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造反”也“造钱”，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铸币史
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陕西地区,时逢大早,加之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无法生存,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史载,“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阶州周磊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
由此引发了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起义一一-明末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脱颖而出的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建立了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
农民政权建立后,为了昭示存在,宣扬理念,扩充军饷,分別铸造了永昌通宝、大顺通宝以及孙可望的兴朝通宝铜钱在统治地区内流通使用。这三种钱币的铸行,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客观需要使然。通过考察起义军铸币的铸造和流通地区、版别特点等,我们可以窥视因朝代更迭所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调整。
一、李自成政权铸币
永昌通宝钱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幼年给地主家放羊,曾当过银川驿卒,由于驿站裁撤,投身起义军。他在成为义军首领后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征战于映西、河南、湖北等广大地区,同明朝展开了残酷的斗争。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克襄阳,次年改襄阳为襄京,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铸造永昌通宝铜钱。正月初八,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由西安出发,开始向明王朝的心脏ー一一北京城进军。由于义军先前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大顺军在进攻北京途中,又发布了《永昌元年诏书》,掲露明朝腐朽的弊端,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时的民间到处兴高采烈地传唱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因而大顺军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オ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接”。当年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绝望之下在煤山自尽,明亡。
但是这支被百姓寄予厚望的义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却由于领导者的政治局限性,造成在对待原明朝降官、推行“追脏助饷”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失策,大顺军的官兵也因攻陷北京,开始腐化堕落,军纪败坏,以致发展到“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稍违言,兵在其颈”的地步,从而失去了前明官员和百姓的支持,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四月,降清的原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山海关与大顺军决战,
李自成兵败撤离北京。永昌二年(1645年),当李自成辗转战斗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不幸被杀。
李自成领导农民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铸有永昌通宝钱留存于世。李自成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永昌钱也正是这段短暂历史的直接见证。永昌是大顺政权的年号,李自成以年号为货币名称,也是继承了之前历代王朝的做法。
“永昌”二字,意味世世代代永远昌盛之意。永昌通宝钱目前所见实物分小平、折五两种,但史料中则记载有值银一两的大钱、折十、折二等几种,但是一直未有实物发现。
1974年,在甘肃天水玉泉公社玉泉大队张家窑生产队出土1枚永昌通宝折五钱,直径3.7厘米,厚0.2厘米'。1981年秋,在陕西西安南大街出土永昌通宝小平钱30余枚,折五钱400余枚。1987年,在西安城内迎春巷古井内出土永昌通宝折五钱60余枚。1988年5月,在西安市东梯子市街一口古井内出土永昌通宝折五钱36枚。
永昌通宝钱文为楷书,对读,光背无文,总体特征有较为明显的明朝制钱风韵。其中小平钱直径约2.4厘米,重3.5克左右;折五钱直径3.5~3.9厘米,重13~15克。这两种钱币均为铜质,钱文精美,铸造规整。永昌通宝钱版别较为复杂,仅小平钱就达20多种。
区分主要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昌通宝钱“永”字正常写法的钱币较少见,常见的“永”字是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的等等。
二、张献忠政权铸币
大顺通宝钱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币。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曾当过捕快,参加过明军,皆因事去职。
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起义,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同为陕西起义领袖王自用的“三十六营”将领,自号“八大王”。因遭明军进攻部队损失严重,
崇被十一年(1638年),张献忠接受明廷招安。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重举义旗。此后所部逐渐发展成明末义军的主要力量之ー。
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占武昌后,改武昌为京域,铸“西王之宝”,设六部、五府,建大西政权。其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
