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子曰、诗云”，还有“楚书、秦誓”
“治国、平天下”之道，这里转入“为政在人”的法治和人治的大要。曾子引用以前的历史经验作为说明。
首先引用《尚书》的《康诰》中“惟命不于常”，说明“秉国之钧”的当道为政者的精要重点所在。接着便引用《楚书》所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是春秋时期记载在楚国国史上的名言。
曾子那个时代，楚国正是南方新兴强国。楚国的令尹子文、孙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名贤，且人才辈出，是当时南方文化特有的现象。老子、庄子都算是楚人。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最有力的《离骚》作者，便是楚国的屈原。
曾子引用《楚书》，更说明当时南方楚国文化，早已与中原的华夏文化、河洛文化并驾齐驱，自成一格，并为儒家学者所重视。
然后又引用了春秋初期，晋文公的名臣舅犯的话：“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晋文公因晋国内乱，流亡国际间十九年，终回国即位，励精图治，称霸诸侯。流亡期间，有四五个最得力的名臣贤辅，舅犯便是其中之一。舅犯所说的“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也就是说，我们流亡十九年，依靠的唯一法宝，便是仁人君子，同心一志，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贏得国际间的亲切援助。
然后，又引用了《秦誓》的一段话，说明一个领导者，重用贤者的不易道理。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欢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嘴上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与人民，对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別人有美德贤才，便故意反对他，还设法使他处处行不通），实不能容（事实上，他实在是没有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种人，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人物）。”
引用了《秦誓》之后，便加以发挥地说：“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是根据《秦誓》最后七句话，说到那些当道者，既没容人之量，还妒嫉贤德人才，那就应流放他们到四夷去，不和他们同居中国。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纵然见到好的贤人，但不推荐提拔），举而不能先（虽然推荐提拔，但太迟了，已经失去他发挥才能的时机），命也（命该如此，无话可说）。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明知他的不对，但不能辞退他；辞退了，还不能真和他疏远），过也（这是本身的罪过）。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灾）必逮夫身（总之，为政治国之道，如果只是凭自我主观，师心自用，刚愎成性，自己真正所爱好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般人所厌恶的。自己所讨厌的方向和目的，正是一般人所喜爱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违背了人性。那么，倒霉的灾难，一定会临到他自己的本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最后一句是曾子的结论：所以，真是一个仁人君子，必然遵循千古不易的大道，言行忠信，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结果。如果自满、自慢、自傲，而且自以为是，一点也不悔改，那就必定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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