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厂记忆，三十二

雪狗和高新

前进中学的北墙外有几户人家，记得最东边的是雪狗家。雪狗家是父子二个，好像姓朱，我一直不清楚雪狗是父亲还是儿子，就当是父亲的名字吧。

我进过雪狗家，那间小小的堂屋北向，采光差，室内很暗，真正的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印象中没有餐桌，没有方凳，只有一张不平的破长凳，大概不会有人坐这张长凳的，因为很容易会翘头，把人掀翻在地。

我不知道雪狗家以何为生，似乎踏过二等车，不知道这车从哪里来的？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过我知道那辆自行车极破旧，似乎通体生锈。父子二个没有什么正经营生，苟且度日，有时候难免做点偷鸡摸狗的事情，但没有时迁的手段，三厂镇人民又比祝家庄的百姓警觉。

改革开发之初，曾经有过几次严打，罪行重的都被镇压了，雪狗父子往往是陪审陪判的。有一次在中心小学，台上有七八个人，被反剪双臂，接受宣判，雪狗之子也在其中。还好不是文革期间，不是那种喷气式的姿势，不然这父子二人早晚会被弄残。

其实雪狗父子犯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连劳教也够不上。那次宣判后，雪狗之子和另一个人被当场释放，其他人被判了刑押走。我正好站在后台的台口附近，看到雪狗之子被松开双臂，正在晃动双肩，让血液流回麻木的双臂，然后四处望望，若无其事地走了，那二个反剪他双臂的人，一句话也没说，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转身而去。似乎一切就应该是这样的，非常自然。我突然感觉到一阵茫然：他们家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欺负他们呢？

初中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心思想里总会提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常常联想到那晃动的双肩，那些叫阿Q的、孔乙己的、雪狗的，他们注定是不幸的，但他们怎么争呢？我会机械地把八个字写在考卷上，拿到高分，但我一直都没想明白，直到今天。

高新家在雪狗家西隔壁，高新是个弱智，比我大好多岁，但小学和我一起入学，我们在同一个班级。第一天放学，高新的妈妈可能不放心，来接他。我也没什么顾忌，指着高新说：他是乌子。高新妈妈好像没有任何不悦，只是挺认真地说了一句：他不乌，以后你们是同学了。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奶奶，我奶奶比高新妈妈要严肃，她说：不能喊人家乌子的，以后你们是同学了，你要照顾他一点。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叫过高新乌子。

高新年纪大几岁，个子比我们都高，坐在最后一排，我当时负责收我们那一列的作业本。一年级的时候，教的是1-10，和拼音字母，高新还能写写，只是歪歪扭扭的。后来开始教加减法和写字，他就写不了，我收作业的时候，快速帮他把答案补上，茅益群可能也曾帮他写过。班主任徐老师发现后，关照我不用这么做，高新的作业本收不收都可以。不过高新还坚持把作业本交给我，只是我再没有帮他补答案了。

小学里放学后，住在附近的同学要排成一队，一起回家，我、费晓华、高新在同一队。常常和别的队走在一起，偶尔有人说高新是乌子，我们就反驳回去：他不乌，他还会写作业呢。只有一次，和一个高年级的队吵起来，差点要动手，正好一个老师看到，把那些大孩子狠狠教训一顿，之后好像再没有学生冲着高新喊乌子了。

到了四五年级，高新不来上学了，辍学在家，可能怕他影响升学率。

高新经常受到捉弄，我也曾参与其中，而他每次都很配合。有一个经典的段子：

“高新，要去南通吗？”

“要去的。”

“去的时候带什么呢？”

“带书包。”

“书包里放什么呢？”

“放盐。”

“那你去干什么呢？”

“盐书包。”

......

还好的是，邻居们捉弄高新都是限于言语上，不会伤害他，大家基本上还是同情为主，平时能帮忙的尽量都帮忙。我上中学后，再也没有捉弄过高新。每次我回到三厂，遇到高新，他总会问我同样的话：“潘晓磊，你现在哪里？”我会认真地回答：“我现在海门（上海）读书。”

我们初中同学建微信群后，有人提到高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想到这位童年时期的伙伴。周娟告诉我们一件事，差点让我眼泪流下来。有几次，周娟走在三厂街上，高新一直跟着她，别人以为高新要对她不利，主动要去报警什么的，周娟赶紧劝阻，告诉别人认识高新。而高新跟着她，一直想知道的是：“潘晓磊呢？茅益群呢？他们现在哪里？”

就在那次聊天前后一段时间，高新去世了

。

在我考进海中和复旦以后，曹伟阿哥说过几次同样的话，他说：高新和晓磊还是同学呢。在邻居们的眼中，一个是神童，一个是弱智，天差地别。其实在我心目中，我们俩没多少区别，我会解那些复杂的题目，而高新始终保留了纯真，老天有时候或许是不公的，但最后还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