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徐巧越 | 王国维所编《罗振玉藏书目录》与罗王互赠藏书考
王国维所编《罗振玉藏书目录》与罗王互赠藏书考
黄仕忠 |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徐巧越 |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内容摘要：王国维于1916年初离开京都回国，获赠罗振玉藏书中的复本，并以所藏词曲作回赠。王氏在1912年春曾为罗氏藏书编制目录，《王国维全集》认为日人稻叶岩吉钞本《罗振玉藏书目录》即为其本而予收录；今核其中集部词曲书籍，颇多出自王国维回赠之书，故知此目并非王氏所编定者。稻叶氏钞本系过录本，已失旧貌。今访得其底本犹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凡七册，其中二册题“宋元本之部”和“钞本之部”，应为王国维所编的罗氏藏书之“善本目录”，另五册为罗氏所藏普通书籍。又考此五册普通书目录，原据今题“大云精舍藏书目录”的稿本补充修订而成；而这种稿本《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才是王国维所编之原目。此本内，经、史两部之复本，多有被涂抹删去痕迹，这些被涂抹者，正是王氏挑选的复本，从所选书籍，亦印证王国维学术转向情况。
关键词：王国维；罗振玉；《罗振玉藏书目录》；《大云精舍藏书目录》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第二册，收录了《罗振玉藏书目录》三卷，卷首的解题说：
本书原名《罗氏藏书目录》、《罗氏振玉藏书目录》等，未署撰者，考为王国维作，约撰于一九一三年旅居日本时。书中颇多日本汉字，从而知係日本人抄录。因此书大半承袭另一部罗振玉藏书目录《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且书名明确，故改称《罗振玉藏书目录》，俾含义相近而醒目。原书每类后的统计数字，因藏书情况变化，与实际数目多不相符。今悉仍其旧。原本藏辽宁省图书馆，今即以为底本，并校以《大云精舍藏书目录》。[1]
可见编者是把辽图藏日人钞本《罗氏藏书目录》“考为王国维作”而予收录的。编者已经注意到此书“大半承袭另一部罗振玉藏书目录《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惜未对被承袭原因作出关注。据笔者考察，这被承袭的“另一部罗振玉藏书目录”，才是由王国维编写的；辽图所藏日本钞本只是一个过录本，它的底本收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京大藏本共七册，其中1913入藏的两册善本书目，也是由王国维编定的。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京都大学合作将此目录影印出版，题名为《罗氏藏书目录》，刘玉才在弁言指出，此目录是“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最为全面完善的记录”。从三个目录之间的传承关系，不仅可以考察罗氏藏书目的变化过程，而且可以考见罗、王学术史的某些重要细节。今试述于后，亦以求正于方家。
一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解体。11月，王国维随罗振玉携眷流亡日本京都。他给缪荃孙的信里说，“维于十月中旬与唐风楼同东渡，现寓居京都市外田中村”[2]。陈鸿翔《王国维传》亦称，“王国维偕同罗氏及罗氏长婿刘季英，三家老少二十馀口，在凛冽的寒风中登上了日本‘温州丸’商船，从天津大沽口启程，于十月初七日（西历11月27日）抵达神户”[3]。盖自神户上岸数日后，方抵达京都，时已中旬。
王国维（1877-1927）
稍后，罗氏藏书运抵京都。因所赁住处狭窄难以安顿，经协商，暂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同时亦供师生借阅[4]。王国维在京都期间，罗振玉聘其为助手，月薪二百元。整理罗氏藏书，为之编制书目，便是初到京都时的工作之一。[5]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叔翁在此现与维二人整理藏书，检点卷数。因此次装箱搬运错乱太甚，大约至明春二月方能就绪，目录亦可写定矣。”[6]此信写于公元1912年2月11日，前引解题以为“明春”即1913年春，遂定目录编成于此时，实误。此信作于旧历辛亥年（1911）腊月廿四日，故“明春二月”，实是壬子年（1912）春二月（公历3月19日之后）。
罗氏之孙罗继祖在晚年回忆说：“祖父自己和王观堂亲将藏书整理一遍，由观堂编成《目录》四卷，《善本目录》一卷，这是藏书有目之始。后来在天津、在旅顺，藏书有增损，所增也以普通本为多，但没有再编目。这部目录，由我保存，‘文革’中失去，已无法寻觅了。”[7]既然“没有再编目”，原本已失去，又未说另有过录本，意味着罗氏藏书别无传存，所以辽宁图书馆所藏稻叶岩吉（1873-1940）抄本《罗振玉藏书目录》，便被视为王国维所撰，《全集》亦据以校录，作为王氏所编此目的唯一传本收录。
