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水性的人”——尤二姐（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之十四）
尤二姐，贾珍妻子尤氏异父异母妹，贾琏偷娶之妾。主要故事见于第63回二尤姐妹与贾蓉调情、第64回尤二姐与贾琏眉目传情、第65回贾琏偷娶尤二姐、第68回尤二姐被凤姐赚入大观园、第69回尤二姐吞金自尽。
作者对尤二姐的态度比较中立，第68回回目云“苦尤娘赚入大观园”，“苦”字是对尤二姐遭遇的客观描述，感情色彩比较淡。
评论者对尤二姐的评价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主要从道德着眼，认为尤二姐是品行有亏的女子，如评点家诸联以花喻红楼女儿，认为“尤二姐如杨花”。[1]杨花具有轻飘的特征，因此，在中国传统比德文化中，以杨花喻女子是含有贬义的，成语“水性杨花”即是专指女子感情不专一。
评点家涂瀛说“尤二姐容貌性情，两无所恶”，却“一失足成千古恨”，认为其悲剧根源在于道德上的“失足”。[2]当代学者崔耀华先生继承了这一说法，认为“尤二姐代表道德败行”，“他的德行不好，想借着自己的姿色，去取宠贵族阶级”。[3]
第二类主要从性格着眼，认为尤二姐“不识人”、[4]她的死“是懦弱的”、[5] 她“是一个软弱的善良的女子”。[6]
京剧《红楼二尤》中严海鹰饰演尤二姐
第三类主要从社会制度着眼，认为尤二姐的悲剧“是大家庭一夫多妻制度也即纳妾制度的产物”、是“一个带着沉重的封建枷锁而又过分善良不知抗争的柔弱女性的悲剧”。[7]
这些评价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尤二姐的性格特征，都很有道理，但是，尚不足以凸显她在传统家庭文化视角之下的角色特征。
如果联系尤二姐的身世经历，考察她作为女儿与妾室的表现，对这个人物会有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贞节观念淡薄的平民之女
尤氏姐妹第一次出场在第13回，叙述者介绍，秦可卿丧礼中“尤氏的几个眷属尤氏姊妹也都来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只是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一条线索而已；无独有偶，尤氏姐妹第63回正式出场又是因为丧事——贾敬去世，适逢贾珍贾蓉都远行在外，尤氏将继母及两个未出嫁的妹妹接来宁府帮忙看家。
年画红楼二尤
这一对以美艳“尤物”著称的姊妹花两次都是伴随着死亡的阴影来到贾府，最后又都在贾府死于非命，不禁令人联想到跛足道人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暗含了红颜-骷髅的哲理命意。
对于尤氏姐妹与贾珍贾蓉父子之间“聚麀”淫乱的关系，论者多从男性霸权的角度批判贾珍贾蓉父子的无耻与堕落，自然有道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尤氏姐妹也的确存在贞节观相对比较单薄的问题。
就尤二姐而言，既与姐夫贾珍有“不妥”关系，又与妹妹一起当着下人的面与贾蓉打情骂俏、嘲笑嬉闹，再与初识的贾琏“眉目传情”“十分有意”，不说封建妇道，即使放在今日，这样的女孩在品德操行上也是有瑕疵的。
当尤老娘做主准备退婚另许贾琏做妾时，本有婚约在身的二姐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同样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
在尤二姐与贾珍、贾蓉、贾琏三人混乱的关系中，作者并未提供男性一方霸道强梁的证据，相反，当尤三姐佯狂作态、嘲笑取乐时，贾珍、贾琏反而被镇住了，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有。
叙述者评价尤二姐为“水性的人”，亦即用情不专的女子。平心而论，尤氏姐妹与贾珍父子之间存在有违人伦道德的关系，责任并不能全部推给男性一方。
究其原因，尤氏姐妹贞节观单薄应该与其成长经历及生活环境有关。
首先，她们应该是出生于平民阶层。她们是随母亲改嫁来到尤家的，作者对她们原生家庭的情况并无介绍，不过从尤老娘带着两个女儿改嫁这一事实来推测，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寡妇改嫁，要么是不容于大妇的小妾被迫改嫁，无论哪种情况，她们的原生家庭不大可能是讲究礼法的体面人家——在传统社会里，体面的人家要装礼法的门面，不大会让女子带着两个孩子改嫁；她们的继父愿意娶带有两个女儿的女子为继室，应该也是寒素之家。
因此，无论是尤氏姐妹的生父家，还是继父家，应该都属于普通平民阶层，何况后来继父过世，生活陷入困顿，尤老娘曾亲口对贾琏说：“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确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第64回）
连环画《红楼二尤》封面
