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国防教育栏目｜如何把握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战备论”？（上）
怎样才能做好战备呢？古代兵家提出的关于战备的基本原则，主要有7个方面：所谓超前性原则，是指立足现实，明察秋毫，见微知著，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超前做好准备。这是古代兵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如《邓析子·无厚篇》中讲：“计能规于未兆，虑能防于未然”。司马相如主张要做到“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能避危于未形”等等。这表明“超前防患”是我国古代兵家与思想家的一个传统思想。
超盖性原则是关于战备要达到的目标的标准问题，战备要达到何等水平问题。我国古代的军事家、政治家有个重要思想，就是在战备问题上，战备的最高标准和理想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各有关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方面，相对于敌人来说要占有绝对优势，全面地超过敌人，盖过敌人，这就是“超盖性原则”。
最早明确提出超盖原则的是《管子》，它在《七法》篇里提出：战备工作必须在财富积蓄、军事技术、兵器装备、挑选将士、管理教育、军事训练、了解敌情、明察战机和策略战略等八个方面都要达到无可匹敌的程度，盖过天下。《六韬》在谈如何统治天下时，也提出要“大盖天下”“信盖天下”“恩盖天下”“仁盖天下”“权盖天下”这五个方面的条件。虽然《六韬》在这里不是谈军事，但也同管子的说法是相通的。
尽管古人的超盖性原则要求的全面超盖很难实现，但它能激励人们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主观努力，竭力争取达到对敌的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以强击弱，以优制劣，以长制短。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盖性原则是很有价值的。
相称性原则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例如《尉缭子》已提出：“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的“三相称”理论，它认为建城池要同土地情况相称，城的大小要和人口的多少相称，人口的多少要和粮食供应情况相称。《尉缭子》的“三相称”理论可以被认为是战备规模与水平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原则的初期理论形态。
《管子》对相称性原则也有很好的说明。管子把一个国家的军备规模大小叫做“器”，把国家的承受能力叫做“任”，要求因“任”置“器”,量力而行，即战备要遵循“相称性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管子》还提出过“超盖性原则”，这是不是有些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二者是统一的。全面超盖对手，争取绝对优势是奋斗目标，是理想境界，而理想与目标又必须建立在自己国力许可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这样就既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往最好处努力。我国兵家几千年前就能提出超盖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陈规在《守城录》中有个名言：“求人不如求己”“上策莫如自治”。意思就是指加强战备工作，保卫国家不能靠别人，只能“求己”，靠自力更生，要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一基础之上。求己性原则，这是古代兵家关于搞好战备工作的根本性原则。古代兵家论述这个问题的很多，如《商子·画策》中指出“自恃者，得天下”，《吕氏春秋》也从理论上概括“过胜之道，勿求于他，必反于己”。讲的就是取得胜利，不能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这里的过胜之道，指的是超越和胜过别人的道理和方法。当然，强调“求己”，并不是说只靠自己，不争取外援，更不是固步自封，夜郞自大。如《尉缭子》中指出：“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就是强调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把天下一切有用的办法都拿来为自己所用，把天下一切制度中好的东西都学来作为自己的制度，这更是古代兵家一贯提倡的精神。（例如：我们现在建设国防和发展武器装备，强调自力更生，但也重视引进俄罗斯等军事强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武器，这种做法，既遵循了商子和吕氏春秋中的思想，也遵循了兵书《尉缭子》中的思想。）
事有所隐，而兵有所寓，注意备战的隐蔽性，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战争本身的需要，是为了对敌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隐蔽性地进行扩军备战，是我国古代兵家在战备工作上的一大特点，也是战备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战备的隐蔽性原则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兵家把战备工作的隐藏在形形色色的非战争形式的活动之中，平战结合，不易被人察觉，而又能达到战备的目的。
主要做法有“寓兵于政”“寓兵于农”“寓兵于刑”“寓兵于乐”等。如吴起在守西河时，边境上有个秦国的小哨所，秦兵常出来祸害当地老百姓，吴起想用军队去拔掉它，但这样又会引起两国大动干戈。于是想了个办法，让人把一辆车放在北门外，贴告示说如有人将它搬走，就分给土地和房子。有人真的将其搬走，于是得到了土地和房子。吴起叫人继续如法炮制，不断有人们就争着去搬，吴起见时机成熟了，下令说明天早上谁要把秦国的小哨所给拔掉了，就赏给官爵厚禄，赐给土地房屋，结果命令一下，老百姓人人奋勇争先，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拔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为战争服务的政治活动，就是寓兵于政的战备工作。
再比如，魏文候为了使老百姓都掌握射箭本领，故意下了个荒唐的命令，说凡是两家打官司，谁是谁非难以断定时，就以射箭定胜负，射中目标的就胜，射不中的就判输，判有罪。结果国人都赶紧练习射箭，日夜不停。后来同秦国作战时大败秦兵，就是因为魏国人个个都是射箭好手。（管仲练水军——寓兵于乐）
在今天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古人这些隐蔽的进行战备的具体办法虽不可取了，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现实赋予寓兵于政、寓兵于农、寓兵于乐等思想以新的内容与形式，肯定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大学生为什么要搞军训呢？这其实就是寓兵于政和寓兵于教思想的运用。）
把战争行动同平时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军队一边生产，一边保卫边界安全，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耕战并重”“平战结合”，这是我国古代兵家从事战备与战争活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战备原则。“屯田戍边”的思想最早由西汉名臣晁错为抗击匈奴入侵向汉景帝提出来的。他认为派大军千里迢迢的去边塞防守，一年轮换一次，不了解匈奴人的能耐，还不如选拔能在边塞安家落户的人，一边种田，一边从事防备匈奴的工作。西汉名将赵充国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把守边的十万骑兵撤回，只留一万步兵守要塞，大量移民屯边耕种。后来赵充国取得了平定西羌的胜利。西汉取得“屯田戍边”战略的胜利以后，历代帝王将相都继承了这一平战结合的战备之策，如曹操下“屯田令”，募民屯田。唐朝、明朝、清朝也采用了“屯田戍边”的战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我国的“”，也是古代“屯田戍边”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兵家和政治家们思考军事问题，始终坚持思维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反对主观片面性的原则，在思考战备问题上，不是单纯从军事观点看问题，而是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综合地、系统地考虑问题，强调战备必须从各个方面同时进行，全面地进行备战，这就是战备的整体性原则。如《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讲战争是国之大事，要慎重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件大事和“七计”。它的“五事”“七计”体现的就是战备的整体性原则。另外司马光认为战备工作必须做好八件事：“国家先当举百职，修庶士、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备，然后可以征伐四夷”。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如司马穰苴的“五虑论”、尉缭子的“五备论”，墨子的“七患”论，管子的“八盖”论、“十全”论等等。可以说，整体性原则在我国兵学思想史上是贯彻始终的。以上介绍了古代军事思想中关于战备工作的主要观点，这些都是从战争实践中来，受战争实践反复证明是真理性的经验总结。尽管现在社会大大发展了，科学技术水平与过去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人的这些经验至今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