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读｜再见了，吉贤巷小学

再见了，吉贤巷小学

我是1956年从吉贤巷小学毕业的。1950年春季我入校上学，那时学校的名字叫“崇德小学”，大概是源自“崇德尚贤”（源于宋代诗人王炎的《太庙瑞芝颂》），取意为推崇美好的德行，崇尚贤人。记得刚入学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三角形的校徽，当时我每天别在胸前倍感自豪。但第二学期校名就改成了吉贤巷小学，发的校徽也戴不成了。祟德小学位于北新街西侧的集贤巷，迤逦向西，朝北一折连着吉庆巷，再向西就是案板街了。

（地图中吉贤巷小学位置范围不准确，应与标红色符号②处相连接）

那时，巷口临南新街的西北角有一座教堂。教堂建筑挺特别，记得正门上部是三角形的，里面正堂两边有南北对称的两个塔楼，有飞檐式的塔顶，精雕细琢的花墙，突显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比起周围房屋显得高大庄严。教堂是在1919年，由中国牧师张子宜及同道中人在英浸礼会牧师的协助下建造的，据说是西安最早的两个教堂之一。崇德小学就紧邻教堂西侧，是在1923年从教会院子中划出一片地方，由当时教育界人士出资共同创办的，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民办学校。

（依稀记得教堂大门正面应该是像这样的）

当时觉得学校挺大的，进校左边是几排平房教室，教室前面有一片空地种着树。北边是教师办公室，后面是操场，与教堂仅一墙之隔。因为墙不高，有的学生经常翻墙到教堂去玩，有时还从教堂拿回些小卡片，上面有彩色图画，当时觉得挺好玩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教堂散发给信众的布道宣传品。

学校每年春季、秋季招生两次，6个年级至少得有12个班。每班四五十人的话，学校至少应该有五六百人。记得入学时的语文课本初始是“人、手、口，刀、尺、寸”之类，后来就变成了“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吃草，小羊也吃草”的课文，这大概是民国遗风吧。现在看来从汉字构成规律讲，开始学的单字都是最基本的单体字，虽然没有形成句子，但对初学认字提高认字速度还是很有帮助的。课文的内容也很难说有什么思想性，但却充满了趣味，且朗朗上口。

老  师

小学的老师大多都没有什么印象了，首先能想起来的是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音乐老师是个个子挺高的干瘦老头，清癯的面孔，一口浓重的陕西话，为人很和蔼可亲。他可能还兼给教堂里弹琴。记得曾教我们一首《小白船》，曲调平缓优美、节奏舒展，歌词朗朗上口，适合小学生合唱，我至今还能哼出来。可是过了不久学校就通知不让唱了，并没说为什么，那时还觉得很奇怪。大概是几年后上中学，有人才告诉我因为歌曲作者是朝鲜人，后来跑到南朝鲜去了。音乐课好像每周只有一节课，老师平时只按部就班地教我们一些通常让学生唱的歌曲。能回忆起的有《歌唱二小放牛郎》《反对武装日本》《消灭细菌战》等。记得有次他可能有事，到上课时间还没有来，学校让我们自己复习过去唱的歌。我们班上有几个岁数较大的同学就领我们学唱当时流行的一首新歌《歌唱二郎山》，只学了几遍，大家就能按他指挥分部合唱，而且越唱越投入，越唱越有劲，不少人都站起来，有的还坐到了课桌上，扯着嗓子使劲地唱。后来音乐老师突然又来了，因为他没教过这首歌，我们还以为他会批评我们，不料他似乎为我们的热情打动，还高兴地指挥我们一起唱。于是这节音乐课成了我小学记忆中最高兴的一节课，也因为这节课使我对他有了更深的印象。

另外一个印象较深的是体育老师，个子不算高但人长得挺帅气。对他印象深不是别的，是因为他老婆在学校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煮豆腐干。一个小火炉上面放了一口锅，白色的豆腐干，用辣椒水煮着，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老远就能闻到辣辣的香味儿。每到早自习下课，同学们都纷纷围上去买，但我却只是远远地瞅着没有去买过。好象总觉得老师的老婆不该卖豆腐干，尤其不该在学校门口卖，好像有损老师形象似的。而且平日见到他时，总觉得他白净的脸上有种郁郁不乐。