但仔细审核此目所收书籍，发现其中集部词曲类收录的书籍，大部分原为王国维所藏。
王国维旧藏词曲赠予罗氏，时间在旧历乙卯年底（1915）。王氏在旧历丙辰年正月初三（公历1916年2月5日）离开京都，赴上海担任《学术丛编》的编辑，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临行前，罗、王曾互赠书籍。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8]王国维则在离日赴沪的前一天，于日记里写道：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馀。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綦难。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9]
罗振玉（韫公）考虑到王国维回国后看书不便，特将藏书中的复本赠与王氏。王国维则“以词曲书赠韫公”，以作回馈。赵万里所撰王氏年谱也说：“临行前，于海东书肆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等书，罗先生又贻以复本书如千种。先生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托之，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
罗振玉（1866-1940）
王国维完成罗氏藏书目录的时间，是在1912年旧历春二月；至1916年春归国时，始“以词曲书赠韫公”，“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若《全集》所收《罗振玉藏书目录》确为王氏编定，那么其中就不应当收录王氏旧藏词曲。王国维旧藏的词曲书籍，现在大多藏于日本。原因是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罗振常将王氏所赠书籍，添加识语或浮签，公开出售。王国维的日本旧友纷纷认购，以作纪念；此外，公立单位如京都大学购得三种，私立文库如东洋文库购得25种113册，属于其中最大的一批。内藤湖南在所购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第四册上所作题识云：“丁卯六月，王忠慤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从中可知罗振常出售这些书籍的目的与经过。[10]
据笔者查核，《罗振玉藏书目录》中的词曲书籍，其中一部分可与《静庵藏书目》相印证；另一部分则有王氏印章或题识、校语作证明。
王国维在1909年二、三月间，草编成《静庵藏书目》，附存于《人间词话》稿本。其中42种词籍，有35种与罗氏藏书目重合,仅7种未见；24种曲籍，有21种重合,仅《传奇汇考》精钞本十册、《董西厢》和《琵琶记》3种未见于此。这些重合的书籍，书名、卷数、册数、版本等信息基本相同。
参考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及《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国学大视野》第一期，2011），《静庵藏书目》与《罗振玉藏书目》均著录的书籍中，明抄本《曲品》、《元曲选》、明嘉靖刊《雍熙乐府》、明凌氏刊《西厢记》、明刊《玉茗堂刻昙花记》、抄本《西堂曲腋》及明钞《录鬼簿》过录本等7种，为王氏校录或批点跋语，可确定为同一书；还有明宣德刊《周宪王乐府三种》、明文林阁刊《传奇十种》、明刊《折桂记》、明刊《窃符记》、明刊《紫钗记》、明刊《南柯记》、抄本《财星照》、明刊《词林白雪》、抄本《明剧七种》、明刊《盛明杂剧初集》、影明尤贞起清初钞本《录鬼簿》及《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等12种，钤有“王国维”印的，也出现在《罗振玉藏书目录》中[11]。
王国维抄、校词曲25种，后售归东洋文库。罗振常在出售前，印有《海宁王静安（国维）手抄手校词曲目录》征订单一页。其五种戏曲，十九种词籍，亦载于《罗氏藏书目录》；仅王安石《半山老人歌曲》一卷（王国维抄录并跋）未见。
此外，今据调查可知，尚有部分王国维的戏曲书籍为国内藏书家所购藏。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的清宣统二年抄本《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三卷乃王国维旧藏，在罗氏藏书目录中亦可寻得踪迹。而从王国维的书信可知，他曾将亲手题跋的《拜月记》给予刘世珩，而《暖红室汇刻传奇》中“拜月”一种所依据的即为王氏赠本。周越然言言斋旧藏中的《财星照》、《金锁记》、《上林春》、《翡翠园》、《金貂记》与金陵富春堂明刻本三种（《跃鲤记》、《双忠记》及《白兔记》），与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目》中著录的康熙本范氏博山堂三种曲（《鸳鸯棒》、《花筵赚》及《梦花酣》），皆钤有“王国维”印章。不过，周氏藏三种富春堂传奇与张氏藏博山堂三种曲虽都有王氏藏印，但都未见罗氏藏书目录收录，从何而得，俟考[12]。[l1]
