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上：荷兰黄金时代肖像大师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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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真正的重头戏在南边的主馆，被称为Hof（庭院的意思）。门票上有个地图，指引观众从Hal一路向南，走到大圣地街（Groot Heiligland）62号。谷歌地图上显示的步行距离是600米。
这幢庭院式建筑建于1609年，最初为养老院，如今在入口的顶端还能看到一尊老人手持募捐箱的雕像。1810年这里改为孤儿院，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画家雅各布斯·范·洛伊在五岁父母离世后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时光。
成立于1862年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最先是在市政厅的后面，1908年哈勒姆市政府买下这个院落，请建筑家按照17世纪的风格改建成今天的样子，随后将博物馆迁移至此，191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门楣上刻着竣工的年代：“1912”，旁边还有弗兰斯·哈尔斯的雕像。
走进去是个四方院，展厅就在四周的房间里。
这里的馆藏以16-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作品为主，按不同主题排列。我在这按画家重新归结，集中介绍每位画家的代表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便是弗兰斯·哈尔斯，首先看几幅他绘制的个体肖像（或个人形象的风俗画）。《雅各布斯·扎费乌斯》绘制于1611年，是哈尔斯最早的作品之一，相对于他的晚期作品，此时的笔法还很细腻。画中人物1571年曾任圣巴夫教堂执事，宗教改革后因拒绝向市议会交出天主教会的财产而被投入监狱，后经沉默者威廉特赦才得以出狱。
这幅小画中的人物是荷兰黄金时代的作家和诗人特奥多鲁斯·施莱维柳斯（Theodorus Schrevelius，1572-1649），绘于1617年。当时诗人年满44周岁，因此在画中他手持一本写着“44岁”的小册子。
这幅画创作于1623年，画的是哈勒姆一家旅馆的女店主。看上去她正在为客人斟酒，双手还处在倒酒的动作中，因此酒壶和杯子都是倾斜的。这很可能是哈尔斯经常光顾的一家店，因此店主的表情轻松自然，说不定哈尔斯将这幅画送给店主抵了长期拖欠的酒钱。
我前面说过，哈尔斯不仅给有钱人绘制肖像，同时也画了很多社会底层的人物。这幅《渔童》表现的就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他身上背着草筐，背景中可以看到大海。此画创作于1630年，能明显地感觉到画家笔触已日趋粗犷。
也许是受客人的要求所限，哈尔斯在那个时期受雇绘制的肖像画则没有那么洒脱。下面两幅是1631年绘制的范·德尔·弥尔夫妇。范·德尔·弥尔先生（Nicolaes van der Meer，1574-1637）是哈勒姆的一位酒商，曾多次担任哈勒姆市长。他与太太1589年成婚。
随着哈尔斯画风的粗犷和笔法的娴熟，他有时会打破常规即兴作画。这幅1650年创作的《旅行者》就是一幅不打草稿的油画。画框的尺寸不大，可以直接装进兜里，很可能是哈尔斯给这位旅人当场作画并让其带走的，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广场画家。
与那个时期的其他肖像画家一样，哈尔斯也受聘绘制了许多群像。《圣乔治民兵队官员的飨宴》是他绘制的第一幅民兵队群像，完成于1616年。民兵队的军官一般任期三年，期满后通常会请画家作画以示庆祝，所以留下了许多他们的群像。在这幅画中，人物严格按照官阶排列，最左边坐在桌首的是上校和教务长（并未处于C位）；中间是几位上尉，其中坐在桌子靠近观众这边半转身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范·德尔·弥尔先生（他占据了C位，也许预示着什么）；右边坐在桌尾的则是几位副官；扛旗的是预备军官，右三没披绶带的是服侍这些军官用餐的佣人。
1627年，哈尔斯又受聘画了另一幅《圣乔治民兵队官员的飨宴》。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幅画在18世纪被人在每个人物身上标注了号码，从1到11，然后另制作了一块牌子按照号码写出对应的人物姓名，以便后人可以记住他们。这似乎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18世纪此画拥有者的眼中，其作为记录的功能远比画作本身的艺术价值更重要，所以才不惜给人物标上号码，而丝毫没有顾及对画作本身的破坏。
同时期绘制的《轻火枪兵民兵队官员的飨宴》也同样遭到被标注号码的命运。
哈尔斯绘制民兵队群像的巅峰之作是1633年创作的《轻火枪兵民兵队官兵开会》。会议地点选择在户外的一块开阔地，从背景中树的颜色可以看出此画原本比现在看到的要鲜艳得多，因为绿色的树叶已经变成了棕色，说明画面色泽整体都比以前暗沉，就像伦勃朗绘制的《夜巡》原本是白天的巡游一样。画中的人物也被标上了号码，虽然有些已经看不清了。1号人物是左边正面端坐的克拉斯·范·卢（Claesz van Loo，1585-1660）上校，他神情威严，身披橙色绶带，被一群官兵环绕。右边靠在桌前一手叉腰一手抚胸的4号是安德烈·范·霍恩（Andries van Hoorn，1600-1660）上尉，他后来当上了哈勒姆市长。整个画面围绕这两个人物形成两个圈子，左边的七个人簇拥着范·卢上校，右边的六个人以范·霍恩为中心。哈尔斯借助中间一个坐在桌前左手持笔的人物将两个群体连接起来，他身体的位置可以划在左边的圈子里，眼睛却望向右边。这是哈尔斯首次在民兵队的群像中画出下级军士，他们全都站在后排手持长戟，而前排佩剑的均为军官，包括上校、上尉和副官。
下面终于能看到几幅不是民兵队的群像了，话说那个时代像民兵队那么有钱能不停地请画家画群像的还真是不多。这幅创作于1641年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男董事们》不像民兵队群像那么花里胡哨，因为只有黑衣白领黑礼帽才是符合他们身份的装束。有趣的是画中没有一个人物看向观众，这在这种大尺寸的群像中是不多见的。画中坐着的四个人好像在思考什么，以至于左边刚进来尚未落座的一位丝毫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就这样一言不发，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样。用官方介绍中的说法，此时画面中唯一的“动作”可能就是从左上方斜射进屋内的光线了。
还有两幅群像是这座博物馆所在建筑的前身，也就是养老院的董事们。两幅都创作于1664年，此时的弗兰斯·哈尔斯已经82岁高龄，笔法显得更加随意。一幅画的是养老院的男董事们，画中五位戴帽子的人均为董事，右后方手拿纸片的老人为养老院的男舍监，通常由他和一名女舍监管理养老院的日常运作。男舍监左前方歪戴帽子的人眼神迷离，面部表情僵硬，被研究者认为不是醉酒就是面瘫，但此人对自己在画中的形象似乎没什么不满，至少没有出现关于出资人对此画表达不满的记录（此时想起了倒霉的伦勃朗）。
另一幅画的是养老院的女董事们，其中四位坐着的女人便是，最右边站立者为养老院的女舍监。这两幅画看起来都比较写实，没有对人物进行美化。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弗兰斯·哈尔斯晚年曾住在这间养老院，因为对养老院里略显冷酷刻板的管理体制不满，所以才用这种写实的手法给董事们画像以示报复。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弗兰斯·哈尔斯从未住进这间养老院。也许他晚年已看破一切，不再对任何人有奉承或者报复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