到了高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位张姓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上身总是穿着绿军装，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个复转军人。他有一张严峻刻板的面孔，总是一副威严的样子，似乎从来没见他对我们笑过。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而且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教的语文课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但有几次批评同学的场景使我至今难忘。一次是在课堂上，他说起学校附近小摊每天给学生卖早点的热闹场景，中间话锋一转突然提高嗓门大声说：“……有人在旁边伸出了他的三只手，抓了一把羊肉，悄悄地塞进了自己的热馍馍里头！”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突然，一个同学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辩解说：我没有偷，我是让他再添一点儿。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每到早自习后，不少同学会去附近的摊点买早点，也有去看热闹的，因此人挺多的。有个小贩专卖羊杂碎和烧饼，那个同学买了烧饼夹肉后，认为给他夹的肉少，就让摊主再给添点儿，摊主不理，忙着给别人卖，这时同学就自己伸手抓了点肉续到烧饼里，摊主面对这调皮胡闹的学生往往也无可奈何。当然这同学的做法实不可取，但说到底也就是不吃亏总想占点小便宜，老师提高到小偷小摸的高度确实有点儿伤人自尊。还有一次在课间，忘了他正讲什么突然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厉声说道：“我们有些同学小小年纪，心上却长起了黑点……”我当时一头雾水，课后有些同学议论我才知道原委：班上有一个操陕北口音的同学，家长好像是巷子对面花纱布公司（相当于后来的纺织品公司）的一个领导，他不仅穿得好，平时说话也挺盛气凌人的。他跟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可能因为家长在一起工作，关系很好，两人去照像馆拍了张合影，照像馆把照片放大后放到了临街的橱窗里。可能是哪个同学看到后告诉了老师，惹得老师大为光火。其实现在想这顶多也就是青春期情窦初开而已，老师这一批评搞得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以致好一阵班上同学都没人愿意理他们，后来这个同学就只好转学了。现在想起来这位张老师把学生当成了士兵，一点儿也不讲方式方法，以为无情的公开严厉批评就能教育好学生，其实这是最伤小学生自尊心的。

同  学

小学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周围普通市民家的孩子，有的家里还挺穷，记得有一年开学报名时，看到一位家长领着抹眼泪的孩子，不断向老师求情。她手里还拿着几把铁勺、铁铲之类的用具，说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先用这些顶学费，等有钱了以后再交。想来孩子的父亲大概是个铁匠，当时看得我心里酸酸的，很不好受。回家后我问过父亲，每年我的学费相当于一袋（五十市斤）面粉钱。我的同桌一度是一个个子矮小且清瘦的同学。他与人不同的是说话细声细气，而且有些动作还挺像女生，有些怪怪的,但人非常精明。有一次，他还邀我到他家去，好像在当时叫菜市西坑的地方。那里住的大多是抗战时期流落到西安的难民。房子是一个挨一个的简易棚房，周围又乱又脏，一到阴雨天积水就会进到屋子里。这个同桌好像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可能还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吧。班上也有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除了上面说到的花纱布公司子弟外，印像比较深的是一对梁姓姐妹。好像姐姐只大妹妹一岁，但姐姐显得稳重得多，而妹妹则热情活泼。她们和同学关系都不错，因为家就住在学校斜对面，所以有时就邀请同学到她们家去。我记得她们家是独门独院，屋子挺大挺干净。到她们家我们在一起谈功课，还可以说笑玩闹，大家挺融洽的。可能是相貌的原因，后来每当我看到蒙娜丽莎的画像时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姐姐的形象,也会想起妹妹的样子。

小学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姓任的同学，他好像比我大两岁，但却老成得多，不太爱说话，遇事却挺有主意。他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常年在外，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姐。我经常去他家，我总觉得他跟家里人有些生分似的，但他母亲挺和善并且爱说话。有一次我去找他，他不在家，他妈妈就跟我拉起家常说：“黑狗（小名）刚生下来时总爱哭闹，白天黑夜都不停。有天夜里闹得人没办法，他爸爸气得把他一把抓起来就扔到窗子外面去了，那天外面下着大雪，我把他抱回来竟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娃从小就脾气倔，到现在也不把他姐叫声姐”。他脾气倔我也领教过，那时放学后爱玩弹球（一种玻璃制成的各种花色的小球），可我技术不好总爱输，于是他就经常帮我玩，赢了不少，记得装了满满一盒子。后来有一次我俩跟别人玩，不知怎么一反常态竟连连玩输，不一会儿一盒球就输光了，于是他拉起我，把我手中的盒子夺过去一把扔了，还说以后不玩了。此后他就经常给我介绍些书读，有些书当时看了很受启发。小学毕业后，他还和我一起上初中、高中，对我影响挺大。