《管子·牧民》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物质条件是“知礼节”和“知荣辱”的基础和保障，反之，在物质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知礼节”和“知荣辱”有时就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奢望。这也是平民阶层礼法观念相对淡薄的根本原因。
不过，家境贫寒的邢岫烟却能洁身自好、自尊自重，因而赢得了包括凤姐在内的许多人真诚的尊重和关怀。
其次，母教不严。传统家教其实特别看重母教，有道是观一君而知国运、观一人而知其家、观一母而知子之德行。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人格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传统社会的女子来说尤其如此。
对于二尤姐妹来说，尤老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尤老娘改嫁这一事件本身说明她并没有很强的“大文化”所强调的贞节观念；她对二个女儿与贾珍父子的“厮混”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是缺乏母教的表现。
董辰生京剧人物画《红楼二尤》
当贾蓉为二姐贾琏说媒时，尤老娘完全从功利的角度考虑：一是素日全亏贾珍救济，不好驳他的面子；二是由贾珍置办妆奁，不用自己费心；三是贾琏是青年富家公子，比遭了官司败落了的庄头之子张华胜强十倍，鉴于这三点，她“不由得”“不肯”，全然不顾指腹为婚的盟约，既缺乏诚信，也没有“女不事二夫”的贞节观念。尤氏母女寒盟悔婚之举，在当时的社会是不符合道义的行为。
要之，原生家庭的解体、贫穷的物质生活环境、失败的母教等等诸多因素造就了尤二姐、尤三姐一定程度上道德人格的缺失，从而变得贞节观念淡薄，其行为突破了封建妇道的底线，这一点是造成她们姐妹悲剧的直接原因。
虽然，贞节观单薄的责任不能完全由她们本人来负，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任何情况下个体生命的施受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联。
谢崇山绘《贾琏与尤二姐》
等而下之的偷娶之妾
众所周知，儒家宗法重嫡庶之别，妻妾地位悬殊。但是，妾的地位也不能一概而论。从妾的起源来看，其来历不同身份地位也不一样，有出于犯罪者，有出于购买者，有由于私奔而不备礼者；又有聘而为妾及媵而为妾者，前者与婢类无异，后者则只是为了与正妻区分，其地位身份仅次于正妻，远在一般婢妾之上，在特殊情况下，还会出现多娶并嫡的情形，如《林兰香》中的林云屏与燕梦卿之间即使如此。
可见，妾有贵贱之别。[8]如“平儿”一节所述，在贾琏的几位侍妾之中，从来路上说，秋桐因为是贾赦所赐，自以为是过了明路的“二房奶奶”（第69回），地位最高。平儿是凤姐陪嫁之婢，地位次之。
尤二姐是贾琏在家孝国孝期间偷娶之妾，可谓等而下之；而且，因为有“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第69回）的过往，在旁观者眼中更加卑贱。
贾琏与尤二姐的姻缘乃浪荡贵公子与轻浮寒素女之间的一拍即合。贾琏素闻尤氏姐妹美艳之名，且知其与贾珍贾蓉父子之间有聚麀之诮，于是有意撩拨。三姐只是淡淡相对，二姐却是“十分有意”，于是两人“心领神会”。
接下来，从眉目传情、私传信物，到说媒求婚、暗中偷娶；从婚后两情相悦、鱼水和谐，到东窗事发、二姐被赚入大观园；从二姐吞金而死，到贾琏伤心痛哭、尽力办理丧事，并求平儿帮助收藏旧物以作“念心儿”，期间尽管也夹杂有贾琏喜新厌旧、为了秋桐冷落二姐的情节，但是，整体来看，贾琏对二姐的确付出了一定的真情。
尤二姐一方，婚后更是以贾琏为终身之主，改邪归正、温柔多情，誓言生是贾琏的人，死是贾琏的鬼。
可是，尤二姐行止有亏、悔婚寒盟在先，再加上贾琏是在家孝国孝期间偷娶，这一对浪荡子与轻浮女之间的夫妾关系，注定经不起礼法和道德的考验。尤二姐的家庭角色及其悲剧命运要放在这一前提之下来考察，方能显示其独特的意义。
胡也佛绘尤二姐
内外交迫下的自杀者
表面上，尤二姐吞金自杀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凤姐借剑杀人，但是究其根本，还在于她名不正言不顺的侍妾身份，以及她未出阁前淫奔不才的名声，尤其是后者，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尤二姐无立足之境。因此，从根本上说，尤二姐死于礼法与道德所形成的内外交迫的压力。
先看外在压力。自尤二姐被赚入大观园之后，凤姐一边多方表演贤妻的戏码，一边有条不紊地精心设计，以礼法和道德的名义，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一环紧扣一环，将尤二姐紧紧裹住：
第一，尤二姐进大观园不过三日，由凤姐安排的善姐即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
第二，凤姐调唆尤二姐曾经许婚的张华告官，闹得贾府上下都知道她原是“有夫之人”，使她有口难言；
第三，凤姐当面说破她难以启齿的隐私，而且告诉她，从老太太、太太到奴才们已是无人不晓：“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了，又和姐夫有些首尾。⋯⋯这日长天久，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第69回）；
