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敏华:李伊白——江南北国两相宜
李伊白,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19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28日,去山西运城插队落户。
李伊白老师
访问李伊白,纯粹是个意外。2011年秋,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当时正在写作关于工农兵学员的非虚构文章,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访问几个住北京的传主。第一个渴望采访的是梁晓声,手里捏张从他复旦同学处要来的联系方式,兴致勃勃的。不料人家说正好颈椎病犯了,没法接受采访(后来才知道,关于在复旦的三年上学生涯,梁晓声早已出了一本书的)。
转而联系我下乡时同一连队的国辉,她可是比我早一年读北大的,人家也说身体不好。得!时间多出一块来了,就随便打了个电话给李伊白,问能不能给我介绍个有关人士聊聊工农兵学员这个话题。伊白说,甭介绍,我就是。
我大喜过望:跟伊白交往了二十多年,咋才知道她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呢?
她约我在一个两人都方便的女子书店见面。那书店以粉红色为基调。故今日写作此文,所有的回忆都带着一种粉色,而故事本身,却色彩难辨,杂色得无以名状。
作者与李伊白老师合影
李伊白是家里的长女。十岁那年,才从老家无锡进京,所以至今在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中,有时还会夹些许无锡话。他父亲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曾经做过中央大首长的秘书,家住新华社大院,是多少人艳羡的成长背景,可她却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高干子弟。我妹妹是高干子弟,我是无锡子弟。”说到这儿,伊白又加了一句,“张闻天终焉之地。”
哦,幼年打的地域文化底蕴,有时会影响人的终身。
1968年她下乡前,家,已经是四分五散着了:父亲干部级别降了六级正在劳改,母亲也远在五七干校不知还能不能回北京,弟弟已于半年前去了东北兵团,妹妹也紧接着去了吉林农村,可以说北京没家了,房子也收了,四个孩子只能留一个,另给一间小房。轮到伊白,有几个去向:云南、内蒙古、宁夏、陕北,或者干脆回乡插队。李伊白选择了山西。
问到何以作这样的选择,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山西是中国的资源大省,人口压力不大,走走道一脚就可以踢出煤来,按行政区域划分,晋南最富,黄灌区,粮棉产区,农业发达,种两季庄稼,多经济作物,藏红花很出名,运城的盐池出盐也很多。山西,富比科威特啊!”
把我都听呆在那里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知青,这样夸自己第二故乡的。即使夸,也绝无这等宏观的视野、指点江山的口吻。多少知青说起第二故乡,每每第一句话便是“苦呕!工分只有几分钱。”
“我喜欢山西的雕塑,那里辽代的雕塑堪称辉煌。我所在的运城地区,地上地下文物全国第一。”
伊白每每在随口一说中,带有或浓或淡的家国情怀。
李伊白,大女人啊!
她说十岁前受的是叔叔影响。叔叔在之江大学土木建筑专业毕业,在营造所工作,接活,造洋房。解放后上海人民广场的路灯,就是他设计的。文革后回到无锡,搞景观设计,当了太湖总工程师,被人称为“李老总”。她崇拜叔叔,因为他不是个书呆子,他的工作生活充满创意。“叔叔还设计过一个旅行包图案,还得了个大奖呢!”
“真的啊?原来是你叔叔设计的啊?我也背过的,那时候普天下都背着你叔叔走南闯北呢!”
当然,十岁以后与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伊白低调,过去不怎么听到她提起父亲。今天,倒是回想起天人相隔的老父亲来。父亲曾经说过:“世界观就是观世界得来的。”父亲还说过:“报纸要么不看,若天天看,隔一段时间集中想想,心得就不一样了。”父亲的随意语唾,成了伊白的座右铭。
到农村后,伊白“观”来的“世界”就和首都大城市很不一样了。她发现农妇聊天荤话连篇,学农活、学方言时就不愿意跟她们在一起,早上分活,就专门找老把式当师傅,虚心地向他们求教,认真地化用他们的经验。种地五年,伊白后来也成为“小把式”或谓“女把式”了。
伊白对农村的另一“观”,是乡绅阶层的消失,“1949年后消失了,太可惜。”她说本来乡绅阶层都是些有识之士,在农村是“定价值取向的”,村民们照着做。乡绅没了后,乡民们无所依凭。她说其实乡绅的存在是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可以起到很大很好的作用。
她的话令我想起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那里面的白嘉轩,不正是这样一位正直的、负责的乡绅么?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中,他就是白鹿原乡亲们的主心骨。1949年后,广大农村亦遭遇过不少人祸天灾。若乡绅尚在,或许还能抵挡、克服、化解些个?