趣  事

记得学校东边靠教堂门口有个卖糖果的小摊，他会把灶糖做成各种动植物造型，还染上颜色挺好看的。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摸彩办法，用一把细电线每根末梢上都接个触头，你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随便选一根线，用触头接通电路，就会亮起一个小灯泡，显示你中没中奖，中了几等奖。我当时挺爱玩，但经常中不了奖只能拿到一小块糖。只有一次我居然中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根糖做的大葱，白白的葱杆，加上绿色的葱叶，煞是好看。我记得当时高兴地拿到教室，同学们饶有兴趣地围着看，我把它小心地放在窗台上，准备放学后拿回家给妈妈看，谁知等放学我去拿时竟只剩下一小半葱杆了，肯定是哪个嘴馋的同学干的，令我懊恼了好一阵子。

学校北边是新城广场。起初我家在炭市街西边的红会街住，每当放学我都会路过广场。当时广场东西两侧还各保留着挺长一段城墙，记得每天中午12点城墙上会放一声炮，称为午炮。我国古代就有“暮鼓晨钟”的报时方式，所以西安和其他古城一样至今还保留着钟楼和鼓楼。可能到了民国以后，那时的百姓一般都没有钟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中午放炮的方式报时，等于给大家敲响了中午12点的钟声。那时的西安汽车很少，也没有多少大工厂，噪音不大，所以午炮的声音传得很远，据说东至灞桥西至三桥都能听到午炮的声音，城里人就根据午炮的声音作息。随着钟表的普及，午炮的作用也不大了，大概到了1951年，西安就不再放午炮了。

（过去曾在上面放过午炮的一段城墙，现在保护起来了）

当年小学阶段的学习还是挺轻松的，记得到了四年级因为春季班要全部改为秋季班，老师从班上选了两个学生进入五年级秋季班，其余同学都进了四年级秋季班。我是两个人中的一个。毕业后把我分配到西华门的第十初级中学（现在的三十中），当时我家搬到了柏树林街，父亲觉得学校离家远，让我给老师说一下能否就近入学。给老师说明情况后，答应上报研究，几天后告诉我，因为我五岁半入学，毕业年龄小于正规入学学生，不好办。于是，我只好进了第十初级中学。以后，到中学、大学我总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一两个人。

今昔大变

从吉贤巷小学毕业后，我又在西安上初中、高中、大学，后来分配工作到外地，1984年又调回西安，我印象中一直都没有再去过吉贤巷小学。直到退休之后，我觉得西安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便把曾住过的地方、上过的学校又走了一遍。

走到巷口，那气派的教堂建筑不见了，现在看到的是繁华的商业建筑。

向巷里走才看到一个小门，旁边挂了一块牌子，走进里边才知道教堂还没有完全消失。这处教堂1933年曾被设为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西安会堂，195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发出前夕，曾在这里召开西北基督教代表座谈会征求意见。1958年教会实行联合礼拜后，成为西安合并后的四大礼拜堂之一。“文革”期间教会活动被迫停止，礼拜堂和院落被西安市美术公司占用。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礼拜堂重新开放，但昔日的教堂占地11亩（可能还包括崇德小学吧），现只剩有1.5亩左右。1983年，礼拜堂进行了维修，1990年礼拜堂搭建临时房屋做附属堂，现可容纳800多人做礼拜。这里还曾作过陕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陕西基督教协会的会所，现在仍是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西安市基督教协会的会所所在地。2002年，挪威首相邦德维克在西安访问时正值基督教的礼拜日，还去了这座礼拜堂。2005年，教堂被公布为“西安市保护性建筑”。

巷口向里立有一块路牌，赫然入目的是“集贤巷”三个大字。我不免疑惑起来：我一直以为学校所在的巷子是吉贤巷，什么时候吉贤巷改名了呢？经查阅，《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中记载：集贤巷东起南新街，西至吉庆巷，长184米，1966年改名为兴盛巷，1972年恢复原名。查重绘的民国后期西安城区，上面确实标的是集贤巷。

昔日小学的位置还没变，校门比过去气派多了。第一次去时校名还没改，后来校门上学校的名字开始变化了。至2020年已经正式改名为西安市实验小学第一分校了，从网页上看学校各方面的变化较之过去真是天壤之别。虽然校名变了，但一提起吉贤巷小学，我的脑海里涌现出的依然还是昔日的景象。新校名图标中的“賢”字及下面的年份“1923年3月”让我倍感亲切。

时隔70年，校门口吉贤巷小学的名字从此没有了。再见了，吉贤巷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