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研究2012-07 文学报

文学报

大树·旗帜·风向标

当下能够让我肃然起敬而至于顶礼的作家,耿林莽算一个。

  我与耿林莽有二十余年的交往,仿佛时常在一起,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那是1993年,在青岛。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对耿林莽有过比较多的关注。

他是一棵大树

  耿林莽80寿辰,青岛给他搞了一个隆重而又简朴的庆祝仪式,没有外请,我请一个耿林莽的忠实“粉丝”带去一首贺诗。诗前序曰:“吾曾有言:耿老乃当下散文诗独立而苦苦支撑的大树。散文诗有了耿林莽是散文诗的荣幸,青岛有了耿林莽是青岛的光荣。”

  耿林莽是棵大树的意思,我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由于各种原因,散文诗变成了一种表面繁荣的“异化”。关于这一点,我早在1990年就著文表述了深深的忧患,用“寂寞开无主”来形容散文诗的尴尬。耿林莽先生与我同感。最近,耿林莽在答王幅明先生问时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提高,尚有待努力,发表园地多了,是好事,平庸之作'问世’的机会多了,却未必是好事。尤其是有的刊物常以自吹自擂方式,将平庸甚至低俗作品吹得天花乱坠,更令人不安。我想,散文诗的命运最终决定于其整体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才是我们肩上负担的最重要的责任。”(《耿林莽访谈录》,《诗刊》2011年4月上半月刊)

  因为忧心,更因为对散文诗的高度负责精神和使命意识,耿林莽坚忍不拔,始终不渝地在散文诗的园地里坚持着。有谁像耿林莽这样,以他30年从不间断的不懈与忠勇,以其难以企及的高度与硕大,于文体歧视的夹缝中,为散文诗赢得合法的生存权利而百折不挠地抗争?特别是在时代迅速向市场化、科技化迈进的社会转型期,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将诗的触角伸向现实的诸多领域,写出了渗透历史纵深感、生活现代感和人类命运感的深刻反思。

他是一面旗帜

  耿林莽没有领袖意识,也没有旗帜的奢望。然而,这不妨碍他成为散文诗作者心目中的领袖,成为一面飘扬在前的旗帜。

  在散文诗界的先行者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柯蓝、郭风、李耕、许淇、王尔碑等,他们都为散文诗作出了杰出贡献。2011年底,我在北京的一次散文诗研讨会上说:“在众多散文诗的名家俊彦中,假如只能推举一个杰出代表作为后鲁迅时代'领衔’的话,我们则将目光毫不犹豫地投向了遗世独立的耿林莽。”“现当代散文诗研究,是绕不过鲁迅的,也绕不过耿林莽。鲁迅与耿林莽,这是两个时代的散文诗的里程碑,是'我们’散文诗群所高擎的旗帜。”(《〈野草〉 传统:从鲁迅到耿林莽》)我是很审慎而理性地提出此观点的,绝非夸大其词,或者是哗众取宠,事实上也得到了会上绝大多数人的首肯。历史将会证明我定论的准确与先见。

  耿林莽的旗帜意义,不仅在他始终关注中国散文诗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及时写下自己的思考,还在于他多年来尽其全力地拔挈后进。他主编了《中国诗歌年鉴》散文诗部分和《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精选》、《散文诗鉴赏大观》等,并同时主持《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两刊的评赏专栏,十分关注富有实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散文诗人,还为不少散文诗作家写序写评。

  在耿林莽的旗帜下,聚集了大批散文诗精英,也聚集了散文诗的希望和明天。耿林莽说:“大概少有从事其他文体的作家,像散文诗作家们这样需以很大精力投入对于文体命运及其发展的关注上。……我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了些创作之外的事情。是完全自觉的,是应该做的,做得还很不够。我与一部分中青年散文诗作家为友,互相切磋,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王幅明:《耿林莽访谈录》)读了这段文字,你能不为耿林莽的无私品格和人梯精神所感动吗?这也是耿林莽所以成为散文诗一面旗帜的重要原因。

  耿林莽最让我感佩的是他的人格。他不懂媚俗,也不善奉迎,但求寂寞,唯好洁身,简直就是一个遗世独立的高人!人们惊异于这个性格内向而不善外交的老人,竟然在耄耋高龄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青春活力的散文诗篇!这个被称之为“耿林莽现象”的现象,似乎只有从他的人格中找到答案。

他是一个风向标

  耿林莽的散文诗,以其深刻的影响引领散文诗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什么都被商品化了的当下,耿林莽警示自己也警示我们说:“在一个物质喧嚣、人心浮躁、争名逐利的社会,保持心灵的纯净,甘居寂寞,恐是作家和诗人守住一角精神家园并为之劳作的必要操守。散文诗不必追求轰动效应,散文诗人似也不宜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评奖、登主席台之类的'荣耀’追求上。”(王幅明:《耿林莽访谈录》)

  耿林莽的散文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切入现实,关注当下,以象征性曲笔的独语方式来传达一种悯情深度与精神向度,形成张力遒劲而诗性沉郁的基本风格。笔者早在上个世纪就评论说:“忧郁的耿林莽在深刻地读懂了生活读懂了时代也读懂了自我的时候,找到了充分表现自我的方位,找到了'个人的音调’,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战栗人心的忧郁美的散文诗文本。”而且,“越到后来,则越是有苍茫感和穿透力,即有一种理性气势,给人以凛肌冽骨的战栗感受”。耿林莽在他的多本散文诗集自序中屡屡提到我对他的这个评价,足以说明我与他在散文诗美学评判上是一致的,也说明他对散文诗表现忧郁美的写作是特别欣赏与追求的。耿林莽的散文诗写作,有一条清晰的“由天到地”的巨大变化的轨迹,诗人的人文关怀也由己及人了,他把“忧郁”投向四周的外物与人群。用他自己的话说,“穿草鞋的脚,亲近大地和泥土”,这是“人与自然温暖的一握”,我简直是与露宿街头的待业民工们“一鼻孔出气”了。耿老自以为,他近期作品,比较好地具象了他的生存忧郁。