《白鹿原》
这些年,家谱、家史、家训的意义,正在被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小孩与脏水一起倒掉的。
李伊白对自己在农村多苦多累,一律忽略不谈,只淡淡道:五年后大学招生,劳动表现是“铁”的,“这工分摆在那里。”一言以蔽之。
而且人缘好。老贫下中农看这个“徒弟”学种庄稼如此用心,早在心里给她打五分了。伊白还是生产队里的读报员。小队部有一份《人民日报》,伊白常常带到地头,给乡亲们念报纸,认真不算,还能纵论天下事,国际国内形势侃侃而谈,于是老农们断定:“伊白有学问。”
伊白上大学那年,还实行考试,老农们说:“考试?咱娃算了吧,还是伊白去吧!”老乡们才不管什么“黑帮子弟”不“黑帮子弟”的!
“这也是机遇。文革七年了,城里中学教师奇缺,学生们嗷嗷待哺。为解此燃眉之急,大学,特别是师范类大学开始招生,并且明确指出要招高中生,政策倾斜。”
作者与李伊白等学界朋友合影
“那一天,农忙刚过,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有来,正没着没落的,一个原北京四中的男知青骑车打我们队里过,叫我说‘走,上县里看榜去!’我就一下跳上他车的后座了,他紧着踩踏,直奔地区招待所。”招生小组的赵老师和一工宣队正好在。“工宣队问我:北大化工专业怎么样?当时我一心想读外语,认为保险系数较大。工宣队告诉我,外语也招,但北外要求绝密,二外要求机密,我一听就知道没戏,黑帮子弟嘛!”
赵老师跟她谈话其实是考验她。当时生产队里还有个男知青也报名上大学,队长倾向他,老农倾向伊白。赵老师问:“听说那男生生活作风有问题?”
伊白立即回答:“没那事儿,这节骨眼上,谣言多。人家不定还说你什么坏话呢。”
后来伊白进了北师院,没想到赵老师就是北师院的。一个冬晨在操场上,两人相遇了。赵老师一下认出了李伊白,说“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也不说他人坏话,我对你印象极深。”
那四中男孩灵活,乘老师跟李伊白说话之机,偷偷翻看了老师桌上放着的四张名单,返回时依旧自行车带伊白,边骑边告诉她:“三张名单上都有你。”说是上县里“看榜”,结果只能这样偷看。咳!“这男孩仗义!”伊白最后补充道。
李伊白老师
“那年的作文考试是写一篇记叙文。”关于考试,她只记得那么多。
问起大学三年的学习,伊白说还真没有学到什么,上课,上上就上不成了,来运动了,“大字报小字报一阵一阵的,老师没法教。”其实不问也罢!我与伊白同一届的,大学里什么样我都清楚。
“倒反而是小学中学学到不少东西。”伊白小学读的是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中学北师大女附中,都是好学校。
在中学,伊白上的是英语班,重点里的重点。教英语与音乐的老师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曾经做过编导,识五线谱,每周教一歌。“那时候正赶上毛主席指示减轻学生负担,以‘劳逸结合’为名,每周六下午,在太庙露台,各班出节目。”
伊白是这些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她说她学习成绩中上,这些“不务正业”的活动却一马当先。性格活泼,演戏,谱曲,倚声填词,搞音乐剧,都拉不下她。先是大跃进啦,学雷锋啦,忆苦思甜啦,编歌词让班上同学唱,从小组唱开始,后来不满足了,弄音乐剧,还有话剧。北京人艺的《三块国币》、《名优之死》什么的,都演过。
2004年李伊白老师在中山大学戏曲会议上
同学家长有在人艺的,有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靠家长的力量,排这排那的,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还去参加过电影百花奖的数票唱票,见到过获奖的王心刚、王丹凤等人,王晓棠是穿军装来的,飒爽英姿。
我边听边羡慕。皇城根下的成长史,毕竟不一样。记得在黑龙江兵团,连里也有一拨北京知青,说哪年哪年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当时就眼红得了不得。
伊白他们就把中学时的本事搬到大学里来。当时班里的文艺委员是个“大人物”——拍过电影《五彩路》的,姓于,名启定,还有个从云南兵团来的,会跳芭蕾,加上伊白,会谱曲,三个人就是班上文艺宣传骨干,学校要出节目的时候,他们班拿出来的总是乒乓响,曾经,李伊白谱曲《重上井冈山》,于启定谱曲《鸟儿问答》,合唱还弄个多声部,和中央乐团唱出来的不一样,同学们都说,“中央乐团的不如咱的好,哈哈!”几十年过去了,伊白说起这段往事,还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
“别不相信,咱班唐诗宋词谱个曲唱唱,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发现,这样有助于背诵记忆。”她强调。我信。
李伊白、杜桂萍合影
大学班里共四十多人,来自五湖四海,党员十几个,非党非团者,伊白叫“白丁”,只五人,伊白是其中之一。两大特点:一,水平参差不齐,二,不少人油腔滑调,染上了这一“底层病”,不好管。有的人一心想入党,做官,有的人千方百计留京,“上学动机我最纯粹了,一心读书。好容易有了读书的机会,怎不紧紧握住。”
伊白在山西就“学问好”,到大学还是“好学问”,班里写个小总结也要“伊白来写”。“我是班里老大姐,也不肯大包大揽,说:来,我口述,你记录,你抄写,大家都有事干。”
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不怎么好。老师讲不成句,全无系统,都像吓破了胆了,生怕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搞到他们头上。“有的老师不想好好讲。一位湖南老师,方言浓重,呜鲁呜鲁讲两首唐诗,学生反映听不懂,提意见,就再不来了。那位讲鲁迅的老师,小心翼翼,听得我们也胆小起来了,于是只好放羊,‘自习政治’。我则手持两元钱的月票,两毛钱的门票,常去颐和园坐坐,看了些残荷枯败,落叶萧萧,发发呆。”
伊白啊,你上皇家花园,发呆也令人艳羡哦!
