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王鸿刚：新时期的世界大势与中国使命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也处于不稳定不确定不消停的时代，“变”“乱”交织，因变生乱，乱中谋变，是这个时代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最大特征。这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矛盾累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在“变”与“乱”的共奏中，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期。或许不必、也很难为这一时期硬性确定起止时间，但近一段时期发生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十九大召开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以及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各类传统与非传统矛盾冲突，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类高新科技，昭示着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前所罕有的深刻变化，一个世界政治的全新时期正逐步开启。
新时期的开启首先以世界经济中正在酝酿的一些深刻变化为基础。现阶段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主要经济体同步回暖，似乎正在走出近十年的危机阴霾，但发展不均衡和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2017年经合组织统计的 45 个主要国家首次全部实现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期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 3.6% ，并称世界经济正经历 2010 年以来最广泛和快速的增长期。但要看到的是，这种回暖主要得益于低利率和赤字等刺激政策，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增长新动力仍显不足，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持续存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没有改变，“长期停滞”的风险始终笼罩，各国的反危机举措只是治了标而未治本，远未形成更均衡、可持续的新型世界经济结构。危机引线并未拔除，进一步的变化注定还要发生。同时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突飞猛进，不仅拉动形成一系列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而且带来经济形态乃至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回顾过去几百年，无论是蒸汽机的发明与广泛使用，电力及一系列电器的发明与推广，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的全球普及，都带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或许我们因为生活其中而浑然不觉，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成熟与普遍应用，作为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必将发挥类似于蒸汽机、电力和互联网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发挥的那种全方位的颠覆性作用。这是世界政治新时期开启的客观物质基础。
新时期的开启在社会领域主要体现为各国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各国过去几十年来大多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产生的显著后果是，各国社会结构出现了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加剧。特别在西方国家，少数富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其他阶层的生活乏善可陈，科技进步对传统就业的取代效应持续显现，中产阶层甚至出现萎缩。在很多国家，贫富分化已开始威胁到社会稳定。这突出表现在各国主流人群的不满情绪升温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快速兴起，民粹政党和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民粹领袖正在获得更大政治权力。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作为社会激烈转型期间大众危机意识的群体表达，其出现有必然性。综观全球，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反精英、反建制、反主流、反全球化、反宏大叙事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升温。自 19 世纪后期民粹主义运动在俄美产生以来，其每次周期性兴起均深刻改变了各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上世纪 30 年代德、意民粹运动泛起甚至助推了战争爆发，破坏力不可小觑。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普遍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反过来必然对各国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同时，因技术的进步及其易得性而带来的个人赋权也成为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表征。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乃至个人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各国公民社会运动和跨国公民运动日趋活跃，对主权国家的权威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形成巨大冲击。
世界政治新时期的开启还体现为各国治理困境的加剧以及对新型治国方略的探索。在发展阶段各异但总体形态趋同的各类现代国家中，由于各类矛盾长期积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大多没有处于均衡状态: 或者因市场力量过强而对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俘获，或者因社会力量过强对市场活力和政府自主性构成制约，各国普遍存在“治理赤字”，甚至面临治理危机，政府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效率急需加强。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曾在一段时期内被神话了的“自由市场”+“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国家治理模式弊端显现，各国治理困境进一步凸显。这在美国表现为经济过度金融化、社会严重分化以及民主政府失灵的“美国病”; 在欧洲则表现为一体化进程始终难以克服主权与超主权、扩大与深化、民主与效率、同一与多元、开放与安全、自主与依赖之间的诸多悖论;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则始终面临“私有化陷阱”“民主化陷阱”“两极化陷阱”“腐败陷阱”和“依附陷阱”。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保持对外开放，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如何在力争有所作为的同时确保程序民主，如何在搞好国家治理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更好借助全球资源为本国利益服务，成为摆在各国执政者面前的共同而紧迫的重大课题。回首过去 10 年，一些国家的治理方式已发生特别重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
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在国际层面的突出标志是新一轮国家兴衰和国际冲突的升级。新时期的开启是新一轮国家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的发令枪。天下大势，顺之者昌。凡是那些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校正前进方向、科学制定发展路线并不打折扣地加以贯彻落实的国家，便有更大机会在新一轮国家竞争中胜出。如今，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地区大国，在国家发展气象或者说国运势头方面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分化。或许一时间还很难评判到底谁高谁低、谁对谁错，但这些不同的治理方略最终带来国家兴衰分化，却是注定无疑的事。在这种高度激烈的大国竞争比拼中，各国之间战略互信下降、战略矛盾上升，主要大国关系重新排列，搅动地缘格局生变，也是难以避免的。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美欧趋冷、美俄龃龉、美日生变、美印靠近、中俄走近、中印竞争、中美竞合同步升温，各大国在东北亚、东南亚、欧亚、中东甚至世界各个角落展开激烈角逐，诱发地区各类矛盾集中发酵，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总之，我们正在进入人类社会的全新时期。这是一个生产方式深刻变化、社会矛盾深刻变化、国家形态深刻变化、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时代，是大转型的时代与大危机的时代，甚至可能是大动荡的时代;这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充满机遇的时代。各种力量和各类矛盾更加深刻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加剧“变”的因素、引发“乱”的因素和实现“治”的因素，都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对国家而言，搞不好，可能漂流而下败坏基业; 搞好了，则可能乘势而上实现跨越发展。对世界而言，搞不好，可能将人类再次推进两败俱伤的战争陷阱; 搞好了，则可能实现人类孜孜以求的公平正义与永久和平。
人类历史总是在曲折中趋向进步。为了各个国家和人类社会能越来越好，新的时期迫切呼唤新的哲学、新的道路和新的动力，来推进和引领现代国家形态的不断优化、现代国际秩序的正向演进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变革。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中国进入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最后攻坚和为“第二个百年目标”谋篇布局的新阶段。这既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大事，更是世界政治进程的里程碑，不仅成为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更将成为新时期推动世界政治向好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中国作为头号新兴强国将成为引领世界政治变革潮流的首要力量。世界政治向何处去，要看中国的战略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中国焕发强大活力，意味着过去几百年世界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出现历史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未来可能成为引领性的全球意识形态。中国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意味着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成为新时期中国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全球公平正义的最终实现乃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前途命运恰恰系于中国能否履行历史赋予的世界使命。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发展，必将深深地打上中国烙印，全球治理体系和现代国际秩序变革，将呈现越发明显的“中国化”色彩。就此而言，中国既要谦虚谨慎、谋求行稳致远，更要大胆前行、敢于冒险犯难，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不进则退，小进也退。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2期
筛选：晞哲 编辑： 里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