本的面貌，他就从宋代的、元代的古本之间寻找了很多“二十四史”的版本，也吸收了“殿本”，构成了新的“二十四史”，叫做“百衲本二十四史”。“百衲本二十四史”是拼凑起来的，像和尚的“百衲衣”一样。
第三次修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70年代结束，是毛主席立题，先是吴晗、范文澜参加的，后来就是顾颉刚先生和很多史学家一起参加的，修了“二十四史”的文字以及标语，“二十四史”是文言文，没有标点，在阅读上几乎不可能的。
我上次参与文史馆的会，我问一下陈祖武先生，他是一个大史学家，我说有人说中国人读过“二十四史”的人不超过5个人？他说，我觉得差不多，而且只是读过前四史，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读“二十四史”是没有的，可见“二十四史”是不容易阅读的IP。
第四次修史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做了目前的“今注本”，“今注本”主要是吸收中国几百年来中国学者一代又一代人研究“二十四史”的成就，并把这些研究成就做成注释夹在“二十四史”文本里面，让读者可以随时看到人物、事件、年代等等。
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二十四史》是一本书，可是和这本书相关的研究可能是一间大屋子，读这本书的人读到一个地方读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到大屋子里面寻找资料，为什么？因为大屋子里面资料堆的满满，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历史资料。可是“今注本”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的目标是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可以读“二十四史”。
这里我想说明一个问题，有朋友说白话本的“二十四史”也已经出了，但是我们的想法白话本的“二十四史”已经不是“二十四史”了。大家知道鲁迅先生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很多人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从“史”的方面，还是从文学方面都是评价非常高的。你设想一下，假如你把《史记》所喜欢的项羽本纪写成白话文，你想还是司马迁的作品吗？还能叫做《史记》吗？所以，我们不太主张白话本，仍然保留了“二十四史”的版本，它文本的原有状态。
刘梦溪先生，喜欢说的一句话“文言文，自有一种文本的庄严，二十四史文言文代表了中国庄严、气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克制，既保留了文本，又把新的注释放在了书里面，就可以阅读了”。所以，我跟一些朋友说，“今注本二十四史”为你提供了一部可以阅读的历史，这部历史书的总编撰是张政烺先生、顾问何兹全先生、执行总监赖长扬先生，他们三位已经去世了。
我这里特别想说的是“今注二十四史”历时27年，在这中间先后有19位历史学家，他们没有看到“今注本”出版已经离开我们了。我特别想说到像《隋书》的主编杨先生没有写完，他的学生马先生也没有写完，又是他的学生接班，三代人才把《隋书》注释写完。有些老先生没有看到出版，把他们的文稿仔仔细细码在写字台上，让我们看了之后心里面很难过，觉得把他们的生命最后和生命一样宝贵的知识贡献给我们，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出版，所以我作为出品人每次想到这件事情都觉得对不起他们。
当然时间这么长了，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十四史”全面整理一共四次。有两次按我的说法叫做“官修”，一次是乾隆，一次是毛主席。还有两次是“民修”。
我想我们把“今注本”奉献给大家，我刚才讲了历史的意义不在旁人如何解释历史，不是别人如何赋予它一个意义，我是说历史的意义就在历史本身。本来我还想讲一下“六经皆史”，六经不是空想出来的道理，是从历史中间历史告诉你的道理，历史本身所说明的道理，也就是用我们的话，中国的故事就包含了这些道理，所以古人说“六经皆史”，史是外在的，经是内涵的。
我这一节是历史经典和IP生态，后面四个字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是我想讲一点，我很佩服腾讯提出的“科技向善”，其次我很佩服腾讯在“今注本二十四史”上倾力与我们合作，他们也在经受一个大考验，从来没有看到文化产业去挑战一个重重的经典文化内容。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的优质文化、经典文化很少被文化产业，或者文创产业所注意，他们注意到了，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划算的领域，可是我觉得腾讯没有这样，这是非常值得人钦佩的。
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全球通史》是我们国家大学教材里面很重要的一部书。我注意到他说到一个观点，他说在历史发展当中智能和理性是有时间差的，智能走在前面，理性跟在后面。比如说，核技术走在前面，但是人们如何用好核技术，这是后面的事情了，已经把核子弹和消灭人类武器造出来了，但是如何限制核武器？如何和平利用核子技术还在讨论，甚至束手无策。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理性和落后是一种归属心理，是人类一种危机。现在我们深刻感觉到这一点了，所以“科技向善”是多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拥有了一种能力和技术的时候，如何用这种技术来服务于人类幸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