  耿林莽先生的这种忧郁美,是建筑于现实主义基石上的。他在接受王幅明访谈时说:“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的双向充实,促成了我散文诗的成长,这也许是我30年散文诗创作的一个总结。”耿林莽的散文诗,理性光芒内敛而抵达审美的诗意,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一种由忧郁而酿造的强劲的思想穿透力,表现出冷峻飘逸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张力。这就是耿林莽散文诗的优势与特质,也是对当代中国散文诗创作的一种提升和引领。

一幅逸笔简约的写意花卉图

许淇 画/文

  少时学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首先是鲁迅,然后郭沫若、茅盾、老舍……谁也不怀疑这种排法。前几年,为排行榜吵得面红耳赤,郭沫若、茅盾被拉下马。但我认为,就郭沫若而言,他的早期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在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等的白话诗像放大的小脚; 早些时革命的南社诗人,还在迷楼饮酒吟哦“平平仄仄”,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郭沫若却开创了一个“洪水猛兽”的“女神时代”,要“站在地球上呼号”,要成为连太阳和月亮都吞吃的“天狗”,啊啊!哟哟!哦哦!连珠炮似的、声嘶力竭的、洋字母、连排长短句,在诗歌的形式上,郭沫若应属当时的“前卫”“先锋”诗人。他受惠特曼《草叶集》的影响,创造了自由诗的新风格,呼唤德谟克拉西,他的自由体诗有的篇章,等同于散文诗。同时他受德国浪漫主义狂飚运动的影响,歌德、席勒、海涅……他都是早期首译者,《女神》 以后的两本诗集《星空》和《瓶》,从诗歌形式上退了一步,但内容上去直露之病,仍是浪漫主义、人道主义的,代表了“五四”的新文化精神,在诗歌史上功不可没。

  少年的我迷恋过郭沫若,我曾经收藏郭沫若出版的所有著作,包括《女神》的初版再版本、泰东图书的《星空》和手抄本《瓶》等等,更让我受益的是他的全部译诗。文学想象力是诗的阳光,让胚芽即时获得生命的绿色。

  写至此,应该转到这里选取的《山茶花》了。郭沫若的散文诗数量不多,创作时间很早,1920年12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发表《我的散文诗》一组四题,是我国现代早期散文诗作之一。1924年8至10月,又发表了更加成熟的《小品六章》散文诗,都很短,犹如唐之绝句、宋之小令,《山茶花》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隽永的写意花卉图。设想诗人在异国孤独的山居生活中,必得自寻生趣,昨日翻山越岭回寄宿处,沿路随手“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回寓所找不到可插花的瓷瓶,用简陋的黑铁壶来代替了。往壁间一挂,反而更显得另类,那锈蚀的铁壶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只觉得花和果实仍是在山间野生着。诗人匆匆瞧了几眼这色调和谐的静物,仰面躺倒在铺席上,囊中羞涩,连克罗美拉姑娘卖的素面也未进肚,便沉沉入梦乡了。室内渐渐暗转而又泛青,他醒来了,不知身在何处,只觉得有一缕沁骨的清香……我将这章散文诗留白的地方都给填满了。散文诗文本的语言是干净的、简约的、清丽的,不使用多少比喻——明喻、暗喻或隐喻,也不用象征和影射;既没有累得人牙疼的意象的堆积,也没有眼花缭乱的五光十色的形容词,如同着墨不多的写意花卉,留白的背景给人深长的回味。你可以称之为小摆设、小感触、小题材,是风花雪月,是日常琐事,但确为经典,因为经典不论大小,只讲好坏;经典就是不朽的阅读。

  当前,散文诗写作的题材和形式丰富多样,可以金戈铁马,也可以野花细草;可以豪放,也可以婉约;可以浪漫主义,也可以现代和后现代。我们提倡散文诗具有思想含量,宏大叙事,但也不必要整天板着脸孔,蹙着眉头,作沉思状,动辄国计民生、生死宇宙,活着就未免太累了。我反笛卡尔说:我在故我思,首先我存在我活着我才思想。其实生活中充满了细节、充满了情趣、充满了诗,看你是否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和创造。山茶花开过便谢,而那清秋图画洋溢的生活气息,活在散文诗不朽的篇章里。

山茶花

郭沫若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为散文诗的健康发展而努力

——耿林莽访谈录

耿林莽 箫风

  耿林莽是当代中国最具开拓精神和独特风格的散文诗大家之一。曾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理事等,现为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青岛市作协名誉主席等。他不仅以独树一帜的创作引领着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而且始终关注和思考着中国散文诗的前途命运。2月3日上午,笔者专程赴青岛拜访了87岁高龄的耿林莽先生,并就散文诗创作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访谈。

  箫风:耿老师您好!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指教和帮助。您年仅13岁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而专注于散文诗创作却是50岁以后的事。如果从1980年算起,您在散文诗这块园地已辛勤耕耘30多年。请问您的散文诗创作大体分几个阶段?在创作风格上有何不同?