既然1912年春编成的罗氏藏书目录，不应收录王氏所藏曲籍，那么，这种“罗氏藏书目录”，显然不是王国维编撰的那一种。据笔者考察，罗氏藏书目录，另外尚存有两种，它们可以解答何者为王氏所编目录，罗氏藏书目录的经过怎样添改、抄录，以及王国维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复本”有哪些。
二
前引罗继祖晚年（1986）的回忆文字，谓王国维在抵东瀛之初，与罗振玉一起整理罗氏藏书，并编成《目录》四卷，《善本目录》一卷，可知王氏所编，实含普通书目录和“善本目录”两种。
1980年代，辽宁图书馆发现了日人稻叶岩吉氏过录本罗氏藏书目录，被认定是王国维所编。2003年，萧文立编《雪堂类稿》戊集《长物簿录》，即将其作为王国维著作收录，惟改题为“大云书库藏书目”，其跋文云：
两公遁居东瀛时，雪堂藏书寄存京都大学，乃俛观堂编目，即此本也，后稿存雪堂冢孙鲠安手，大连光复时与藏书俱星散。顷辽宁图书馆拟影印大云遗藏为《雪堂遗珍》，韩锡铎、王清原二君以海上吴格君之介，俛文立乞鲠翁圈目、作序并题首。王君并携馆藏此目复印本为赠，允文立编入《雪堂长物薄录》中。
此本为日本学者稻叶岩吉过录本，伪满时赠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亦今日宇内孤本。文立以（稻叶岩吉过录目）奉鲠翁，翁喜不自禁，曰此王先生所手编者也，失去凡若干年，今日幸得再睹，如再赡王先生芝宇矣，此实唯两公在天之灵以式凭之！即以《大云书库藏书目》名之，题数语以归文立。[13]
此书被视为“宇内孤本”，而冠以“大云书库藏书目”之名，则系罗继祖（鲠翁）所题；罗氏见到此书，认为“此王先生所手编者也”，所以萧跋说“雪堂藏书寄存京都大学，乃俛观堂编目，即此本也”。《王国维全集》卷二“解题”所称“考为王国维作”，实据此说；只是另定书名作“罗振玉藏书目录”。即书名虽异，内容则同。
但这所谓“宇内孤本”，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不仅它的底本尚可见到，而且王国维所编定的目录，也仍幸存于世。
稻叶氏所据之底本，现藏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封面题《罗氏藏书目录》，共七册。索书编号为4-49ラ1，馆藏目录题著者为“罗振玉”，“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写（本）”，抄写时间定为1924；又因内文有改删，又标作“稿本”。此七册依今藏者之序次，为：经之部、史之部、子之部、集之部、宋元本之部、钞本之部、丛之部。按，“丛之部”实应移于“集之部”之后；盖前半普通书目，后两种为善本书目。此钞本以往未为中国学者所知，或因为藏者所署编者为罗振玉，故此前尚未有人虑及它与王国维的关系，《王国维全集》的编者也未及援引。黄仕忠在2015年赴日本访书时，偶见日本学者著作有引用，才始予关注。
稻叶氏钞本原题《罗氏藏书目录》，共三册，上册为经、史二卷，中册为子、集、丛三卷，下册则为宋元本与钞本（此册扉页又作《罗氏振玉藏书目录》），包含了京大所藏七册的全部内容。较之京大藏本，已将“丛之部”移前；即前二册为普通书目，末册为善本书目。
京大本间有校订涂删，稻叶本则页面整洁，文字同涂删后的京大藏本。可见稻叶氏据京大本抄录而成，不过，也泯去了其底本由两种本子缀合的痕迹。
京大所藏七册，书衣题签均作“罗氏藏书目录”，实含两种完成于不同时期的目录，两者题签字迹有异，并非同时抄录。各册之衬页题有“罗氏藏书目录 □之部 共七册”三行，字体笔迹完全相同，当是将不同时期的七册汇为一集时所题。细察此七册，其中“宋元本之部”和“钞本之部”二册，书衣题签笔迹相同，内文书法也相同，扉页题作“罗氏振玉藏书目录”，入馆登记时间为大正二年（1913）五月十日。而经、史、子、集、丛五册，书衣题签、内文笔迹一致，但与另二册相异，图书馆入藏时间为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五日。所以说，这两者原不属于同一种书。
大正二年入藏、别题《罗氏振玉藏书目录》的二册，用日本纸抄录，版心印“出町中井版”，半页十行，可知系在京都书写。但内文未见使用日文汉字，抄者应为中国人。第一册的书签为隶书题“罗氏藏书目录 宋元本之部”，内容细分为“宋元本书目”、“善本书目”，“评校本书目”三项，每一项各以经史子集为序著录；第二册的书签亦为隶书题“罗氏藏书目录 钞本之部”，卷端题“钞本书目”，内文以四部为序分类著录。此二册原未标卷次，实可视为一卷。参考前引罗继祖语，此二册应为一书，即王国维所编之“善本目录”。盖罗、王二人在1912年春编成此目，后遣人抄录一本（并非罗、王二人笔迹，抄者为何人，俟考），为京大图书馆收藏，时间在1913年五月之前。
昭和五年登记入藏的五册，则为另一部书，即《罗氏藏书目录》。其中经、史、子、集、丛各得一册，各册厚薄不一，各自迄止。所抄文字，间用日文汉字，如“图”作“図”，“龙”作“竜”，“珑”作“[王竜]”，“释”作“釈”等，可知为日本人抄写，当是京都大学图书馆方面遣人抄录。
