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贤相数不胜数，唐太宗时期“房谋杜断”更是成为一段美谈，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大唐盛世的缔造同他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杜如晦的政治远见和决断，让李世民在早期斗争中多次占据上风。
在秦王李世民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同太子党之间是明争暗斗，双方势同水火，谁都不肯相让一步，此时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便作为高级谋士，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但也因此遭到了太子党的忌恨。
于是太子党便在李渊面前进献谗言，房杜二人被迫离开秦王府，此时的杜如晦还未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换算不上牢不可破，房玄龄连夜入秦王府同李世民相谈，说谁走都不可惜，唯独杜如晦要尽一切挽留。因为房玄龄看出杜如晦有辅佐帝王的才能，而李世民又对房玄龄是言听计从，便上书李渊说无论如何，杜如晦是不能走，李渊只好准奏。就这样，杜如晦彻底成为了李世民身边的谋士，同房玄龄之间互补不足。后来李世民为招揽人才设立文学馆，杜如晦便进入其中响应李世民，而且还成为文学馆十八学士之首。但是太子李建成无法继续坐视李世民一天天强大起来，挑唆李渊将房杜二人遣出秦王府且日后不得出入。李世民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虽然他一直没下定决心要除掉李建成，但李建成却巴不得他早点去死。于是李世民暗中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府中，一番商议后确定了行动计划抢先发难，史称“玄武门之变”。可以说贞观之治的盛景，甚至于李世民的皇位，都离不开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的功劳，尤其离不开杜如晦的决断，让李世民在皇位斗争中占得了先机，不然这场兄弟之间斗争孰胜孰负还尚未可知。
在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时，对一众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五人居功首位，杜如晦被封为蔡国公，不过杜如晦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
但李世民对房杜二人是信任有加，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所有挑拨他们君臣关系的全都被李世民治罪。例如监察御史陈师合说杜如晦不能身兼多职，便被李世民治罪直接充军。其实陈师合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大错，一个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但是皇帝不高兴觉得你有问题，可见李世民对杜如晦是多么的信任，而杜如晦也确实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贞观初年，之所以社会能够稳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都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在背后夜以继日的操劳。在隋朝的基础上，再结合历朝历代的经验，由此制定了唐朝新的制度，可以说几乎到达了封建社会的顶峰。除了对后世影响深远之外，更是远传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深受唐朝影响。正因为制度的完善，才会为后续“贞观盛世”的现世奠定了坚固基础。
贞观之治作为历史上少见的太平盛世，其出现原因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君臣之间各司其职，一同致力于国泰民安，这一点可从李世民同杜如晦的一番对话中得知。
当时李世民召来近臣们提了个问题，他说君主贤明就能发现自身的问题，从而听从谏言改善自身，而君主愚昧怕别人发现自身的不足，就会永远的愚昧无知。而隋炀帝便是这个愚昧的代表，他听不得人们的逆耳忠言，臣子们也不敢再继续直言进谏。虞世基作为隋炀帝宠臣，却没有进言劝隋炀帝改善过失，隋炀帝死后，这人是不是也该一同处死？这是李世民向近臣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表面上是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死，言外之意却是问他们该如何为人臣子。在众近臣还在思索的时候，杜如晦便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说如果身边有那种敢于冒死谏言的忠臣，那么即使皇帝昏庸也不至于失去天下，如果虞世基真的是一个忠臣，那就不会放弃向皇帝谏言，而皇帝身边没有了逆耳忠言就会丧失清醒，从而变得堕落沉沦、昏庸无道。杜如晦认为虞世基已经失去了为人臣子的本分，而李世民也在杜如晦这一番话后感叹良多，正是因为自己身边有着这么多敢于进谏的大臣，才有了大唐如今蒸蒸日上的这番景象。可惜杜如晦积劳成疾，贞观三年正是李世民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杜如晦这年冬天重病不起，尽管李世民数次派名医前去医治，但杜如晦还是于贞观四年不幸病逝，李世民废朝三日表示哀悼，“房谋杜断”也成绝唱，只剩下房玄龄一人。《勤政治国的杜如晦》
《善于决断的宰相杜如晦》
《李世民高级谋士杜如晦的政治人生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