  耿林莽: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初涉散文诗时的作品,大多肤浅,因为对社会现实和散文诗文体两个方面的认识不深所致。80年代中期,逐渐吸纳现代手法,作品技巧有所提高,算是一个过渡阶段。从1989年开始,逐步进入成熟阶段,由于吸取了“人文思想的光辉”,作品的骨骼才坚硬起来。可以说,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的双向充实,促成了我散文诗的成长,这也许是我30年散文诗创作最概括的一个总结。

  箫风:您后期的散文诗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敢于面对现实,为弱者喊疼,对邪恶说不”(如 《手的档案》、《三个穿黑大衣的人》等)。而当前散文诗创作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囿于“小我”之中,缺少这种社会担当精神。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耿林莽:你说的问题,其实是长期困扰散文诗,影响其声誉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境界不宽,作茧自缚,题材狭窄,手法单一,不断重复和雷同,等等。我以为,解决之道取决于诗人的博大胸怀和广阔视野,胸怀立意,视野取象,意象双赢,便会有丰满优美的诗思源源而生。当然,强调面对现实,不等于题材决定论,形成“一窝蜂”地“追赶”,明明不了解民工情况,也硬去写,势必模仿雷同。因而,要在多元化格局、尊重作家个人选择自由的前提下来谈这个问题,不取“绝对化”态度,我以为是恰当的。

  箫风:散文诗的文体之争由来已久,尤其对散文诗的诗性和独立性争议较大。而您一直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属于诗系列而不是散文系列的独立文体”,并在创作中始终致力于散文诗的诗化。请问您为何反复强调散文诗的诗化?这对散文诗健康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耿林莽:散文诗在中国诞生后,文体之争便已开始,散文诗是“散文+诗”,和所谓“边缘文体”、“杂交品种”的说法,曾风靡一时,使一些不伦不类或“抒情散文”式的作品充斥其间,至今仍有散文化作品出现,这是对散文诗的文体建设和她的独立性,以及健康发展的一种干扰。近年来,由于一些作家的倡导,散文诗本质上是诗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作家认同。

  我一直认为,散文诗是诗的延伸和发展,从格律诗到自由诗,是诗的一次解放;从自由诗到散文诗,是诗的又一次解放。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散文诗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她是从属于诗歌谱系的独立文体,而不从属于散文谱系。在这个问题上,最易出现的混乱,不是将散文诗写成了“诗”,而是将她写成了散文。如果让散文化趋势发展下去,将会使散文诗蜕变为“小散文”,失去其独立存在的精炼、优美、诗性美文的特征。因而,我提出“化散文”的观点,这便是:诗与散文在散文诗中并非“混合体”,散文的某些因素被吸入后,要服从并服务于散文诗的诗性本质,融入散文诗的肌体之中,以增强其舒放灵动之美,丰富它的表现能力。这是将散文化入散文诗中,而不是把散文诗化为了散文。

  箫风: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是散文诗的精品化与通俗化的问题,或者说雅与俗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系散文诗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耿林莽:散文诗是美文性文体,精品性是她的必然选择,或本质属性;而在她的发展中,由于部分作品思想贫弱,艺术粗糙,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她的声誉。因而,提高质量便成为关系文体命运与发展前途的关键。这一背景,要求作家们在精品化上狠下工夫。对此,许多作家都有共识。有人由于水平所限,或努力不够,一时达不到“精品”要求,这不要紧,持续努力就是。问题是有人公然提出反对精品化的主张,指责精品化“是为少数人服务,成为小圈子的欣赏品”,认为所谓“普及化”才是“为人民服务”。这实际上是为庸俗、低俗散文诗的泛滥制造舆论,寻求庇护。这种主张当然不会为散文诗作家认同,但需对之保持必要的警惕。

  我曾在《散文诗:守住寂寞》一文中,对“精品”提过一个粗浅观点,认为精炼、优美、凝重是她的主要标准或追求目标。精炼与优美毋需多说,凝重是指作品“要凝聚”厚重的现实、历史内容,从轻飘飘的华而不实,走向沉甸甸的丰满充实,将文、史、哲的因子,融涵于美的诗境之中,便会有凝重感。所谓“史”,指现实与历史的真实性,“哲”,指思想的深度与高度。

  箫风:著名诗人栾纪曾讲过:您“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相结合的探索中,在散文诗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探索中……特别是实践方面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影响是深远的”。能否请您结合创作实践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耿林莽:散文诗是“五四”时期与新诗同时诞生的,是从西方入境的一个现代化的文学新品种,入境后即面临一个“中国化”,即落地生根的问题,否则便难以立足。有人想从古典诗词中为她“寻根”,说词、赋是古代的散文诗,我觉得有些牵强。词赋均押韵,属韵文,怎能算散文诗呢?其实,应该从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全部遗产中,为她寻找营养,而不必局限于词赋。

  散文诗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问题,至今仍有待探索,将它分为传统写法(拒绝接受西方影响)和现代写法(全面照搬现代派技巧)并将其对立起来,都欠完美。我倾向于她们的深度结合。意境在中国古典诗文中一直受重视,意象则是现代手法的一大法宝,她们的基本点其实是一致的,都强调主体感受和客体境象的融汇。意境着眼于整体,意象着眼于局部。我认为她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一体化掌握而无矛盾。

