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

袁行霈，1936年生，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我入校时正值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清华、燕大两校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了。老师们有从国统区来的，有从解放区来的，有穿长袍的，有西装革履的。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有从普通高中上来的，也有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在这种多元的环境里学习，很有好处。

课程方面，一年级上过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还有游国恩和浦江清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游先生讲文学史，浦先生讲作品选，都非常好。游先生讲屈原，涉及“离骚”两个字的讲法，他介绍了普通的说法后，会讲他自己的见解。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也很有特点，他会唱昆曲，讲到元明戏曲时，我们有时候在课上起哄：“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给大家唱一段。

古代文学是北大中文系最有传统的专业方向，即便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算起，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学者，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陈贻焮先生、褚斌杰先生、周先慎先生、费振刚先生和我属于第二代学者，我们在“文革”前读书、留校，并在“文革”后成长为本学科的中坚力量。葛晓音、程郁缀、夏晓虹、张鸣、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职任教的多位老师则在“文革”后进入北大学习、工作，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而他们培养的“70后”和“80后”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

第一代学者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林庚先生，就是“帅”。不仅外表气质很帅，他的著作，从《中国文学简史》《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诗人李白》，一直到《西游记漫话》，都透着一股清澈的味儿。“少年精神”“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布衣感”等，都是他拎出来的概念，话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总能让人信服。吴组缃先生讲课也很精彩，他的讲稿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吴先生讲《红楼梦》，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进行分析，深受欢迎。吴先生心地很敞亮，人生经验很丰富，常把他的人生经验穿插到课堂上。王瑶先生颇有名士派头，常常叼着烟斗。我没上过他的课，但跟他一起到江西参加过陶渊明的研讨会，还一起到安徽参加过李白的研讨会，而且总是住同一间客房。晚上躺在床上海聊，所谓“对床夜话”，有时聊到东方既白，话题总离不开学问，受益匪浅。

第二代学者，陈贻焮先生是我的师兄，“大师兄”的称呼是我叫起来的。他写的关于李商隐的论文中，许多观点我都有幸先听他讲过。禇斌杰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评传》。他性格很开朗，笑声是爆发式的，后来的学术成果也是爆发式的，背后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艰辛。

第三代学者，因为“文革”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想拼命把时间追回来。比如葛晓音没念完大学就分到农场劳动了，幸亏陈贻焮先生把她带出来。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砥砺前行的一代”。

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再加上“胸襟”和“气象”。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达到这一境地。除此之外，还应该做一个厚道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老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北大给了我很多知识、很多学习的榜样，也给了我很多发展的机会，比如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明史》，创办国学研究院和汉学家研修基地等。我常提醒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谦素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