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所哀“故都”何处

屈原所哀“故都”何处

屈原首次放逐是在汉北，因为这里是楚的故都（丹阳）所在地；第二次放逐是在夏浦鄂渚，同样这里也是楚的故都（郢城、鄂王城）所在地。难道这是巧合吗？非是，我以为这里有楚王他们的用心和安排。原因有二：一是屈原乃楚之世族，楚王把他流放到故都去，好让他在先祖创业起家之处，自我反省；二是楚王依旧寄于希望，到时候仍召回朝廷，委以重任。这不但从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后又回朝廷任职得到证实，而且从第二次流放途中屈原对朝廷仍存幻想：“何须臾而忘反（返）”，也可印证。这使我又想起屈原在夏浦鄂渚所写的《哀郢》，回忆从当时的纪南城（即郢城）出发，而后“逍遥而来东”。又过“夏首”（王逸《楚辞章句》：“夏首，夏水口也”。）即过了汉汭（沙芜口、阳逻）之后，到了举口（团风）鹅公颈，江水受大别山之阻急转弯由北向南，过邾城（唐以前的黄州，汉衡山王吴芮、唐刺史杜牧曾居此，原离今黄州5公里，现已为城郊），直下樊口。又因受鄂城樊山（西山）之阻，江水又急转弯由西向东，一泻千里。真所谓“当陵（古同凌）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纵一苇之所如，飘飘然而南渡）。到此，屈原“遵江夏以流亡”的目的地“江夏”（夏浦鄂渚）到了。这里上下，左有夏浦，右有鄂渚，都在浩淼的大江之边。于是“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屈原触景生情，一吐胸中块垒（忧心与哀思）。

但是，屈原东来是楚顷襄王四年（前295），九年之后即楚顷襄王十三年（前286）屈原才写《哀郢》。从他“过夏首”之前，所哀“见君而不再得”；“过夏首”、“背夏浦”后，所哀的是“故都”、悲的是“遗风”，并不完全是当时还在纪南城的楚国国都。我想，只要纪南城国都未迁，屈原是不会以“故都”称之。如果联系“日远（即日久）”、“州土平乐”、“江介遗风”、“东门可芜”看，此“故都”当有别指。

前述“郢”，源自大冶郢城，是楚后来京都的通称。从《哀郢》所写，哀郢就是哀国，既哀纪南城当时的国都，也哀楚过去的国都，即屈原所称的“故都”，自然也包括了鄂东南的郢城、鄂王城这些故都。有证如下：

一是“思”，即回忆过去（“日远”）的故都。这个故都的方位就在江夏樊口之西，远处是三百里外的纪南城，近处就是楚的故都郢城（五里界城）、鄂王城，而后者在屈原时还是别都。因此，新老都城都在他“西思”之中。

二是“看”，即远眺故都之地，深感欣慰。因为他看到了“州土之平乐”，人民的安居乐业。

三是“比”，当他看到故都之“江介遗风”，欣慰之余，不免担忧。从“江介遗风”里，他感知最深的莫过于荆山的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莫过于鄂东南的发奋图强、富国强兵的雄心，也莫过于先前南郢的开疆拓土、问鼎中原的壮志。屈原以昔日之遗风，比他当时朝廷的昏庸、直接指责楚顷襄王“憎愠伦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说他身为君主，如同小人。

四是“忧”，担心人民的安居乐业、楚先王的“遗风”，将会不保，担忧楚国不久将遭灭亡。屈原流放鄂东南九年间，江北周武王所封曹姓邾子国城（即故邾城，在新洲城区附近）、邾城（楚灭山东邾国迁此，当时无黄州城），以及江南的郢城（五里界城）、铜绿山矿、鄂王城，相信他是必访的。尤其是故都郢城（五里界城）、鄂王城，更是他访游的对象。当他看到废弃的郢城（五里界城）之后，便油然而产生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的浩叹。他担心楚国如同故都郢城（五里界城）一样，将被“废弃”。这实际就是亡国之忧，而他自己又得不到楚王的信任，深感回天无力，故忧极而悲，悲极而哀。

屈原把《哀郢》给楚顷襄王看后，本想澄清遭诬事实，回到楚王身边。谁知适得其反，楚王看后竟怒不可遏，一下子把屈原再放逐到更远更荒凉的溆浦去了。他从江北（邾城）涉江，而后南行。这第三次的放逐，使屈原对朝廷的幻想彻底破灭，“阴阳易位，时不当兮”，还有何求。虽“乘鄂渚而反顾兮”，但还能“反顾”什么？反顾故都之遗风，反顾“江与夏之不可涉”，反顾“郢路之辽远”，反顾九年在“故都”走过的脚印，反顾自己将一去不复返？不过有一点，屈原万万没有想到，他反顾而西思的“故都”，竟然给我们留下了鄂东南有楚“故都”的力证。

此六点，当可说明鄂地不仅有楚国别都，也有楚国国都。这样一来，楚国在鄂东南建立的王城、国都、别都，已是历历在目。其中，鄂王城同郢城（五里界城）一样，也是楚国国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