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重建有学术的思想，精研有思想的学术
- ■本报记者 刘力源
大师
【在清华园度过童年】
◆王元化的第一张照片就摄于清华园南院十二号内。他在清华南院度过了7年多的童年时光，当时的邻居都非同小可，一号住着赵元任、二号是陈寅恪……清华园的文化和书院氛围，使王元化早早接触到了影响他一辈子的高雅的中西文化。当时北京城看电影、话剧很稀罕，而清华大礼堂会在周末放映一次电影，王元化每次都争着去观看。
【十九世纪之子】
◆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曾给深陷黑暗中之中的王元化以信心和温暖。王元化喜欢19世纪的文学，感怀于其中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曾自认“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的作家的奶成长的”。
【大学问家中的“小年轻”】
◆1981年，国务院成立学位委会评议组，头一届的组成人员是各专业学术领域的权威学者，有钱锺书、朱东润、吕叔湘等。61岁的王元化是最年轻的一位。王元化一直珍藏着当年全体成员一起拍摄的照片，他还记得拍摄时的情景：“这张照片，是摄影师就要按快门时，钱锺书一把将我从后面拉过来，没料到挡住了王季思先生。”
为学不作媚时语
“不管我走过怎样崎岖的道路，我写作时是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的。我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没有作过违心之论”，回顾从事一生的理论研究，王元化有过这样一段自白。在理论道路上，王元化以独立思想，贯通古今为特色，“为学不作媚时语”是他的治学原则。
今年是王元化诞辰100周年。他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对《文心雕龙》的解读，对“五四”启蒙的剖析，对卢梭“公意”的追问，他整个思想历程的“三次反思”等，都对当代思想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档案】
王元化（1920—2008）文艺理论家、学者。祖籍湖北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生于武昌（今武汉市武昌区）。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1950年代初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处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著有《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思辨随笔》等。有《王元化集》行世。
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如何可能？如何做到以西学为参照，不以西学为标准？如何以思想为生活，而不是以思想为职业……
在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有一整面墙，列着19个问题。十九问发自王元化，他临终前特别叮嘱学生胡晓明，建立学馆，不是为了纪念他个人，而是把他只“开了一个头”的诸多思想课题，托付给后来的学人继续发覆阙疑——如何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王元化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课题。
王元化经历过几次身份的转变，从文学批评家到文艺理论家再到思想者，“思考”推着他一路前行。在学生的记忆里，他从不是一副青灯苦读的老儒生模样，他的形象总是与春天的青草地，与夜色背景中的白T恤、白球鞋联系在一起，总是不断走动着的同时不断地思索着的样子……
今年是王元化诞辰100周年，学术界举行纪念活动，一个发人思索的问题即是，我们现在的学术发展存在问题么？从学术的动因、目标到服务社会，从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到好的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王元化正在重新成为一个参照。
从清华南院的“淘气王”到文艺战线上的革命青年
王元化的童年是有些特别的。1921年秋，不满周岁的王元化随家人从武昌搬到了清华南院，一住就是7年多。他的父亲王芳荃是中国现代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代人，当时在清华学校教授英文，曾写过一本英文书《怎样欣赏中国诗词》，王元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英文，正是由父亲亲自任教；王元化的母亲来自一个传教士家庭，同时又对古典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王元化的记忆中，儿时常是伴着母亲哼唱的弹词入睡。长在一个当时难得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似乎也为王元化之后的学术方向做了最初的铺垫。
尽管外面时局混乱，但清华园里是安静的。住在南院时，邻居是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学问家，虽然作为孩童的王元化当时对此是懵懂的，但是清华学院的文化和书院氛围却如一粒种子埋藏在他的心田，“这些不知不觉的思想熏陶和影响，原本是极其简单粗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定的气候土壤的培育下，逐渐地萌动、变化、发展、壮大……”晚年，王元化常提及“清园”的童年时光，并以“清园”作为自己的书斋号，还刻意将晚年著述冠名“清园系列”。清华的学术思想精神，大约可以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碑文。1990年代，已经年逾古稀的王元化常常反复吟诵这段碑文，他的讲演、他的文章中都可见踪迹。他用尽一生在学术中追求的“孤往”之境与这十个字可谓一脉相承。
1929年，王元化离开清华园，住到了北京东城区报房胡同。“诗意化的生活”消失了，眼前展开的是国家蒙难之下的人间疾苦。王元化生长的家庭尊崇平等、博爱，有着楚人刚烈性格的王元化尤其看不得侵略者的以强凌弱，加之深受父亲的抗日情绪影响，他萌生了投入抗日洪流的念头。1936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沦陷后，王元化一家流亡到上海。他面前有一条父母早就筹划好的路：读大学然后出国读书，而胸中涌动的英雄情结与青年热血让他选择了革命。1938年初，王元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那时的他开始写作，在创刊不久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文学作品《雨夜》。
为了不违背家人意愿，王元化在1939年考入大夏大学经济系，但是他对专业并无兴趣，精力都投诸革命工作，不仅担任《奔流》等文艺刊物的编辑，还以笔为枪，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文章，大部分收录在《文艺漫谈》《向着真实》两本文集中。
1946年，因为一篇文章针砭了时事，惹上了官司，王元化远离了文艺战线，到父亲任职的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兼职讲师教授基础国文，直到1948年重回上海。
读过的书、写过的笔记，累积成一个“王元化”
