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火神派的思考：大家为什么都爱学习郑钦安

郑钦安为清末著名的伤寒学家，他的代表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义》，流传至今也仅140年，但他以见解独特、临床实效的特色，深受越来越多医界人士的青睐，被奉为“火神三书”，学习和研究的人员与日俱增。本世纪以来，以火神派为研究主题的扶阳论坛在广西、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已经举办了五届，会议空前，场场爆满，已形成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医学流派。那么，在目前普遍存在办会困难、学术低迷的状况下，为什么郑钦安学说有如此反响，受人热捧呢？我以为，在追求效益、讲求实效的今天，人们最看重的主要原因还是它俱有以证为凭、辨证论治的临床实用性，疗效就是硬道理。

张仲景的《伤寒论》阴阳二分，三阴三阳概括百病，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它虽然处处以保存阳气、顾护阴液为中心，但其言简意赅，其法过简，使后学难以掌握。而郑钦安学说，融《内》、《易》之理和伤寒之法，加上自己丰富的学识，删繁就简，临诊治病只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分辨阴阳。他认为，病有千头万条，证多纷呈难辨，但抓阴阳二纲，阴阳分别，大纲已定，则万病万化之机，由此而推，自然不是难事，“万病总在阴阳之中”。他总结的临证辨识一切阴证、阳证之法，就是对百病的高度概括，简明扼要、切实实用。如阳虚证：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蜷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谈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阴虚证则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鼻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黑或干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无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他特别重视望诊，他说：望色无他术，专在神气求，实证多红艳，虚证白浮青。更擅长舌诊，在其著作中，凡是论病辨证时，必先论望诊舌象。舌诊辩证更是郑钦安“辨识一切阴阳证法”和“用药真机”中的辨识疾病阴阳的重要方法，如“认病捷要总诀”中就有辨舌法，专以分辨气有余和气不足舌像专论。认为望舌较之脉诊辨识疾病更为客观实在，临证用药往往望舌就可定性。如郑钦安治成都知府夫人的吐血病，患病已年余，曾经多名医生诊治，都认为是血热妄行，或阴虚火旺、逼血外溢，结果越治越重。郑氏依据患者面色苍白，时虽盛夏，还铺皮毡，盖棉被，有畏寒之象，并见舌质淡红，舌苔白腻，据此，断为阴证，阳衰阴火上僭为病，处以四逆汤，以干姜易炮姜（附子120克，炮姜120克，炙甘草60克），3剂血止，诸证悉退病愈。郑氏就是不为吐血病红光遍地，其证多属邪热所惑，而是紧抓辨证环节，精于辨证鉴别阴阳，以证为凭，按证用药，当温则温，当凉则凉，这种超凡脱俗的自信心必然源自他深厚的国医根基和精湛的舌诊辨证方法。

都说郑钦安善治阴证，把伤寒三阴病习玩熟了，而成为火神派的领军人物。我认为郑氏的成就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上承医典，功底深厚，精于辨证，有高人一筹、异于常人的辨认疾病阴阳，尤其是辨识阴证的诊疗手段。辨证准确，遣方用药自然行之有据，当然也就药到病除。如他在《医法圆通》一开首就说：“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执方，亦不可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郑氏重视阳气，特别重视下焦坎阳，认为下焦为上、中二焦之根，“虽云三焦，其实一焦而已。”如他治病后流清涕不止、喷嚏不止，服一切外感解散药不应者，治以大剂四逆汤，以补先天元阳，先天之阳足则心肺之阳足，心肺之阳足则上焦之津液，必不致外越也。附子辛热，为温补坎阳第一要药，郑氏使用附子常在30克以上，甚者常在百克以上，就是利用附子的性走不守，通行十二经，直接温补坎阳，快速取效。昔张仲景于太阴病自利不渴，病属虚寒，以及少阴病、脉见沉象的，急用四逆汤以固下焦坎阳，虽有先例，但郑氏治病单刀直取病根，用药心狠手辣的鲜明风格，应该出于张仲景而更甚于张仲景。