  箫风:您主持 《散文诗》“作家与作品”专栏和《散文诗世界》“佳作欣赏”专栏多年,现在又在《文学报·散文诗研究》开辟“精品选读”专栏,重点推介中青年作家的优秀之作。我感到,这是您在创作和理论之外,对散文诗建设的又一大贡献。请问您是如何评价当代中青年散文诗创作的?您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耿林莽:散文诗至今不为一些人,包括文学界领导层的人物重视,这不足为怪,较她声势浩大得多的新诗即自由诗,不是也仍为一些人“不予承认”么?这种情况,反而激起了散文诗界的仁人志士以其他文学品种参与者罕见的热情,倾其毕生精力为之奋斗,郭风、李耕、许淇、邹岳汉等老一辈人,像您和“我们”诗群的周庆荣、灵焚等中年诗人,为之付出的努力都是很感人的。与此同时,大批富有才华、充满对散文诗献身热情的中青年诗人的源源涌现,更为可喜,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当代散文诗创作实力的中坚,也是散文诗发展壮大的希望之所系。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及其作品,是中国当代散文诗可以引为骄傲的。

  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创作是极为艰苦的智慧性劳动,需有终生献予的事业心和不懈地学习与提高过程与之相偕。除上面提到的胸怀、视野,孜孜不倦的文化修养和技巧的钻研,也是不可一日或缺的课程。艺术的攀登永无尽期。

  箫风:您对 《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专刊非常关注和支持,现在已经出版三期了,不知您看后感觉如何?请您谈谈对今后办刊的建议好吗?

  耿林莽:您为郭风老主编出版《叶笛诗韵》,以及创办《散文诗研究》专刊,都是对散文诗事业的重要贡献,令人感动、敬佩。刊物编得很好,不仅内容充实,编选严谨,而且风气很正,没有庸俗吹捧之类的现象。关注当代散文诗的实际,譬如对“诗化”问题的讨论,对精品化问题的关注,都是很有见地的。紧密联系实际,可能成为这一刊物最可贵的品质。其实,新时期以来,散文诗界并不是风平浪静,问题不少,争论不少,严重影响散文诗健康发展的干扰从未停止过。作为当下唯一的一份理论性专刊,肩上的担子不轻,相信您定能步步为营地将刊物越办越好。

中国散文诗史话(之四)

邹岳汉

  鲁迅《野草》集横空出世造就中国散文诗艺术丰碑

  1927年7月初版的鲁迅《野草》集,收入1924至1927年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24篇散文诗作品。

  从写作年代看,《野草》 与作者的 《彷徨》大体同时,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激进后的消退期,是作者“荷戟独彷徨”精神苦闷的象征。鲁迅曾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以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了解《野草》产生的时代背景,还可以读出以下信息:鲁迅是有意识地将《野草》作为散文诗来写的;这些精短的“小感触”是在写作小说的间隙写的; 作家的思路无拘束是24篇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来源;《野草》仍然是保持了向黑暗势力的战斗精神,不过采取了一种较柔性隐蔽的形式;不可忽视的一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鲁迅以前很少谈甚至不屑谈写作的“技术”,这里体现出他对《野草》艺术水准的自信。有论者以为鲁迅从写小说转到写些花花草草的“小品”,是作家创造力衰退的表征。实则相反,鲁迅从1907年开始发表文章到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再到同期创作的《彷徨》诸篇,又经历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呐喊”到“彷徨”的反思,鲁迅的《野草》在思想和艺术上经历了将近20年的积累。

  《野草》确是鲁迅写作的一个转折,是一个平静地冲向新的艺术高峰的转折。抛开意识形态因素来看,《野草》 不仅是中国散文诗艺术的高峰,即使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就其文学语言的精粹、意象的丰富和思想的深邃来说,也是最具恒久艺术魅力的一部作品。

  《野草》文体建设上的巨大贡献还在于它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奇幻多姿意象、象征的手法,将中国散文诗初期较为平实、偏重白描的写作方式提升到具有现代风貌的新阶段。

  《影的告别》中的那个“影”,就是自我的象征,就是在“明暗之间”“彷徨无地”的自我的异化。

  《这样的战士》 中一再举起投枪的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老衰,寿终”,“但他举起了投枪!”坚定,而悲壮。

  《颓败线的颤抖》与《狂人日记》一脉相承地体现了鲁迅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深刻批判:“道德”可以吃掉亲情,吃掉人性。

  《题辞》则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艺术提升到极致,犹如镶嵌在《野草》皇冠之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

  《野草》是中国散文诗的一块丰碑,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不朽的经典。但不可以盲目崇拜,要有具体的分析。中国散文诗发展到今天,从理论到实践都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突破和超越。如《风筝》明显是散文作品,《我的失恋》是古体打油诗,如果不加分析地把这些作品一并奉之为散文诗经典,就带有盲目性,这不是继承和发扬《野草》 开创的这个散文诗优秀传统的科学态度。

  回到文学评价鲁迅。回归散文诗研究《野草》。这才是我们今天应采取的态度。

精品选读/耿林莽 主持

底 舱 邹岳汉

  顶天立地。

  在这里,顶天立地的人,被压制成一张失去弹性的弓。

  这小小世界,刚好容纳我们最底层的一群。

  低矮的,密封的,玻璃镶嵌的圆窗外,穿梭般过往的鱼群,惬意地追逐着无边的幽蓝色的自由。

  (它们的姿态有点骄傲,目光中有点疑惑。)

  静坐底舱。与鱼平等地对视,胜过在豪华的甲板上流浪。

  【点评】从微观的视角,作宏观的观测,散文诗或许是很适于由小见大地处理题材、透视人生、启发领悟的一种文体。当然,这有依赖于作家的思想高度、敏感和艺术表现的能力。我以为,邹岳汉的《底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大船的底舱,成为形形色色纷繁人世众生相的绝佳舞台。

