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 :“莲池学派”的女性书写与文艺思想 [下]
三
贺涛是张裕钊、吴汝纶二人的及门高弟,其古文思想也深得乃师真传。他的古文笔法细腻,文意纡徐之中郁勃深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与桐城古文吸收小说笔法有很大关系,深层原因则是贺涛醇厚明达、不为空言创作思想的体现。因其醇厚明达,学问才能寄寓性情之中,见理深,论事明,体用周瞻,浑然一体。因其不为空言,凡有关典章制度、政治风教、世态人情都能辨章源流、考究详略,参酌西学,引入新理,以相应发。所以贺涛的古文气体高朗、华茂深厚而情理通达,在晚清张、吴二子之外独树一帜。徐世昌选评古文,遂将贺涛入“明清八大家”。总体来说,贺涛古文所表现的女性观糅合了张、吴二人之长,且更为具体生动。如《古余芗合诗序》曰:“夫人所为诗多咏古之作,其于古事乃能指摘是非,而权以己见,确乎有当于事理、若可据以施行者。心志所藴结,求通于书籍中,而自浚发之耳。”[1]若以“先王女政位乎内”之义衡量,慕夫人可与志虑专一、识量高雅的男子比长絜短。贺涛的这种观点有张裕钊、吴汝纶女性观的影子。《华母姜太恭人九十寿序》曰:
《记》曰:“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夫亲不顺而友不我信,则友之既信,必能类聚气感,更责我以事亲,此自然之效也。近世士大夫犹知此义,故往来投报,必体吾友之意,以致敬于其亲。而致敬之大者,则莫如祝寿之礼,撰为文辞,叙述懿行,祷其康强,逢吉以博老人之欢,而益勉吾友之孝思,桐城吴先生谓今之寿礼胜于古之冠礼,以此也。[2]
文中称引吴汝纶寿序的文体思想,而其结构文体的模式和思考的维度却肇自张裕钊。《魏母贺太恭人寿序》曰:“夫虚词祷媚,既有类世俗所为,而称述艰苦,又非所以娱老人,即见所处境之至可乐者质言之,于盛德则无以推阐,要为太恭人所乐闻。”[3]寿序中论述文体的体制、内容和演变,是莲池学派诸人结构文章的一种书写策略,也是以才学为文的一种呈现方式。二者构成了情、事、理的内在张力,形成复沓中开阖有致,浑然中多元互动的艺术风貌。且使寿序勉于谄媚之讥,收贤者孝亲,友朋尽义的良好效果。至如《宗氏妇传》论婆母与儿媳之际的伦理问题,痛惜“世之立言者,恒援尊卑之义,严于妇而宽其姑”[4]的庸陋,而倡导姑妇互互爱,可以说是吴汝纶以阴阳对待互根之义论男女之际思想的延伸。
张裕钊擩古至深,其古文创作多从传统出发,务阐明先儒之理。他任莲池书院山长期间,虽不禁止学子读西学书籍,但注意力仍专注在科举时文和传统学术,以至于日本人岗千刃访问莲池书院与诸学子论学时,遭遇令他十分失望的场景:
夜,张会叔(浍)、贾伯儒(裕儒)、孟芾臣(馨荣)、齐禊亭(令辰)、赵树楠(锡榕)、张化臣(以南)十数人来见。……余曰:“濂亭先生,师也,长者也。仆不可妄发狂言,失敬左右。诸君年少,仆有一事,切欲问诸君,诸君能有所教乎?”众皆请诲。余曰:“凡士人读书学问,将有为于当世也。今也法虏猖獗,福州一败,台湾仅保,中土危急,日甚一日。诸君何策,以济目下之急?”有一人曰:“法虏无状,中土大举征讨剿绝之,一击之下,不使片甲只轮西还,不必须先生之忧闷。”余书答其后曰:“此何异张学士(佩纶)滔滔万言,而炮声一发,狼狈失措,弃兵而遁。兵岂口舌笔册之谓乎?非仆之所愿闻也。”其人怫然,拂衣而去,他皆默然。皆曰:“此问非仆所能当,敢请大教。”余曰:“诸君业科举,腹中万卷,笔下千言,堂堂天下之士也。而今际国家大变,不能画一策,出一奇,以济天下之急,此无须于读书学问也。方今宇内大势一变,不可一日忽外事。诸君盍以讲八股之余力,旁读译书,以讲究彼所以日致富强,横行宇内,策所以一变千年之陋习迂见?此为圣贤之心术,此为有用之学术。”因指斥科举为误天下之本。众或否,或然,议论纷然,遂不得其要领而散。”[5]
由此看来,张裕钊于西学最初涌入之际,虽较其他老师宿儒开明,却未将西学积极融入平时学术研讨之中。吴汝纶在这方面确实比张裕钊走的深远。吴汝纶任深、冀二州任时即非常注重西学的引入,在他的支持下,学子们不仅可从翻译书籍和报纸上习知西学,他在莲池书院还引入外文教师教授西学。所以,论者谓吴汝纶的学术和古文酌西参中,益以当时之世态、匡济之伟略,堂奥崇隆。贺涛突过乃师的地方,正如其好友徐世昌所说:“所著文考论时政之源流得失,务引西国新学新理以浚发吾民之智识。”[6]他古文的女性书写也具此特征。《王母贺太恭人七十寿序》除赞颂姑母传统的妇德之懿外,更记述了晚清新思潮涌入时,这位传统女性通达时变以继家声的卓识。其文曰:
(小泉)先生没十余年,世运骤迁,学术因以转移。吾姑命勤生(用诰之子)促诸孙出就外学,久之皆能专所习,以取时誉,群从子弟踵而相从,而王氏之风旨遂改其旧。先生通儒也,使目睹今之世变,必不复坚守初志,以庚乎时。勤生可谓善继述矣,然非承母教,亦无以放其机焉。由前所称家庭庸行,贤女子多能之,此人所共知而交颂者也;由后所称,则识时务之俊杰之所为,非女子所能参与,而世俗论女职者,又孰能识其深远而推大之哉?[7]