再就是临床上确实常见阳气衰阴气盛、阴证多而阳证少之病，我临证30余年，日日所看之病，大部分也都以阴证居多。阴常有余，阳常不足，这与近二千年前张仲景“建安纪年以来，伤寒十居其七”的说法基本是一致的，估计将来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就目前情况来看，阴证只会较过去多，而不会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伤阳的因素和条件太多了。首先是嗜食（用）生冷寒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空调冰箱普及，到处都充斥着寒凉食物、冰镇饮料，这样凉茶，那样凉茶，加上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不足等原因，有个头疼脑热，就言上火，自认为寒凉就可以降火、解毒、消炎，不分体质地偏嗜寒凉的东西，冷饮和凉茶彻年热销就是其例，这些现代化的特殊致病性质，类似于六淫之寒，又甚于六淫之寒，自然都是寒凉损阳的啊！再如滥用抗生素、中成药问题，依中医的性味分析，大部分抗生素都属于苦寒性质，市面用于外感的上中成药也百分之九十属于寒凉范畴，诸如清开灵、鱼腥草、双黄连注射液等，如果病属实热证的，以抗生素、清开灵等治疗，当然见效也速。然而，这些年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中药静脉注射剂发生过敏甚至死亡病例，今天这个被叫停，明天那个又不让用了呢？其实这也是滥用中成药惹的祸。误认为中成药安全，对莫些病毒性疾病有治疗作用，一见发热，不问寒热虚实的就上清开灵、鱼腥草，当遇上病人为阴证或阳虚体质，犹如雪上加霜，能不出问题吗！即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苦寒、抗生素滥用、久用，损伤人体阳气在所难免。现在的情况是病人自行滥用，医生也滥用，这在我们国家目前来说是个突出问题。幸好，国家已开始着手解决这方面问题，卫生部日前发布了《抗菌药物管理办法》，相信，随着《办法》的实施深入，抗生素滥用之风将逐渐得到纠正，但中药、中成药的滥用还没引起人们的重视，如何正确、规范使用中药、中成药还将有待时日。

郑钦安以自己精湛的学识，重于辨证、善于辨证的自身条件和发病人群普遍阳气不足、阴气有余的现实条件，造就了他作为扶阳学派奠基人的地位，以及后来的郑钦安学说热，因而有人评价说：郑钦安学派在治疗阴证病领域里已代表了中医界最高水平，是继温病学派吴鞠通、叶天士之后，再次把张仲景创立的辨证论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又一代表人物。

郑钦安学说热的升温与风行，无疑为目前的中医的乏术、乏人不景气现状注入了活力，也为中医发展崛起之路，究竟该怎么走，提供了活生生的反思、借鉴。在这中医界利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郑钦安学说热在对中医发展带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掺杂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一是一些医生的盲从和非理性热捧，二是个别医生的质疑和诘难、盲从和非理性热捧。这多表现在个别入道不久的年轻医生，他们有活力，思维活跃，尽管也热衷经典传统，但由于对《伤寒论》及“火神三书”深入不够或缺乏深度理解，只是读了范中林、吴佩衡及某些火神派医家的医案后，无不以他们以大剂量附、桂、姜治疗某些沉疴重病应手取效而折服，钦佩之余，盲目地狂热追捧，欲争当所谓的“火神派”，便照猫画虎地于临床上跃跃欲试，认为敢用、大剂量用附、桂、姜就是“火神派”了，就是高明医生了，以附子的用量大小作为评判医生水平高低的标志；临证论医，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得多，以附子的用量大小论英雄，以敢用附子成为一种时髦和哗众取宠的谈资，他（她）们背离了郑钦安临证中依证为凭的辨证论治思想这个前提，而去盲目跟风、模仿，长此以往，将会遗患无穷。附子毕竟是大热有毒，临床上最有用也最难用之药，用之当，愈疾也速，用之不当，反手起祸。这种盲从、非理性热捧、模仿，为医疗事故埋下隐患自不必说，也与中医事业的发展不利，更为一些医者对郑钦安学说的质疑和诘难提供了口实。