有人说，想要了解一个人，先要看他读过哪些书。在胡晓明记忆里，王先生可以自由地穿梭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契诃夫的小说、黑格尔的概念再到杜甫的诗歌，其中再穿插京剧和《文心雕龙》；对西方19世纪的作品尤其熟悉，给学生讲课时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能详细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复杂性格、语言风格、故事细节。而事实上，王元化并没有接受过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大学只读了一年便休学。他是通过父母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学习和探索，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和外国文学及理论的基础。
10岁时，王元化因生病无法入学，父亲给他买来一套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王元化第一次接触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他很喜欢这部小说，在病中反复翻阅，很多内容多年之后还能复诵。16岁时，王元化罹患眼疾，母亲特意请人为他朗读书籍，每天五六个小时，用来静养的整整一年时间，他走进了中外名著的世界，其中有大量的鲁迅作品，催生了王元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立志要像鲁迅一样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晚年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王元化感悟，从小学的后期到中学这段时间是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读书阶段，同时也是他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岁月，自由自在的阅读，给了他自学的最好方式，也给了他自觉认识社会的最好方式。
不止如此，读书还一次又一次拯救了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抗日活动转入地下。那时，王元化第一次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是他卖了自己衣服才买到的一本书。书中的克里斯朵夫犹如一个精神巨人，鼓舞着陷入黑暗中的王元化继续用笔和文字与敌人战斗。罗曼·罗兰去世时，王元化曾撰文说，三年前在他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形象，把他拯救了出来。王元化后来多次谈及19世纪文学的人道主义情怀：“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的作家的奶成长的。”也正是从对19世纪文学的强烈爱好出发，王元化对马克思学说的人道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读书对他的又一次解救，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王元化因为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他一再提出读书要求，被批准后，便开始了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读书生活。通过读书，王元化试图让思想回到自身的宁静，他先是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又找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继而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当这一切进行完毕，他集中攻读三位大家：马克思《资本论》、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仅是前二者，他就写了数十本笔记。此时，王元化的读书范围已从文学跨越到了西学的核心——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文学青年到思想者的转变。回顾那段时光，王元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全情投入的读书时间。特别是对《小逻辑》的反复研读让他受益至深，从不知所云到兴味盎然，王元化逐渐为黑格尔哲学那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而倾倒：“我所经历的哲学锻炼，正是几次读《小逻辑》。它帮助我怎样去思考：即不要简单，要层层剥笋般。由此，自然而然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维习惯。”
“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是王元化的读书方法，读书笔记留下了他学思并进的过程——这是一个寂寞的过程。王元化觉得“做学术的工作就是要寂寞、清苦”，而一旦真正走到这条路上去，走深了就会感觉到快乐，“就是达到一种忘神，你不去想它，它也深深贴入到你心里边来了。使你的感情从各方面都迸发你的一种热情，激起对这个问题对学术的研讨”，这在王元化看来是学术里边最高的境界。
用通人的情怀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
王元化因《文心雕龙》研究而名世，这是他作为专门家的一面。20世纪60年代初，王元化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工作。所里的青年希望听他讲些文艺理论，他想到了《文心雕龙》。
王元化早年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兼职讲师时，曾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当时为了弥补教学不足，还曾问学汪公严。《文心雕龙》的某些观点，即萌发在那时的讲课中。上世纪60年代初，学术空气活跃，王元化的思路也随之打开，将研究方向转向专研《文心雕龙》。在陈平原看来，王先生研究《文心雕龙》与同时代诸多学者有很大差异，他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资源不是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史，而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及文艺。
《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王元化自己概括为“综合研究法”，即古今、中外、文史哲三者结合。里面可见他承自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方法，也有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获得的灵感。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学界评价他，是将中国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趣味，上升到了与西方文艺理论直接对话的层面，“这实际上是遥遥承接了世纪初的一个学问传统，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文献相互释证’的传统”。胡晓明说，王先生从不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闭环”，始终认为不同的文化是应该互相开放、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他曾将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类比先秦时期《墨辨》中的达名、类名、和名，和荀子的大共名、大别名、个体名等观点；也认为黑格尔美学中的“生气灌注”和魏晋时期“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属同一范畴，是一个意思。
