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生与死》，[英]兰德；杨绛译
01、
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
一岁时的杨绛
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几个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极喜读书，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杨绛和母亲接触较少，行文中也甚少提及，“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家里的女佣们也说“四小姐最难伺候”，但是杨绛觉得“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1928年，杨绛十七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她中英俱佳，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北上京华，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同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相爱，成就一段“我们仨”的世间传奇。两人初见，只匆匆一瞥，甚至没有说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相识时，钱钟书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这与自己的志趣十分相投。清华大学四年，钱钟书只去过香山和颐和园，同杨绛谈恋爱之后，才破例在杨绛陪伴下进行了北京郊区周边游。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回忆，钱家规矩大，“一套封建老规矩压在小辈头上”，婚姻一般是遵从父母之命，像钱杨这种自由恋爱，“给我们以后小兄弟自由恋爱开了一个好头”。钱钟书以87.95分的高分获得奖学金后，杨绛也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既然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钱钟书虽是大才子，但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在国外更是拙态尽显。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杨绛多年后回忆，初到牛津，钱钟书一个人出门，就在下公交车时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为了照顾钱钟书的口味，杨绛学会了做红烧肉，买来雪利酒当黄酒用，慢慢做出不错的红烧肉，“不断发明，不断实验，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有一次，杨绛做虾给钱钟书吃，假装内行要剪去虾的须子和脚。杨绛一剪，虾疼得直抽搐，她吓得丢下剪子和虾，对钱钟书说以后不吃虾了。钱钟书回答，虾还是要吃的，以后可以由他来剪。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和钱钟书甚少争执，为数不多的一次是因为法语“bon”的读音，杨绛认为钱钟书口音带乡音，钱钟书不服。二人找来同船一位懂英文的法国夫人当裁判，结果裁定杨绛赢。1938年，杨绛和钱钟书携女儿回国，避居上海孤岛。为维持生计，她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在上海期间，有人送给他们一担西瓜，钱瑗兴奋得不得了。杨绛回忆，从前家里买西瓜都是两担三担买，这样的日子，女儿没见过。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尝试写戏剧，并一举出名，《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均大获成功。甚至钱钟书写《围城》被人关注的时候，最简洁的介绍是“杨绛的丈夫”。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著名剧作家夏衍十分欣赏杨绛，看过她的剧作后，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佯装倒茶，上楼迅速藏好钱钟书的手稿。可谓十分沉稳。1946年钱钟书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在自留的样书上，为妻子写下一句浪漫的话：“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1947年，《围城》出版，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多年以后，《围城》被拍成电视剧，片头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便是杨绛的妙手。女儿钱瑗评价父母两人的文笔：“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解放后杨绛至清华任教，钱钟书开始养猫，特别宝贝。邻居林徽因也养猫，且是一家“爱的焦点”。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欺负。钱钟书特备长竹竿，倚在门口，随时帮自己的猫打架报仇。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小说《猫》的第一句）钱钟书可不管什么“主人面”“主妇面”，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受邀翻译《堂吉诃德》，因觉得从英文转译会有损原作，便在年近五旬之际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译稿历经二十多载，终于于1978年4月出版。恰逢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杨绛曾在菜园养了一条狗，附近有两头恶犬。杨绛这样写自己护狗：幸亏我认识那两只狗——我是蓄意结识了它们。杨绛爱开玩笑，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钱钟书晚年患哮喘，呼吸急促，自己不顾情分地开玩笑称之为“呼啸山庄”。钱钟书和杨绛两人的助手薛鸿时曾回忆，钱钟书在家里读到什么有趣的书，或者想到什么事情，经常喊着“季康，季康”（杨绛本名），急于跟妻子分享。杨绛说自己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杨绛向来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钱瑗病危那天，探访人群走后，家中只剩她一人，在通电话时失声痛哭。钱钟书病到只能靠鼻饲进食，杨绛亲自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杨绛把爱女钱瑗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1997年，钱瑗去世。仅一年后，钱钟书也离开了。“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薛鸿时回忆说：“钱先生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久久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我们仨”失散后，杨绛“试图做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她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从古圣贤的著作里寻求安慰。杨绛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2001年，杨绛把自己和钱钟书毕生的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她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于信仰，对文化的信仰 ，对人性的信仰。”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人。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回绝了：“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都被杨绛接手过来，整理得井井有条。网上流传甚广的这段“百岁感言”，并非出自杨绛先生之手。家人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预先跟保姆说好，不能去太早。杨先生要梳妆打扮，她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可是特别有派，百岁老人还有她自己的气度。2016年5月25日，杨绛去世。也许，她早就借翻译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本文来源：央视新闻，整编自《三联生活周刊》《听杨绛谈往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