质疑郑钦安扶阳学说的，认为郑氏理论偏颇额，重阳而忽阴，用药偏激，动辄就是附、桂、姜，四逆汤，而且用量超大，有过用、滥用之嫌。持这种观点的医者，虽然自己对郑钦安学说也颇感兴趣，但还是对郑氏学术体系深入不够，没有真正领悟好郑氏学说的精髓或全貌。

说郑钦安重视阳气，此言不虚，郑钦安以元阳元阴（肾阳肾阴）为人身立命之根本，但于二者之中，更重视元阳，“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认为阳者，阴之根，“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唯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再源于临证中常见阴证、阳虚证多，阳证、阴虚证少之故，因而重视阳气，在所必然。尽管如此，郑钦安还是本着以证为凭的原则，从不否认阳证、阴虚证的存在。郑氏学说的内核就是一证为凭，有是证，用是药。如他在《医理真传》里谈病论证始终都是阴阳并列、阴阳对举论述的，如辨识一切阳虚证法和辨识一切阴虚症法、认病捷要总诀的分辨病症的气有余和气不足诊法，郑钦安用药金针中，都是阴阳各论、水火分明，非常清楚。可见郑氏从未轻视阳证及阴虚证的存在，因而郑钦安学说中重阳忽阴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能是误解。

实际上，郑钦安学派仗着丰富地辨识疾病阴阳的诊断手段，重视辨证、精于辨证，以证为凭，有是证，用是药，用药是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只因为”准”，其所以”狠”。诊断为阴证，大剂附、桂、姜但用无妨；如属阳证，大黄、石膏、黄芩、黄连有何罪过！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本来就是中医的特色和精髓，也是千百年来中医赖以生存和向前发展的中心所在。

不可否认，自从现代医学以科学的象征在医学上占据主导位置以来，它的种种模式和理论形态就一直消极地影响着中医的发展。事实上，现代化的仪器定位诊断、理化分析指标对中医的临床辨证用药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如肾的研究，经络实质的探讨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医学术会议核定的《中医临床辨证分型、诊断、疗效评定标准》，已30多年了，实践证明，究竟对中医的诊疗水平能提高几何？能有多大帮助？西医的标准模式不合实际的对中医照搬套用，对中医来说显然水土不服，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为中医作为一个学科，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它的固有个性，有它特定的体系和固有的特色。之所以称为特色，这就是世界上或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只有中医有，那么，中医如果没有了自己的个性，丢失了自己辨证论治、整体观念这个固有特色，如被分割开来，如被西医同化，那就不叫中医了，中医就消失了，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各具特色风采的中、西两大医学阵容巍然对峙的壮观局面了。因而中医欲做大做强，要发展，关键是要自强，调整好自己的路子，把自身的工作做好，不要去与西医争资金、争设备、争名分，欲在仪器方面与西医争高下，这是中医自己的不明之举，如此不切实际的盲目跟风，已经不是头脑科学的问题，而是头脑正常与否的问题，这是一种以己之短，击人之长的愚蠢行为。中医应该有自信心，扬长避短，独辟蹊径，走中医传统的路子。应该明白，无论哪种学科，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有得就有失，得到的只是于己不无想干，反致被逐渐走样，同化的仪器、设备，和戴着“现代科学”这个有色眼镜，看中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高科技人才。而失去的则是中医的精髓——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以证为凭这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和特色。反之，有舍也有得，我们既然不谈“实质”，没有现代化仪器、理化分析帮助，只四诊、八纲辨识阴阳就同样能够治愈疾病，取得疗效，而疗效也是医学最根本、最核心、最终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中医的强项，只有中医能够做到，那么，以这方面来讲，中医本身就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医当然也不能保守，也要不断发展创新，但发展创新是不能脱离中医固有框架，继承是前提、是基础，创新就是发展，发展也就是对传统中医的延续和完善。郑钦安学说正是在《周易》、《内经》、张仲景伤寒六经的框架之内，对已有的中医诊疗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种符合中医理论和文化特征的理论创新，无疑使中医学术诊疗水平上升了一个层次，对整个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中医学术的继承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火神”现象非偶然，趋附日众有因缘，

以证为凭重实用，阳常不足多阴寒。

研习火神上溯源，《内》《易》伤寒辨证观，

追求实效看好病，传统医学自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