第四，府中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骂槐，暗相讥刺；
第五，在秋桐挑拨之下，贾母渐次不大喜欢，众人因此越发往下践踏起来；
第六，秋桐公开叫骂，“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纵有孩子，也不知姓张姓王。”（第69回）
连环画《尤二姐》封面
如前所述，尤二姐自打嫁给贾琏起，已经幡然悔悟，准备“安分守己，随分过活”，（第66回）事实上，在贾琏外出期间，也的确做到了关门闭户、谨慎持家，再无半点轻浮的模样，因而深得贾琏之心。
可是，正如评点家涂瀛所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她婚前的淫奔行为突破了封建礼法和妇德的底线，因此，面对凤姐、秋桐乃至下人们打着道德的幌子所施予的种种羞辱，她除了“暗愧暗怒暗气”之外，毫无辩解、回击的余地。
再看内在压力。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尤氏姐妹在懵懂的少女时代，与贾珍父子之间有了苟且之事和淫奔的名声，随着年岁和见识的增长，她们的自尊意识和道德意识逐渐觉醒，对自己曾经失德的行为，深以为耻，并且内心备受煎熬。
就尤二姐而言，她曾在两情缱绻之时，诚恳地对贾琏说：“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说明她自惭形秽，为自己的过往感到不堪。
在她饱受磨难、万念俱灭之时，前来安慰她的平儿后悔当初向凤姐报告消息，尤二姐表示不怪平儿并强调：“况且我也要一心进来，方成个体统，与姐姐何干。”说明她“一心”要将自己的身份纳入到“体统”之中，即得到当时社会道德伦理的承认。
邮票《凤姐设局》
当尤二姐被凤姐赚入大观园之后，叙述者说，“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居住”，也说明她只有来到贾府、得到凤姐及长辈们的认可，才拥有“合法”的妾室身份，否则，她只是贾琏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因此，尤二姐进贾府虽然是受凤姐蒙骗，却也是她自觉自愿追求的目标。
尤二姐在贾府备受折磨时曾经梦见已经“耻情归地府”的妹妹对她说：“此亦系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
关于这个梦，有学者解读为“尤二姐的宿命论”，“整个梦的主题”是“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9]当然有道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看到，这里的“因”正是尤氏姐妹的“淫奔不才”。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梦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在睡眠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潜意识活动。而潜意识是在人的显意识背后存在着的深层意识活动。所以，尤三姐在梦中的这段话，未尝不是尤二姐深藏在内心的自我认知。
刘旦宅绘《二姐吞金》
因此，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我虽标致，却无品行”，还是梦中的“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这些话都反映了尤二姐在道德觉醒之后的羞耻感以及内心的煎熬。
从文本看，尤二姐从前期的放浪到“婚”后的贤良有一个明显的、急速的转变，对这一转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痴心”，“她忍受一切，无非是为了贾琏，她一心要为他做个贤良人，做个有品有行的人。”[10]
也有学者表示，在前几回书中“并不窝囊”、“并非善良百姓”的尤二姐进入大观园之后，“只有束手待毙，连一点反抗挣扎哪怕是绝望的哭闹都没有”，也许是“叙写上”“些许的疏漏”。[11]
尤二姐婚后的逆来顺受、贤良温顺，自然有对贾琏痴情的成分，同时也是道德觉醒以及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之后回归“礼节”的努力。至于最后的束手待毙，则是在外在的道德审判与内在的羞耻感共同构成的巨大压力之下的选择。
顺便提及，尤二姐之妹尤三姐形象在脂批本与程本中有很大的不同。
在脂本中三姐与二姐一样，有着“失足”的经历，戚序本第六十五回回目即为“淫奔女改行自择婿”，可是，程本却将她改写成了纯洁的贞节烈女。对这一改造，冯其庸先生认为，“程本是大违作者原意的”。[12]笔者同意冯先生的观点。
改琦绘尤三姐
其实，尤三姐与尤二姐一样，也有一个自尊意识觉醒和回归道德伦理的心路历程。