  “顶天立地”,以这四个字“开篇”,真好,简练之极,却是人的形象的高度概括,不仅仅是人体形象,也是人的精神形象,即独立人格的具象化表现。但底舱的环境却提供了一个反向的“坐标”,“一张失去弹性的弓”,又一个绝妙的形象。而“刚好容纳我们最底层的一群”,如此轻捷地揭示了全诗的中心理念。“刚好容纳”四个字有反讽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有雷霆万钧之力。

  诗人不满足于这样的“单线平涂”,又引来了“圆窗外”那“无边自由”的鱼群,于是就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对照性的“反差”,而发人深省。

  简捷,以最锐利的思想,最精巧的语言,便可以完成内涵深广的主题和丰富的思想空间,成功的散文诗得益于此。而漫无边际的铺陈,不得要领地烦琐,和啰唆拉杂的散文化“求全”,常常导致文本的松散。

看 山 张稼文

  远处的山只是看看,草木似已凋败,只剩些白色的石头和已瘦得变形的羊群。

  只剩些绵延如羊齿的轮廓,远远地虎视着我们的城市。

  城里一些人在忙碌一些人在醉酒;

  一些人在开会一些人在写诗。

  看一片风看一片云以及山民的炊烟。

  远处的山只是看看,而不需去爬。而那屏障般的轮廓,在黄昏中模糊———但温暖。

  【点评】从容冷隽,于不动声色中揭示了现代都市人对于大自然的向往留恋之情,有一种无奈感隐约其间,而这一切,都是十分自然的流露,随意放松,丝毫没有急迫言说的紧张。我以为,这是散文诗不易达到的一种境界,所谓的举重若轻,便是。

  看山,他抓住的是“远处看看”这一特点,这恰是此诗立意的中心。近处看山的诗俯拾即是,远处看山者便颇为罕见。诗人的远视也不过淡淡几笔,似有若无,恰到好处。其实诗人的意不在山,而在于远在城市的芸芸众生:“一些人在忙碌一些人在醉酒”才是诗人言说的重点。于是,乃有了那远山的轮廓“远远地虎视着我们的城市”这样的“妙笔”,不是人看山,而是山看人,这一“逆向思维”的点击甚是厉害,是一种崭新的创意。

  末段又回到对山的远视,这里的“只是看看”,轻轻几笔,别具风韵,胜过了许多琐碎的陈述和描写。但是,诗人的感受却是:“那屏障般的轮廓,在黄昏中模糊——但温暖”。这一个“但温暖”称得上点睛之笔了,对于尘世中的现代都市人,哪怕一点点山的影子也带来“温暖”,何其可怜!

熟 悉 

陈劲松

  鸡鸣是熟悉的,犬吠是熟悉的,急匆匆赶路的风是熟悉的,模糊的星空是熟悉的,潮湿的大地是熟悉的,同样——

  那些被潮湿的大地安放的身影与巢窠也是我所熟悉的。

  夜的鼻息是熟悉的,

  夜行人的脚步是熟悉的,

  村中那个老鳏夫浓重的咳嗽是熟悉的,

  父亲的鼾声与母亲叫我小名的呓语是熟悉的,同样,它们轻手轻脚为我盖上滑落的被子的情景我也是熟悉的。

  32年了,我依然是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

  这熟悉的温情帮我抵挡住了故乡后半夜的寒凉,也让泪水一次次湿了我的眼眶。

  【点评】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由于他道出了游子思乡这一人类情感引发的共鸣。劲松这章《熟悉》之所以感人,同样由于他写出了许多人共同的感受,似乎很“平常”,却又特亲切,其实是颇具匠心的。

  他以一系列的“熟悉”展开诗境,从而将读者融入其中,仿佛和他一道自遥远异乡返程,一步步靠近故乡。他以“熟悉”串连起许多细节,却无厌倦感,是由于句式的参差错落,不断变化,而且由远及近,越来越临近“家”的那种气息,处理得十分细致入微,这一点乃是我所说的“颇具匠心”的所在。您不妨回顾一下,从鸡鸣犬吠,到夜的星空,潮湿的大地,再到夜行人,老鳏夫的咳嗽,再至父亲的鼾声和母亲的呓语,其实一直牵动您随他归家的脚步在走,“意境感”便自然形成了。

  时间和空间的隔离均未减少“熟悉”度,“我依然是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这句话的分量才得以“水到渠成”,而“泪水一次次湿了我的眼眶”的可信度才得以成立。我觉得,这章散文诗的价值,恰在于此。

萤火虫 

陈德根

  比一朵拐枣花细小,忧伤。

  纤细的灯盏。这是孤独的妹妹,她放生的一尾鱼。岸边的梧桐滴落的水珠。

  妹妹指尖的一星弱火,倒映淡远的村落。

  一线光芒缓缓低垂,在村庄迂回。亲切的叮咛响彻原野。

  反复煽动,谛听或低语;抱紧或放手……动与静都是夏夜里迷乱的音阶。

  我在等待中毒的妹妹康复。

  在这心痛的时刻,散乱的暖意明明灭灭,铺满一生的路途。

  【点评】对于诗人来说,尤其是现代诗人,容易为题材的“撞车”而犯愁,风呀、雪呀、月呀等等,不知被多少人写“滥”了,萤火虫何尝不是。要“出新”,独出心裁,才是真本事。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一短章,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钦慕。