崇被十七年(1644年)春,进攻四川,八月破成都。不久在成都称帝,改成都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此时清已自盛京迁都北京,清政府为统一全国,开始南进。在招抚张献忠失败后,清军开始围剿大西军。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作战时中箭身亡。
张献忠建立政权后,设六部,并开铸钱局鼓铸大顺通宝钱,颁行于全川界内。据记载,铸钱所用铜料“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因此大顺通宝钱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旧时有民间如女用它打制成头饰,其色不逊赤金。
大顺通宝钱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对读,样式多为廓缘大样,制作精细,铜色金黄。钱径2.5~2.7厘米,重4~5克。分光背和背文“工”、“户”、“川户”几种。“工”和“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1976年2月,在成都南郊永丰公社太平五队出土大顺通宝钱共重25公斤,直径均为2.7厘米,有背面穿下铸“户”、“工”或光背三种。这批货币对研究大西农民政权的政治、经济状况是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张献忠亦曾专门铸造过一种类似现代奖牌、奖章性质的钱币,这就是西王赏功钱,该钱的形制为外圆内方,钱体厚重,轮廓平整,背外廓较面外廓稍宽。正面铸“西王赏功”四字楷书,对读,背无文,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钱币形制符合明代中期以后的铸币特点,材质有金、银、铜三种,均存世极少。
一般钱径为4.8~5厘米,金钱重38.8克,银钱重36.4克左右,铜钱重19~23.1克。钱文“西王赏功”四字有其特定含义,“西王”是张献忠的自称封号;“赏功”,为赏赐有功者之意。所以,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土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
西王赏功钱与大顺通宝钱在形制上有较多的共同点,两者的内外廓均较宽,背面较之正面内外廓更加宽阔,背部方穿横平竖直,四角分明。两者皆为楷书书写钱文。
西王赏功钱与大顺通宝钱在形制、文字和质地等方面如此相似,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两者有可能铸造于同一时期,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铸。
三、孙可望政权铸币
孙可望是张献忠的养子,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他和张献忠的其他三个养子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陷遵义,进而占领贵阳,一路向云南挺进,并于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年四月进入昆明。此后四人在昆明称王,建立了以孙可望为“盟主”的政权。为争取云南原明朝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孙可望等停用大西国号,并向云南地方官绅承诺要共扶明朝的江山。
不久,经任僎倡议,拥立孙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币。为发展壮大政权,促进生产,稳定军心民心,孙可望政权在经济实行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地主征收农民的田租从一半减到十分之一,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树立了政权的威望,保障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
1652年二月,孙可望派人将南明政权之一的永历皇帝从广西接到贵州,他本人被永历皇帝封为“秦王”。于是,孙可望便顺势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凝聚了各股反清势力,声势一度非常浩大。后由于孙可望个人极度的自私和狭隘,导致内讧,1657年(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与李定国部发生冲突,兵败后投降清廷。
孙可望在云南统治时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地商品流通中推行铜钱的使用。云南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交通不便,相比中原地区的发达,其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都较为落后,因此历史上主要使用贝币为交换媒介。虽然云南铜矿丰富,以盛产铜料而著称,嘉靖时期亦曾在云南设局铸钱,但直到万历初年,当地人仍惯用海贝,不用铜钱,不得已朝廷停止云南钱局铸钱,其所铸铜钱转输他省,这种以海贝作为主要货币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孙可望等进入云南后。
为了保证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孙可望开始铸造和使用兴朝通宝钱,下令民间禁止使用贝币,违者行別、劓之刑。随着这条残酷且强有力措施的实行,云南各地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才普遍使用铜钱,此举对于活跃云南和内陆经济上的交流以及其后云南的货币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
兴朝通宝钱,钱文楷中带隶,对读,有三种版别,分别是小平钱(背“工”)、折五(背“五厘”)、折十(背“壹分”)三种,其中又各有不同的版别。我们今天比较常见的有小平钱两种:一种直径2.7厘米,窄缘;一种直径2.8厘米,宽缘。折五钱常见的也是两种,“通”字写法分为“三角通”和“方头通”,大小不一直径一般是3.3厘米和3.5厘米,背铸“五厘”二字以示折银五厘。
折十的兴朝通宝钱,直径在4.46~5厘米,背铸“壹分”二字以示折银壹分。兴朝通宝钱的铸造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总体来讲字体古拙朴素,内廓、外廓都较其他钱币宽,钱体分量十足,它的这种铸钱风格对以后云南地区的钱币铸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明末衣民起义军铸币大都铸造得非常标准、规整这主要是为现固政权的需要,目的是取得百姓的信任。现在,这三种钱币在陕西、山西、四川和云南地区仍偶有出土。明末衣民起义军政权虽然在历史舞台上存在时间较短,但永昌通宝、大顺通宝和兴朝通宝三种钱币,遗存至今,是那段发生在三百多年前轰轰烈烈的衣民起义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