她说，贾珍父子“诓骗了他寡妇孤女”，“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既是对贾珍、贾琏无耻行径的控诉，也是对自己姐妹年少无知的悔恨；她拿出“无耻老辣”的做派，是为了“禁住”贾珍、贾琏兄弟，使其不敢继续轻薄作践；她“思嫁柳二郎”，是“改过守分”、追求“合法”身份和幸福生活的积极努力，而“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等语，正是她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憧憬；她“耻情”自刎，是“终身有靠”的希望幻灭之后对命运、对世俗偏见最彻底的抗议！
尤三姐自刎的直接原因是柳湘莲悔婚，悔婚的直接原因是柳湘莲怀疑其贞洁，而事实上，她又的确有“淫奔无耻”的过去，追根溯源，尤三姐以刚烈的方式为自己年少时的失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电视剧《红楼梦》中张明明饰演尤二姐
在这一点上，二尤姐妹悲剧的性质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尤二姐是机缘巧合“得了好处安身”之后不堪外在舆论与内心羞耻感的折磨，静悄悄地吞金而死；尤三姐则是因为不干净的名声导致欲求“好处安身”而不得，当众自刎而亡，一柔弱，一刚烈，姐妹俩不同的性格特征在自杀方式上也得到了体现。
尤二姐悲剧的社会意义
一般认为，尤氏姐妹死于男权社会的封建礼教，或者更具体地说，死于贾珍贾琏贾蓉等无耻男性加在她们身上的屈辱，当然都没有错，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个美丽的、出身于平民阶层、贞节观念单薄的女孩的悲剧，还有更加深刻的独特内涵：
那就是男权社会对男女两性在性道德上所持的双重标准，具体来说，在贾珍贾琏贾蓉与尤氏姐妹的淫乱关系中，毫无疑问，男性尤其是贾珍、贾琏，应该是主动的一方、理应负主要的责任，可是，这样的“丑事”于他们丝毫无损；而对于原本属于被动一方的尤氏姐妹，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连改过守分、追求幸福的资格都没有了，乃至双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朱梅邨绘尤三姐
在这方面，倒是贾琏的态度颇值得关注，他对满怀愧疚的尤二姐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了。”事实上，贾琏也的确做到了“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文意识。
当我们许多人将尤氏姐妹的悲剧归咎于封建礼教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在当下中国，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依然根深蒂固，极端的表现就是即使是性骚扰、性侵害案中的女方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
曹雪芹通过尤氏姐妹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在性道德上的不平等，联系现实，更能看到曹雪芹的超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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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诸联《红楼评梦》，见冯其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2] 涂瀛《红楼梦论赞》，冯其庸纂校订定《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崔耀华《红楼探幽》，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422页。
[4] 佩之《红楼梦新评》，见吕启祥等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5] 侍桁《曹雪芹写死》，见吕启祥等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6] 何其芳《论〈红楼梦〉》，见《名家解读〈红楼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7] 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8]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36-40页。
[9] 许玫芳《红楼梦中梦的解析》，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10] 严曼丽《红楼二尤的悲剧情味》，见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22页。
[11] 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第202页。
[12] 冯其庸《冯其庸点评红楼梦》，2004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