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我做同声传译的那些年
来源：搜狐网
口述：李玟
目前，世界上95%的国际会议采用的都是同声传译的方式。一个学中文的女性，半路出家，选择了同声传译——翻译中级别最高也是最难的职业。
李玟是一名优秀的同声传译员——国际上最高级别的翻译专业人士。据统计，全国具有同声传译资格的不过几十人。是怎样的毅力和精神支持李玟一步步成为顶级的英文翻译专业人士?请看看她的自述——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我是学中文出身的，做英文翻译纯属半路出家。
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沉静人生和反叛精神相互交叉在这一代人身上。90年代中期，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来到深圳，在一家企业做文案。在深圳，要想工作有保障，精通一门外语是最有市场的。我自学英语。苦练一年多后，公司来了外国客人，我向总经理自荐担任翻译，他盯着我：“你来这里多久了?”“一年半！”“我对你不了解。”我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摞文件，一口气地用英文译了出来。他愣在那里，答应让我试试。
这次为英国商人当翻译，做得很成功。总经理提我当助理，翻译外电及传真，月薪5000元，是原来的5倍。两个月后，我随总经理到上海参加一次大型国际级商贸讲座，看着台上的“同声传译员”，我一下子又冒出另一个念头：做同声传译！我当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后来我才知道当同声传译员的条件是那样苛刻：除了中文、外文的功底要深厚，听力、记忆力还要非常好，反应要灵敏，表达力要强。我自信自己具备这些条件！
我查询到：大连外国语学院是个很好的培训“基地”，那里培训出来的专业人才都很出色。我随即报考了那里的英语专业研究生，1998年我领到了入学通知。读研究生，几乎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我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得广泛地涉猎世界、社会、地理、人文、历史……单是英语磁带，四年收集起来就有整整30公斤!
毕业后我通过考试，获得参加同声传译员考核的资格。在参加考核的127名考生中，我是7名入围者中惟一的女性!离开时有个落选的男同胞塞给我一张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大大的几个字：“为女同胞鼓掌!”我感动得流下泪水。其实，没人知道我当时流下的眼泪，不是因为成功，而是几年来付出的汗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知食物的滋味，失去了挚爱的男友……
2001年，我拿到了同声传译的三级资格认证，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苦乐同在，汗水和成功从来都在一起……
有个前辈对我说“如果你想活得潇洒，那就去做同声传译；如果想英年早逝，也去做同声传译!”我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现在，我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含义。
同声传译活得潇洒，我们服务的都是一些国际级的会议，对象也是某一领域里的精英，到外地去开会，坐的是商务舱，选择的地方都是五星级酒店。全国的知名胜地，我几乎可以一一描绘出它的模样。记
得刚刚做同传时，主办者叫我去参加一次系统的培训，熟悉与会者的内容，为期三天。培训完后，有个会议组织者把3000元的现金交给我。我吃了一惊，他说：“你参加培训，是我们占用了你的翻译时间!”后来发现，即使与会期间，该我休息时，我在会议厅也同样会收到一笔可观的酬金。这是和别的工作最大的区别吧。至于收入，我差不多每年50万左右，工作100天。其他的时间便是去放松，和朋友一起到乡下，去海边，远离人群和喧哗……
可是回过头来，我工作起来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行工作的超常压力，一般人是很难承受的。我当同声传译员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哪次的同传翻译连续超过三十分钟，这是个极限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即使是一个很合格的同声传译员也无法集中精力继续下去。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同传翻译能够独自完成任务的，一般是二至三个轮流替换。
同传设备是通过现场的音频设备，从主持的话筒输出声音到调音台，再从调音台传输到我们的同传设备主机，再到译员机给翻译人员收听，从而翻译出声音通过发射版传输到接收机（观众耳机）上收听。
也许是我现在年轻的缘故，身体还棒，精神负担虽大，但总还受得住。我的一个同事，他已拿到联合国的三级同传资格认证。可有一次会前，组办方交给他二百多盘磁带(最多时三百多盘)让他练习听力，结果他不堪压力，在同传过程中频频出差错，急起来甚至脸上的汗都滴出来。人家批评不说，从此连自己的饭碗都砸了。后来他改行，当了一名外语学校的教师，轻轻松松地开始他的新生活。其实不仅是他，很多经历一两次失败打击的人，往往都是选择远离。
同声传译，是翻译中级别最高也是最难的一项，这个“难”字，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一般会议开始前一周就要做好准备。我曾在北京王府井召开的房地产大会当同声传译员，开会前，我在网上查询了大量有关房地产的专有名词，会议前三天，主办者把会议有关的内容资料和26盘磁带让我熟悉，单是磁带，三天里我不吃不喝才把它听完，还要找出很多不认识的词汇反复琢磨。会议前一小时，主办方又给我一大摞的资料，只能粗略地有个了解，这叫“视译”。即使是“视译”，也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来不得半点马虎。
当我那天完成任务后，我的一个同学打来电话，说我站在台上非常酷。他哪里知道，为这“酷”，一周里我瘦了一圈。
最难的恐怕就是对演讲者的方言一窍不通。英语也有方言。我就有一次深刻的教训。那次我应邀去台湾翻译一次“爱心妈妈”会议，讨论有关捐助孤儿上学的主题。一周前我就做了充分的准备。那天上午，三个同传中我第一个上台。来自澳大利亚的洛菲尔夫人走上了主席台，当洛菲尔夫人一开口，我就知道自己这次的同传注定要失败。洛菲尔夫人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市人，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就像北方人学讲粤语一样，发音不正。传译不到一分钟，我已感到吃力，但又无法自找台阶下台。在这时，主办者发现我对洛菲尔夫人方言的不适应，便以其他理由示意她暂停，把我换了下来。
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花了大半年时间去钻研英语的不同区域方言，以备不时之需。之后，每次做同传之前，我都会打电话先了解可能要翻译的对象是哪里人，然后有针对性地找到有关的磁带做听力练习，这些训练对我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特别是组织者知道演说者有方言时，都会找我去，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声誉。
做同传还有别的难处。演说者都是有表情的，当他感动时，我的语气要让听众产生共鸣；当他快乐时，我的传译也必须使听众轻松快活。当然，当同传不可能没有错，只要大胆地翻译，有错误时神情和语调没有一点儿变化就行，可是这要出色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应变能力，因此，心理素质不好，根本无法立足。
在国内，做同声传译这一行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我——凭着坚定的决心、勇气和信念，才有了今天这个小小的安身之本!我还在加紧努力，希望能拿到联合国的认证，踏上更高的阶梯。
如果是你，会选择做同声传译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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