  陈德根的萤火虫是“纤细的灯盏”,还不算新,妹妹“放生的一尾鱼”,“梧桐滴落的水珠”就不同凡响了。然后,又闪出了妹妹“指尖的一星弱火”,倒映出淡远的村庄,以至于“亲切的叮咛响彻原野”,就更加了得。它不仅赋予了萤火虫以亲切的人情味,而且,从萤火虫的光焰中,孕育着诗人对于他的村庄的一片深情,“反复煽动,谛听或低语……动与静都是夏夜里迷乱的音阶”,萤火虫的动感,由无声到“有声”,经过通感的转化,竟成为了“迷乱的音阶”,这也是德根的独创。他的想象力是充沛的,却又不曾滥用,适度的节制和调控,便收到恰如其分的效果。在他的散文诗中,这已成为相当普遍和成熟的运作,形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优势。顺势发展下去,其潜能是无可限量的。

散文诗坛常青树

王幅明

  耿林莽,当代散文诗坛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既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又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常青树。

  耿林莽1926年3月出生于江苏如皋,1950年起定居青岛。少年时代身处日本侵华的恶劣环境,未读完高中即辍学。从事过学徒、店员、银行职员、编辑等职业,编辑工作最长: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先后在徐州《新徐日报》、《青岛日报》、《海鸥》文学月刊做编辑、编审,直至离休。离休后全副精力投入创作和研究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协理事、山东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等,现任中外散文诗学会名誉副主席,青岛市作协名誉主席等。

  耿林莽早慧,发表处女作时年仅13岁。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则始于1980年开始的散文诗创作。那一年,他已54岁。老作家柯蓝在青岛的一场散文诗报告会,点燃了隐藏在他心中的散文诗火种。火种一经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至今,创作散文诗千余首,已出版散文诗集《醒来的鱼》、《耿林莽散文诗新作选》、《耿林莽散文诗选》、《五月丁香》、《耿林莽散文诗精品选》、《飞岛的高度》、《梦中之马》、《草鞋抒情》、《三个穿黑大衣的人》、《散文诗六重奏》和《散文诗品评录》等10余部。其中《耿林莽散文诗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青岛市首届文学艺术奖,《草鞋抒情》 获山东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青岛市文学艺术奖。2007年,获《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等颁发的“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他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最具开拓精神的散文诗大家之一,虽然已到耄耋之年,可艺术之树常青,常有新作和新论问世,被许多中青年作者视为精神导师。

  耿林莽对中国散文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最主要的贡献在创作上。他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散文诗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学史纲》、《新时期诗潮论》、《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中国诗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论》、《散文诗文体论》、《散文诗新论》等文学史和论著,均辟有专章专节评述他的成就和创作特色。《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说:“创造一种曲折幽深的意境,用现代手法表现现代意识,是耿林莽散文诗的突出特点。散文诗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耿林莽有相当的代表性。”著名诗人屠岸在《声色高辉,笔下流情》一文中评价说:“您的散文诗可说是没有音符的音乐,不用颜料的绘画,但同时又寓音乐于节律,寓色彩于文字。因此又是声与色的结合、交融。我认为您的风格之特色即流动的物的具象和流动的情的抽象通过声与色的组合纠结而达到和谐统一。像你这样的散文诗人在国内确可说是独树一帜。”(屠岸《诗论·文论·剧论》)很难找到类似耿林莽的个案:在知天命之年才开始尝试一种文学样式的创作,却能够30年如一日的坚守和专注,终有大成。像他这样在80岁以后仍能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作家,也很少见。

  耿林莽散文诗具有“广”、“多”、“独”的特色。“广”是指表现题材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有乡土的,也有城市的;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他尤其关注当下社会。用一个时髦的词汇:他的不少作品可以称为“在场散文诗”。特别是他那些表现市场经济时代城市与人的作品,辛辣地写出了人们面对金钱的众生相。这对于一个已经远离现实社会生活的老人,更显得难能可贵。他从不在表现题材上为自己画地为牢。“多”是指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他为自己的散文诗选集取名为 《散文诗六重奏》,形象地说明,他用多种乐器演奏,既有民族的,也有西洋的。他量体裁衣,为不同的题材安排适当的表现形式。在表现当代和一些形而上的哲思类的题材时,他借鉴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恰到好处。“独”是指艺术风格的独特性。耿林莽是一位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在他成熟期的众多作品中,散发出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思想锋芒。也许与阅历和性情有关,他的不少作品有一种凝重美和忧郁美; 无论是感性和知性的作品,全都贯穿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同情,对丑恶现象的鞭挞和反思,高扬人文思想的光辉,给人以温暖和启迪。

  第二个贡献是在理论上。耿林莽虽没有系统的散文诗理论专著,但他三十年间发表的一定数量的散文诗专论,是对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珍贵文献,对散文诗的繁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文章明显区别于某些不着边际的纯理论,其特色是紧密联系散文诗的创作现状和个人创作实践,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令迷途者读之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是散文诗文体诗性特征的坚守者。他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的发展和延伸,是她的一个支脉或变体。在我看来,散文诗是格律诗向自由诗过渡后的必然发展,也是现代口语成为诗的主要语言资源后的必然发展。”(《我的散文诗之旅》)他认为散文诗作家首先应是一个思想者。他说“形式主义者排斥内容,尤其排斥思想。过分强调美文性,追求'唯美’的作品,也易忽视作品的思想内涵。”(引文出处同上)