小泉先生名用诰,贺涛姑丈,定州王氏,宗尚程朱理学。贺涛早年曾从之问学,古文创作也颇受他的影响。贺涛所作寿序,首述姑母承顺丈夫之意,孝亲治家的妇德。并从丈夫、母家女眷、诸父诸母多个侧面的赞扬来衬托姑母的德行,层次丰富圆满,颇有艺术感染力。从贺涛的行文看,其中既有张裕钊表彰传统母教妇德的影子,也有吴汝纶以阴阳之理等观男女才行德能的因素。其更可贵者在于能融汇时代女性新观念入古文,以变其风调,充实古文的内容,使古文也能与时代风气颉颃比翼。那些只知道株守家法的陋儒文人与贺涛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他为吴汝纶夫人作《欧太淑人墓志铭》,摹画了一位深受西学女性思想影响,独立自尊,热心社会公益和女性进步教育事业的女子形象。其文曰:
吾师数诏人以新学,太淑人闻而好之,曰:“固宜然。”吾师喜交外国人,凡所交,太淑人必与其家人往还,访求外国事,尝欲徧至缙绅家,说其妇女,如西士之强人,以兴女学,而区昼其规制甚具,遂欲施行,以无和而助之者而止。其后新学益兴,人渐知女子之当教,乃叹太淑人之蓄志于俗习未改之日,其识为不可及也。……吾师卒后,闓生编译书籍,讲授诸学校,又应山东巡抚今直隶总督杨公之聘,用益饶,太淑人居处服御,不改其旧,而轻财好施予,周恤族婣,惟恐不徧。闻国民捐之说,大义之,曰:“是尽人所宜为也。”出五百金为女子倡。又命闿生以重金助安徽筑铁路,而振水灾。[8]
欧太淑人为吴汝纶的侧室,据其子吴闓生所述,似欧氏夫人在吴氏大家族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她深自谦抑,积极学习西方的新思想,并因丈夫的因缘,与外国女性交游往还,思想观念并无违和之感。且能够身体力行,从促进女子教育,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诸方面,可以看出她已有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女性意识和国家公民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贺涛是一位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传统文人。其《烈妇瓜尔佳氏墓表》曰:
女子从夫者也,既牉合为一体,则宜仰承夫志,自门以内事,无洪琐一埤益我,而代有终,俾其夫得脱然自拔其身以从事于外,而己之甘苦荣辱,则一视夫之所为。其志专,其德恒,故有夫在则从之,而夫没遂以身殉者。夫从人而必身殉,虽非礼之所期,然其性之甘于从人,则于此可见;而先王顺情制礼,亦即于此,而知其不可易矣。新学既兴,谓女子宜求自立,与男子平权,此特即西国近俗为言耳。西儒溯生民之始,以为男子兴立事业,必得女子任役之,使守吾所有,女子不能御侵暴,必承事男子,恃其力以自保卫,为主为从,乃埶之不得不然,不敢遽以男女平权之说为信。而东国大师为吾女子之就学者言为学之旨,亦谓西国女多男少,且苦于生事之艰,女子不能尽受男子之庇,竞欲自立以图存,久之遂成为风俗。中国之俗既与彼殊,故当守旧训无改,绝域数万里,而所言叙伦之理乃有合乎吾先王,知理之具于生初者,尽人而同。人道所由立也,乌得因一方惯习指为万国通义,而废人道之常哉?今设学以教女子,才智将日益恢张矣,余惧旧训之夺于新说也,故表烈妇之事,昌言其义,以为之坊。[9]
此文是贺涛后期的作品,当新学兴起之时,格于新学之弊,贺涛多有所匡议。就其以进化论史观论述西方女权思想为近世兴起成俗而论,确如其言。然据此而推定我国先王礼乐乃不易之道,应守旧训不改,却自相矛盾了。然而对贺涛的女性观,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以现代女性思想去衡量。只能说,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他能以开明、积极的态度,去关注、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女性观,以此反思涉及女性身心、生活、家庭、社会地位等重要伦理、习俗、制度的重要问题,确实较迂腐守旧的文人和大众有巨大的进步。虽然不如稍后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留洋学者,然于当时社会仍占重要地位的士绅和文人阶层确有很大的影响力。由吴汝纶、贺涛等人努力所推动,形成的北方学子向慕西学的学术思想氛围,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李刚己是“莲池学派”第四代中的佼佼者。他先后从吴汝纶于莲池学院问学十余年,又得范当世、贺涛指授诗古文,深得古文义法。受时代的熏染,于西学多有领略。所以其思想较莲池前辈为新锐。他不但将二子送入西式学堂读书,任职山西时又亲自编选诗文,教授夫人读书写字。在给诸子的家书中说:
汝母四五月间发愤读书作字,吾为渠选抄唐宋五七言绝句数十篇,皆能成诵。与之讲解亦颇能领悟。所作大字,笔力清劲,进步尤速。[10]
李刚己认为整个社会习俗、道德、制度对女性之束缚与压抑,造成了中国女性普遍的知识寡陋、文化浅薄深。而且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影响到了家族的兴旺,社会文明的进步。他说:
中国妇女无学,不明世事,不明义理,不明养心之法,不明卫生之术,小则贻害于身,大泽贻累于家庭。其流毒实不可胜言。[11]