其中第一册“经之部”的衬页背面，有日文题识，译成中文如下：“罗氏藏书目录 共七册 右为大正元、二年之交，罗振玉氏拟将其所藏图书寄存我校，右为该批图书一度保管于本馆之际，着手编制目录而縢写者。然未几，罗氏来告取消寄托，遂于翌年即大正三年前后归还之。大正十三年初春，山鹿记。”
故这五册的謄写，在大正十三年（1924）初春之前。从“共七册”一语可知，这时新写的五册与大正二年五月十日入藏的二册，因为均属罗氏藏书目录，所以被合并成一书，被置于时任职于京大图书馆的山鹿氏的案头，而未及时入库。故其正式登记入库时间为1930年。又由于此册的语言被定为日文，似未入汉籍书库，所以亦未被编入该馆的汉籍目录，遂长期未为中国学者所知。
京大藏五册本书目，已经收录了王国维回赠罗氏的词曲，故应编成于1916年3月之后。在京都期间，罗氏藏书总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目录，应是在王国维与罗振玉共同编集的目录的基础上，增加新得到的王氏藏书，同时删去已赠予王氏的复本而成。它的定稿者当是罗振玉，所以京大将编者署罗振玉是合适的；1913年入藏的那两册，虽然王国维参编了，但因为是由罗振玉付费请王氏所编，且罗振玉本人也参与了工作，所以归于罗氏名下，也在情理之中。而跋文的重点是罗氏藏书与京大的聚散因缘，“一时将该图书保管于本馆、着手编制目录之际謄写”之语，只能管到先得的那两册，不能照应到后录的五册。又考罗振玉于1919年3月归国，故此目的抄成的时间，应在1919年3月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编定的罗氏所藏普通书的目录稿本，其实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它就是《罗雪堂合集》（西泠印社，2005）里收录影印的《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原书为稿本，现藏于大连图书馆，两册装，未题书名，因内有“大云精舍”印，故影印出版者代拟此一书名。此书上册为经、史二卷的目录，下册为子、集、丛三卷之目。内文批注删削涂改之处颇多，栏上还有朱笔圈注。罗氏《集蓼编》自述云：“予寓田中村一岁, 书籍置大学, 与忠悫往返整理甚劳, 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 建楼四楹,丰以栖眷属, 丰以祀先人接宾友，……寻增书仓一所, 因箧中藏北朝初年写本《大云无想经》, 颜之曰‘大云书库’。未几更语移存大学之书于库中。”[14] “大云精舍”是罗振玉常所用的馆号印。最初所编目录似未定书名，赠予京大图书馆时，应如1913年入藏的两册 “善本书目”所示，题作“罗氏振玉藏书目录”。即京大所藏两册“善本书目”和此种二册装“普通书目”，才是王国维所编的目录；它的原题应是“罗氏振玉藏书目录”。京大图书馆方面，后来重新抄录了罗氏重订本五册，为了让此种新目录能够完整反映罗氏藏书面貌，将1913年旧抄二册与1919年前后新抄的五册合缀为一书；稻叶氏后据此合缀本抄录。故准确地说，《王国维全集》第二卷所收者，只有“宋元本之部”和“钞本之部”属于王氏著述；王氏所编书目的另一部分，即是《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也即是罗继祖所言“文革”中散失的那一本。
从《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与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比较，可以看到罗氏藏书在京都时期的变迁情况。
一，《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收录的是罗氏所藏的普通书籍；因为“善本目录”已经另册编定。
二，《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所录五部的体例，与京大藏五册本“罗氏藏书目”完全相同，但“集部”未收 “词曲类”书籍。这当是因为直到1913年元月《宋元戏曲史》定稿之前，王国维的主要精力都是为其戏曲研究作收尾工作，为方便王国维使用，罗氏的词曲类藏书也一直置于王氏案头，没有放到京大图书馆，所以也未编入目录。从中可见罗氏给予王国维的学术研究的尽力支持。也就是说，王、罗二人最初所编的，其实是寄存于京大图书馆的罗氏藏书目录，而不是所有罗氏藏书的目录。
三，参前引文献，“翌三年”即大正三年（1914）前，罗氏已经“移存大学之书”于新建的大云书库；至1916年3月之前，赠送给一部分复本给王国维，同时也得到了一批王国维的旧藏书，借给王氏使用的词曲书籍也已经收回，兼之在日期间新得了一些书籍（主要是日本刊本），罗氏藏书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需要对旧目加以修订。罗振玉遂在“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基础上作增订，以反映其实际藏书面貌。这便是京大藏五册本《罗氏藏书目录》的由来。再依罗继祖“没有再编目”之言，故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修订之后，罗振玉新添之藏书皆未被收录其中；因此，周越然与张济元购藏的那些未被罗氏目录所著录的曲类书籍，极有可能是罗振玉此后所得之书，罗家将其与王氏旧藏一并盖上“王国维”藏印出售，赚取资费以抚恤王氏家人。