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王元化只有一本专著，而就是这一本书奠定了王元化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学术地位。《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位先生的奖饰；自1979年问世，到1984年再版，共发行了5万多册，单从发行量上也可见此书在学界的热度。著名文学史家王瑶主持的《中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以梁启超、王国维打头，以王元化收尾，共收入17家，“这个结构是王瑶先生精心策划的……在王瑶先生看来，王元化虽著述不多，走的是一条新路，但比起那些功力深厚却陈陈相因的著作来，更值得表彰。他回答了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的矛盾”，作为王瑶的学生，陈平原认为，更触动王瑶先生的是，王元化认识到了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尊重其严谨，同时又在这中国固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做出了超越。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元化曾问学熊十力，对后者曾提出的“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深有感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治学方法。他呼吁回到乾嘉学派，反对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认为注释前人著作须下训诂考据的工夫，去揭示原著之底蕴，即“根柢无易其固”；同时又要摆脱释事不释义的窠臼，阐发原著中所涵之义蕴——即，裁断必出于己。《文心雕龙创造论》正是秉持这一原则的代表作。
《文心雕龙》的研究只是王元化的一面，他思考的范围很广。2004年版《思辨录》摘编了他60多年陆续所写文章，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在许多人眼中，他就是“通人”。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魏晋玄言与乾嘉学风，放到王元化这里，正是他晚年一再强调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在他眼中，学术和思想是分不开的：“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又有什么价值？”这正是王元化长年累月的治学所得。
理论的生命来自于勇敢和真诚
很多人提到王元化，都会提到他的眼睛。钱谷融曾说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点像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因为王元化的眼中常有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是只有当一个人在思想高度集中时，当他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了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当他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时候才会有的。而在王元化，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尼采、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来说，却是经常出现的”。思考，是王元化的常态，所以他的眼睛会一直透出这种光芒。与一般书斋学者不同的是，他的思考代入了他的生命体验，他的学问生命一直与时代痛痒相关。王元化不赞赏那种心如古井、超脱尘寰、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高洁”，他一直带有忧患意识、关注现实问题。他时常想起小时候一位长辈对他说的话：做世上的盐比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他选择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在他看来，求学的真谛就是“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来”。汉学家墨子刻曾见过84岁时的王元化，后者精辟的洞察力、神采奕奕的精神、知识的力量及学问都让墨子刻联想到孔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像孔子那样‘忧道’的人，他并不专注于个人理论光环的建立或者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学者”，在他看来，王元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用笔工作的人”，这是王元化对自己的总结，他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这几句耿直发言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王元化的性格，他的性格里有楚人的刚烈、有火热的道义感、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是什么就说什么”，同意“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有时学生找他诉苦，他给出的宽慰竟是“灵魂要粗糙一点”。
晚年，“反思”已经成为王元化的一个标签，他曾反复说：“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他的反思分别写进了《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等著述中，这些反思也可以说是他的自我批判，对此他觉得很有必要，“倘固执于保持一贯，不管过去的认识和理解对不对，一概坚持下来，那么思想就会陷入凝固和僵滞”。反思自己是需要勇气的，而对王元化来说，理论的生命就在于勇敢和真诚。王元化对理论也是真诚的，如他所说，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虽一再蹉跌，但没有作过违心之论，“我始终信守为学不作媚时语的原则”。
临终前，王元化特意把胡晓明叫至病房，嘱托他要把一段话写在学馆门口。其中有这样一句：“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时时会从喧嚣纷扰的世俗中回返思想宁静的家园。所以，他们是那种为思想而生的人，而不是以思想与观念为职业的人。”这或许可以看作王元化对自己学思一生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