李刚己的女性观与张、吴、贺三子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其《姚母蒋太宜人七十寿言》曰:
自范史传列女,后世纂史志者莫不承用其体。然类皆崇尚奇异以震惊众人之耳目。至于门内庸行往往置而不道。而节妇贤母攻苦食贫,奉亲教子,兢兢数十年或不得与彼割股殉身一时激烈之行争流俗之声誉。流弊可胜言哉。……综观太宜人之所为,类皆伦常日用之庸行,固无所谓奇异也。然自古圣贤豪杰支柱患难所恃以动天人而挽气数者,实在庸行而不在乎奇异。[12]
此论实在是“莲池学派”诸子寿序文体思想的总结与概括。然以情入理,用感慨之言发为议论,却别有一番浚发浑脱之致。
余论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关通商,近代女权思想也随着西学的涌入翩翩走来。中外交流在各领域的深化,女子学堂教育的逐步开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为华夏女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二千年来未有的契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文人,带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和焦灼的救亡意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构建符合男子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女性形象,关注女子在新时代的社会功能。“莲池学派”诸子因文体革新触及女性问题,矫正清代中期以来标榜女性节烈卓行的思潮,着力书写门内庸行以呈现先王女教之本、女德之正。他们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叙述男女、家庭、社会之际女性地位和功能的中外演变历程,对我国传统女性观诸如女性职分、贞顺、节烈等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推动了女性传统观念现代化、西方思想本土化。“莲池学派”新释的女性观与同时以西方女性思想启蒙的女性观,本质上都是男性文化中心的他者赋权,不是立足于女性生命本体的自我赋权。其不同之处在于,女性启蒙者以报刊文章、学堂教科书编撰来传播西方女性思想,“莲池学派”以古文为载体书写他们的女性观。因此,古文高古雅洁、辞章义法的风格要求和体制限制,使古文家表现新思想时缺乏文体的灵活性和语言的丰富性。故而,“莲池学派”诸子以古文表现女性思想时陷入了语言传达和思想转译的双重困境。与他们引入西学、发展工商业、家庭女教、创办女子学堂等社会实践的实行相比较,其古文呈现出的现代意识不仅显得浅薄而且有些迂腐了。
近代学者批评古文家地志序言等题材的书写多不济事,于阐发西方女性思想也有同憾。究其原因,不仅因墓志、寿序、诗文集序言等文体的对象和应酬性质所限;也透过他们坚守古文体制之纯粹的背后,掩盖在文化实用理性之下,闪烁着的文化保守意识的幽光。
(原文刊于《京畿学》第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2](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08页。
[3](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76页。
[4](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62页。
[5](日)冈千仞:《观光纪游》,中华书局,2009,第130-131页。
[6](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页。
[7](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59页。
[8](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31页。
[9](清)贺涛:《贺涛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13页。
[10](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二。
[11](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二。
[12](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刊本,卷一。
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思想与词曲学相关问题,主持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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