  第三个贡献是在编辑书刊和培养新人上。耿林莽利用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之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海鸥》创办“散文诗开拓区”专栏(新时期最早开办的散文诗专栏之一),坚持数年之久,刊发了大量老中青三代散文诗作家的佳作,成为令人称道的文学景观,一直到他离休。除此,他还主编和参与主编了多部散文诗选集和鉴赏集,如《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精选》、《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散文诗人20家》等。1995-1997年,任中国新诗研究所 《中国诗歌年鉴》特邀主编,主持散文诗部分的编选工作。多年来,耿林莽一直主持《散文诗》刊和《散文诗世界》两个赏析专栏,重点推介活跃在当下散文诗坛的中青年诗人,先后撰写了100多篇点评文章,结集为 《散文诗评品录》出版。他还为许多中青年新秀写序写评,热情向社会推荐。耿林莽是散文诗坛一位无私奉献的辛勤园丁,赢得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普遍尊敬。

关于散文诗的“诗性”

散文诗断想

王慧骐

  散文诗是不缠足的诗,其躯壳是散文,其灵魂是诗。在艺术内涵上它如同诗歌一样擅长抒情,具有诗的构思、诗的意境和诗的旋律节奏; 而在表现形式上则似散文一样舒展自由,不受音韵格律的约束,似行云流水,富有挥洒自如的文笔特点。

  散文诗人叶庆瑞有一种带点浪漫味道的见解:“风度翩翩的散文,迷恋上了美丽多情的诗,而爱幻想、浪漫的诗姑娘,也倾心于散文的俊逸潇洒。于是,就像春天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那样,他俩结合了,散文诗便是爱情的产儿。”

  散文诗是诗和散文繁衍而生的产物,在其艺术肌体内也存在两者的血缘。但当它诞生以后,就以诗和散文都不具有的独特的艺术特征鲜明地区别于两者,因而才具有独立存在的美学价值。

  诗,无疑是强调音韵感的,而散文诗的音韵感却是深藏在“骨子里”的。郭沫若在他的散文诗《鹭鹭》中便说过这样的意思:“鹭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散文诗的音韵感如同人的呼吸、经脉的运动和血液的循环,如水之流动,云之舞蹈,鸟之雀跃,那节奏、音响和旋律是完全顺乎自然的。

  你若写过散文诗,你就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有了那种创作的冲动和欲望时,你会觉着有一位音乐之神在冥冥之中给你某种昭示或启迪,给你流动着的思想注入一股清新而流畅的音韵。

  优秀的散文诗人其实还是个音乐家哩,不过他谱写的曲子是那种“韵在骨子里”的深沉的咏叹调,它会让你“用眼睛去寻找那以不见的手把它弹奏出来的颤动的琴弦”。(别林斯基语)

  有人给散文诗画了个不大不小的圈子,认为它的字数不能超过三五百字,否则将不能叫散文诗。我认为这多少有点绝对化了。泰戈尔格言式的《飞鸟集》是散文诗,高尔基的《海燕》、屠格涅夫的《门槛》是散文诗,刘再复的气势恢宏、长达数千言的《读沧海》、《爱因斯坦礼赞》,你能说它不是散文诗么?

  长或短,我觉得不应是衡量散文诗的标准。形式到底是因了内容而存在的,关键还看你注入这一躯壳的内核是什么。

  短小固然是它的特长,但若成为一种束缚,那等于是把自己硬往死胡同里逼。

  短要短得精致,短得凝练。“在小小的规模中我们能看见美的本形,在短短的尺寸里也能有完美的生命。”(郭风语)

  长要长得精悍,长得壮观,让人觉着那气韵、那动感依旧不失散文诗的迷人光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太有规矩,恐怕也难成方圆。

  散文诗是最自由的一种思想散步。

  一个生活中突现的镜头,一朵情感撩起的浪花,一颗瞬间闪亮的思维火星,都可以进入散文诗。

  凡宏观和微观、哲理的、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或叙事、或抒情、或隐寓、或呐喊,历史长河,蹉跎岁月,恋人低语,花开月落,飞机坠毁,蜻蜓夭折……均可步入散文诗的浩浩队列。

  女诗人王尔碑以散文诗的口吻动情地自述:“我走向雪原。背着一双冰鞋———它,没有诗的红绫鞋好看,却能把我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迷人的地方。”“我以小溪流的语言,诉说我对春天的爱;诉说我对美和力的信仰。”

  我在想,散文诗之所以为若干的少男少女所钟爱,大约就是爱它的无拘无束和可以淋漓畅快地表现自我的情绪、感觉和意念。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正是一生中最浪漫、最自由、最讨厌羁绊、最富于幻想的时候,回想起来,我爱上散文诗的时候,也正是二十岁刚刚出头,踏着校园飘零的洋槐花,一步步走向阶梯大教室的时候。

  几乎是一辈子痴迷于散文诗的郭风不无偏爱地认为,散文诗“是一种最简洁的文体”,也“是一种在艺术上最富有独创性的文体”。散文诗的主观意象很浓郁,它是内在感情和个性形体的纯真显现。它要求作者具备十分敏锐机智的美学触觉,善于溶解那最初触动心灵的事物,尤其要善于捕捉一刹那间闪动的意想形象,以此作为剖白心迹的主要手段。优秀的散文诗章通常是既有闪光的思想亮度,又有浸透了个性的艺术密度。

  不少读者对目前散文诗的现状不甚满意。那些被唱滥了的“小花小草”,似还在不断地钻出来,那种直露得近乎浅薄的“哲理标签”,好像还不时地有人贴出来。我以为:要叫别人看得起自己,首先得自己不禁锢自己,自己不封闭自己,自己别给自己“小鞋”穿。

  在这方阵地上,似乎有更紧迫的要求呼唤个性,呼唤千姿百态(甚至奇姿怪态),呼唤创造意识的觉醒……

  郭风也只能有一个。李耕假如跟在郭风的后面,亦步亦趋,那歌唱得再响,也不是李耕自己的。李耕所以为李耕,是因为他自己站成了一株“忧郁树”!