四，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较《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书目有所增加和订正。以丛部的部分条目为例：
表1.三种罗藏书目录部分“丛部”条目之对比
前三例可见其后出转精，对前一目录中存在的错误有所订正；第四例应为著录信息之漏抄；后九条则是新增入的内容，亦即补充1912年目录编成之后新得的书籍。由《经训堂丛书》与《珠尘别录》两条，可知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抄录后的改订，为稻叶钞本依样接受；亦可证稻叶本确据京大本抄录而成。此三种目录的编订抄录顺序应为“《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稻叶氏过录本《罗氏藏书目录》”。
图1.罗振玉藏书目录的变迁过程
要之，未含王氏旧藏书籍的《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是王国维于1912年所编的罗氏藏书的普通书目录；京都大学所藏七册中的“宋元之本”和“钞本书目”二册，是王国维编定的“善本目录”。它们应署“王国维、罗振玉编”。至于京大藏《罗氏藏书目录》五册和稻叶氏抄本的前二册，实是罗振玉在旧编目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其修订完成时间应在1916年3月至1919年3月之间，著者应署“王国维、罗振玉合编，罗振玉增订”。
三
考清楚了王国维所编书目与罗氏所订补目录之变化过程，再将这不同阶段编成的目录进行比对，不仅可以考察罗氏藏书的变化，更可考见大云书库藏书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被删之“又一部”考证罗氏于1916年所赠之具体书目与数量，从而探讨王氏学术转向后的研究重点。
表2.三种罗氏藏书目录的著录数目对比
上表为今存三部罗氏藏书目录中经史子集丛五部所著录之种数统计。在1912年春由王国维编订目录时，罗振玉藏书（寄存于京都大学的普通书籍）共有3419种；而在1916年三月之后经过罗振玉增补的京大本《罗氏藏书目录》，增加至3553种；稻叶岩吉过录本《罗振玉藏书目录》因抄写产生的缺漏，较京大本少著录18种，这说明其抄录后疏于校对。三种目录在经、史、丛三部所著录之总数相差并不大，其差异主要存在于子、集二部。《大云精舍藏书目》的子部未著录“附录 译书类”，盖当时初到日本时，此类书尚未购置；另外集部无“词曲类”，则如前所说，这些书当时尚在王国维的案头。加上这二类194种典籍，《大云精舍藏书目录》的数据便与另外两种目录基本相符。
罗氏“割藏书十之一”赠予王国维，对王国维归国后的学术研究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王国维自称“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他究竟是得到了罗氏藏书中的全部“复本书”，还是一部分？是罗氏主动给予，还是王国维有目的地挑选？稿本《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其中有大量原写作“又一部”而后被删涂之痕迹，而这些被删的复本，在京大本及稻叶过录本之《罗氏藏书目录》中均再未著录。故除去个别因讹误、重复而被划去的情况，《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中被涂删的“又一部”，应就是王国维从罗振玉处得到的“复本书”。
据笔者统计，这种涂去的“又一本”，经部共34种431卷，史部共52种1090卷，子部有8种91卷，集部有18种262卷，丛部有4种294卷，总计划掉了116种2168[15]卷。罗氏说“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大云书库号称有书五十万卷，十之一即意味着五万卷之数。今以《大云精舍藏书目录》总共3419种书籍而推算，王国维所取者116种，不足百分之五。故罗氏之说，不无夸大之嫌。不排除罗氏目录之外，也有若干目录中未曾著录的赠书，但从此目中选录的比例来看，其数量不会太多，故赵万里说“罗先生又贻以复本书如千种”，似当订作“如千册”，或接近事实。而王国维回赠的词曲书籍，至少为68种，总的种数虽少于从罗氏所得者，但罗氏所予者不过是“复本书”，而王氏回赠者则是“善本词曲”，其中包括王氏本人的批校本和题跋本，自然是想对罗氏的多方关照有所回馈。所以罗、王互赠书籍，并不是对等的，赵万里说“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也是实话。