1995年岁末,《文学遗产》的新老编辑欢聚一堂。前左起:卢兴基、张展、张白山、劳洪、高光起、白鸿。后左起董乃斌、徐公持、吕薇芬、王毅、张炯、王学泰、包明德、陶文鹏、李伊白。
“也有和老师铭心刻骨的交往。1975年,评法批儒,我们班的战斗任务是注释李贽文集。带领我们战斗的老师是人大调来的,为了一些学术问题,我跟那老师争起来了,谁也不服谁,整整争论了一堂课!后来那位老师也不再露面了,同学们调侃:名师被你打得不出头了。其实那次争论,我是受裨益的。我后来在《文学遗产》社工作,成天跟古代文学打交道,又主管元明清文学一块,常常会想起那次受益匪浅的辩论。”
伊白大学毕业后当了六年中学教师。“差校乱班啊,谁也管不好,我一去就接手这样的班,有人叫‘流氓班’,有人叫‘兔子班’,一教室的活蹦乱跳。我去了就管服了,当年就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后来年年都是。”这经历,倒与朱易安的相像。大风大浪经历过,上上下下滚过,什么样的局面都能对付,至少不怵。
后来考研。因为种种原因,没考上,但古代文学的专业成绩很好,所以被调到社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当编辑了。这之后的李伊白,就是我熟悉的李伊白了。
《复刊以来曲学研究概述》
也曾电话里向我约稿。也曾谈论文忘了时间。最是一同参加学术会议,相见欢。数年前散曲会议在陕北榆林召开,我俩每天头碰头地说悄悄话。不知哪根筋搭着了,我建议每个代表都得弄个曲牌为雅号。伊白第一个响应。为了身先士卒,伊白要了个【点绛唇】,我要了个【懒画眉】。同好中也有自称【哭皇天】的,也有自诩【山坡羊】的。
伊白反应快,见谁还没有,张口就送。四川来的周女教授刚刚上台发言,李姐姐就趴在我耳根轻轻甩出三个字:“【眼儿媚】”。广西来的陆先生总喜欢咧着嘴笑,话不多,即使说话也要等笑够才开口,李大姐送给他一个:“【洞仙歌】”。
会长谢伯阳,每天衣着丰富,伊白说:“瞧您这老爷子,今儿【皂罗袍】(指黑色香云纱衣裳) ,明儿【红纳袄】的,还左牵【黑漆弩】,右擎【柳青娘】。”他身边那位女副会长今天穿了件浅浅的青衣,就给编排为“柳青娘”了;那上任还没两分钟的副秘书长小伙,长得不黑,只为体恤衫上有两道黑,又为了与“红”、“青”对应,便着了个“黑漆弩”的绰号。就这么个点着绛唇滑稽多智的大姐大,一个开心果,她走到哪,哪里就是一片欢声笑语。
2007年李伊白老师在厦门戏曲会议上
伊白说话一向有趣,滑稽多智,巾帼关汉卿一个。她爱用歇后语,很接地气,说有的人牵强附会,“用老百姓的话说:拿着不是当理说——强说”。说自己交朋友是“熊瞎子掰苞米——掰一颗扔一颗”。她管大学里的下铺叫“死党”,说那位下铺神经衰弱,她就特别的轻手轻脚,犯气管炎呼噜呼噜的,她就戴个口罩睡觉,下铺特别感动,于是两人成了“死党”。“我从小到大不缺朋友”,“爷自有活泛的地方”。伊白不无得意。
“我爱玩儿,爱开个玩笑,爱逗个乐。我早早就明白自己了。早明白早快乐,所以从知青到工农兵学员,到给学者做嫁衣的编辑,我无往而不乐!”
李伊白老师在2006年哈尔滨戏曲会上
李伊白给自己人生的总结定位,跟她给人指点论文一样精准。玩也能成家的,“玩家”是也。“我玩的是梁园月”,关汉卿就是个大玩家。李伊白玩文字玩音乐,怎不铸就一个快乐人生呢!(2012年8月26日,写于苏州东山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