  散文诗在中国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近百年的路上留下了一批跋涉者深浅不一的足印。

  和其他的文体相比,似还缺乏值得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成就。

  但这支队伍里不乏好汉,不乏勇武执著之士。

  而且有足够的依据证明:这支队伍正在扩大,这支队伍所显示的实力越来越引起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的注目。

  这便是希望,这便是力量。

  会有那么一天的——在我们中国,将产生出一批与鲁迅的《野草》相媲美的伟大而浑厚的力作。

散文诗的诗性与反诗性

方文竹

  诗性是一切事物的美学质素,具有广泛性、普适性。如山川诗性、村庄诗性、中国文化诗性等,具体到艺术形式,如音乐诗性、雕塑诗性、小说诗性、戏剧诗性等等。当然,也有无诗性即不具有审美质素的事物如杀人魔王(审丑意识另当别论)。按照庄子的看法,道无处不在,道即诗性。这样,诗性问题就复杂起来了。

  对于散文诗来说,情形也不会简单。多年来,关于“散文诗”在“散文”与“诗”之间的纠结与争论即此种表现。我常想(甚至望文生义),为什么不叫“诗散文”,而叫“散文诗”呢?偏正词组说明了“诗”的主席位置。但是,决定了“诗”的主席位置并非决定了一章散文诗有无“诗性”,即“诗”与“诗性”是两回事,一篇很好的散文比一首很坏的诗更像诗。“诗”只是一个名称或外在形式,而“诗性”则是特质、内骨。可见,近年关于散文诗定义的争论往往不得要领,只是浮在表层,而未深入内里,突出表现在对散文诗的诗性的忽略。既曰诗性无处不在,那么,散文诗诗性的个性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浓度。这是一种压缩了的诗性,既有内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内容:高度浓缩了的思想与情感,与之相关是选取角度,以少胜多;形式:介于诗与散文两者之间的文本间性,以短制为主,句式的排列更具建筑、音乐之美。

  这样,散文诗的诗性就很清晰地标示出来了。甚至可以说,散文诗的诗性决定了散文诗的存在。换一句话说,什么是散文诗?就看它有无散文诗的诗性。有就是散文诗,否则就不是。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说明。为了便于领会,现举一例:

  这天地怎么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没有一块是干的,暖的。要有,也就我这一块了,而我早已冷热不分。

  对于这世道,这季节,我是一块静止的抵触,无声的反抗,是典型的不合作运动。我的幅度远远大于他物,我的反响来得更快捷和迅猛。

  我用难熬表达我的承受,我用失态完成我的常态。

  我被潇潇春雨裹着,被料峭寒风推着,在一成不变的节奏里,勾勒反复无常的轨迹。

  我折射的色调,与草木不相上下;我发出的声响,与雨水混为一谈。(潘志远:《我这一块》)

  它的内容和句式,高度浓缩且规整,理性有了温度,情感有了节制,抵得上一篇哲学论文、自供状和长篇抒情诗。这即是散文诗的魅力文本即诗性效应。

  尽管有很多争论,事实上中国散文诗的诗性一直如此默认着且得到了长足发展。它以美和意象为自己的气质内里、建筑材料和看家本领,造成了无数精彩华章的同时,也带来了千篇一律的文本批量化生产。其间,恐怕只有鲁迅等少数杰出者具有变异的笔法,试图突围而出。

  我曾提出散文诗发展的“自律”与“它律”。“自律”当然是散文诗的“诗性”,仅此而已,散文诗就会固步自封;它在“自律”的同时必须讲究“它律”:吸收其他元素进来,进行自身的裂变与再造。换一句话说,散文诗在讲究“诗性”的同时,也可“反诗性”。拼贴、戏仿、平面化、戏剧场景、口语等后现代手法加入散文诗,丰富了表现手段,重新激发了文本创新的活力。请看拙作《花朵》:

  长有耳朵的花朵,根本不叫花朵:她开放、吐香、枯萎时听从别人的。

  长有耳朵的花朵,根本不叫好花朵:心不在蔫,三心二意,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心性。

  长有耳朵的花朵,往往开放成凄美的悲剧,比如一花开后百花杀,爱打小报告、一朵成为另一朵的叛徒,听到逆耳忠言时无精打采……

  可是漂亮的邻居女孩诺兰一直待业在家,人们说她亏在是一只没有长耳朵的花朵。

  本来很“诗性”的“花朵”经过“反诗性”的处理后,非但没有降低它的诗性含量,反而获得了一种独特异样的主题表现。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传统的观念和写法了,惯性写作、广场写作当然很省力,但对散文诗的发展无益。

  当然,真正的散文诗应该是“自律”与“它律”的统一,也即“诗性”与“反诗性”的统一,相反相成。“反诗性”并未偏离散文诗本体,而是绕道而行“达罗马”,拓宽了其表现的边界。文学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对文本自身的革命。

  目前散文诗的写作之所以滞后于诗歌和散文、小说,主要原因就在于过于强调“诗性”,而对于“反诗性”则抱有警惕甚至带有敌意。整个散文诗界难以接受新元素,缺乏一种创新的内在冲动,散文诗批评也大多抱着“诗性”沾沾自喜,如此一来,实验之作、突破之作则难见天日也。翻开目前报刊、选本等的散文诗,题材、用词、角度皆大同小异,读之实在没有过瘾的感觉。

我认为,鲁迅的《野草》至今仍是创新的典范,难有超越。因此,《野草》 精神必须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应为散文诗的创新鼓与呼,同时建立新的价值批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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