王国维自称向罗振玉“乞得复本书”，但《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仍有不少“又一本”未被涂去，特别是集部书中的复本基本未作涂删，可见王国维并不是将罗氏藏书的所有复本都取走，而是根据自己实际的研究需要，有目的地挑选了一部分书籍。这个选书过程，即是用《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为依据，凡是王国维看中的书籍，从目录上涂去，另从书库中觅出。
王国维所挑选的书籍，以经史类为多，仅史部的卷数就占了总卷数的一半，而子、集、丛被挑选的书则较少，三部的总种数，尚不及经部。其中经部又以说文、字书与韵书等小学类书籍居多，史补、校注与地志类书籍的总部数则为史部之冠。集部及丛部被挑选的复本，也多是经学家（小学家）、史学家的文集，集部之书包括桂馥《晚学集》、严可均《铁桥漫稿》、沈涛《十经斋文集》、许瀚《攀古小庐文》、何秋涛《一镫精舍甲部稿》及刘文淇《青溪旧屋集》等，丛部中的毕沅《经训堂丛书》及顾炎武《亭林遗书》，内容皆涉及经史考据。
这些被划去的“又一部”书籍，与王国维回国后所展开的研究，正相对应。如王国维此后撰有《殷周制度论》、《仓颉篇残简跋》、《六朝人韵书分部说》、《韵学余说》、《唐韵别本考》、《西域杂考》与《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这些研究与大云目中被挑选的《十三经注疏》、《仓颉篇》、《集韵》、《古今韵略》、《汉书西域传补注》、《元史氏族表》、《元史译文证补》与《元秘史李注补正》等有着明显的关联。
王国维在1913年之后，开始了学术转向。此后不再从事戏曲与词学的研究，也不再在这两个领域发表意见，所以他在1916年初将这类书籍全部送给了罗家。而他从罗家“乞得”的复本书，主要是经部小学类和史部的史地类，这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说明王氏的学术转向。这是从稿本《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中可以发掘的价值之一。今后应将此稿作为王氏著作收录，只是收录时，要注意把涂去的“又一本”恢复回来，因为这才是王国维手定本的真实面貌。
[1]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9年12月，第514页。
[2]《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37页。
[3] 陈鸿祥：《王国维传》，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
[4]如铃木虎雄说，“当时京都帝国大学里有罗叔言先生的寄放书籍，从中我也得益良多”，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王国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5月，第304页。
[5]赵万里《民国王静安先生国维年谱》：“时罗先生藏书寄存京都大学，先生日往整理，因与彼邦诸文学教授相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页。
[6]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39页。
[7] 罗继祖：《大云书库藏书、搜集、破坏、整理、归宿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第336页。
[8] 罗继祖：《王国维之死》，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9]《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911页。
[10] 黄仕忠：《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国学新视野》秋季号，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第37-38页。
[11] 详参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及《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国学新视野》秋季号，2011）。
[12] 此处原稿即为红字。
[13] 萧文立编：《雪堂类稿 戊长物簿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8—1079页。
[14] 罗振玉：《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40-41页。
[15] 经部尚有两部不分卷数与一部卷数不明；史部有两部为著录卷数信息；集部有一部不分卷数。故除统计的总数外，仍有六部著作因不分卷数与卷数不明的原因未纳入统计。
[l1]此处原稿即为红字。
（本文章发表于《文献》，2019年05期，第181-191页。此据作者提供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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