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郭汝瑰面临暴露，一位70岁的国民党员拼死相救，后来如何
在我党的隐蔽战线史上，郭汝瑰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传奇。
解放战争中，他一边源源不断地为解放军提供绝密情报，一边节节高升，从给陈诚“打杂”的办公厅副厅长一路升至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堪称官运亨通。
更神奇的是，在此期间，除了杜聿明等人曾对他产生怀疑外，即便再高明的特务，也没能抓住他的任何证据，直到他率部起义后，才如梦方醒、大呼上当。
一代“谍王”郭汝瑰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1949年初，郭汝瑰距离身份暴露，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70岁的老人奋不顾身，将郭汝瑰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这位为解放事业立下大功的老人，就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王葆真。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发生在72年前的这段惊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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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真
1949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旁的一家川菜馆里，走进了两位衣冠楚楚的客人。
其中一位军装笔挺、马靴锃亮的中年军官，正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
而另一位西装革履、一副生意人打扮的，则是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郭汝瑰的“上线”任廉儒。
两人寻了一个僻静的雅间坐下，天南地北地闲扯了几句后，郭汝瑰见四下无人，飞快地掏出一个小包裹，塞进任廉儒手里，低声说道：“关系重大，尽快送出去！”
任廉儒装作无事人一般，将小包裹放进了皮包里，轻轻地点了点头。
任廉儒
揣着这份机密情报，任廉儒早已没心思享受美食，简单扒了几口饭后，他便匆匆驱车，赶到了自己的助手梁佐华家里。
梁佐华的公开身份，是工矿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副经理，而工矿银行的董事长，正是被蒋介石倚为左膀右臂的陈立夫。有了这层关系护身，梁佐华的家自然要安全许多。
陈立夫
在书房里，任廉儒和梁佐华打开了小包裹，显露出来的东西，让两人瞬间激动起来：这里面不仅有国民党构筑长江防线和江南作战的计划，还包含了太原、武汉、西南、陕甘等地兵力配备的详细资料。
如果这些情报能够顺利送出，在我军面前，国民党军就再无秘密可言。
然而，在短暂的激动过后，两人又不禁感到棘手——就在几天之前，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已经前往香港，而黄佐华的另一位上级鲁自诚也去了重庆，一时之间，两人竟然无法将这些情报送出上海！
两人苦思冥想了许久，任廉儒突然灵光一闪：“卓老（王葆真字卓山）正在上海，可以请他将情报转交中央！”
梁佐华有些担心：“这么重要的情报，请他转交，会不会违反纪律？”
任廉儒沉吟片刻，说道：“事急从权，卓老能联系到中央，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了。”
身为国民党元老，王葆真是如何与共产党建立起联系的？这就说来话长了——
1880年，王葆真出生在直隶定州府深泽县（今河北石家庄市深泽县）的一个药行世家里。他家开办的“济和堂”药铺，在定州府一带颇有些名气。
清代药铺
在这样的家庭里，王葆真自小便见到了许多穷苦百姓因为没钱求医问药，不得不忍病待死的惨状，也让他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
1904年，王葆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来到日本东京，开始了为时7年的留学生涯。也正是在这里，他亲眼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东京的富士见楼里，白衣飘飘的孙中山登上演讲台，发表了一番振聋发瞶的讲话：
“......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的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孙中山的讲话，让站在台下的王葆真热血沸腾，他当即报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党”。
同盟会成立时的合影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王葆真一直秉承着孙中山“民主共和”的理想，上下求索、奋斗不息，而他执拗的性格，也让他成了近代政坛上有名的“刺头”——
袁世凯称帝前，许他做直隶省长，他愤然拒绝；
曹锟用2000大洋买他一张选票，他拍案而起：“我不赞成的人，给1万块也不选他！”；
蒋介石“背刺”国共合作后，选他做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他当即辞官不做，还扬言道：“愿为三民主义作殿军，恪守孙先生遗教；不附合蒋逆叛党，愿为真理前进！”
王葆真与夫人汪芸
虽然骂得过瘾，但王葆真心里却郁闷得很：投身革命30多年，中国依旧是贫弱不堪、独夫当政，梦想中的新中国，究竟在哪里？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在苦闷中徘徊许久的王葆真，才终于见到了希望——
1938年7月，被李宗仁聘为第五战区顾问的王葆真抵达汉口，成为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
从他们的口中，王葆真听说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故事，心里佩服不已，开始四处奔走，宣扬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还曾经陪同朱德一起到洛阳会见卫立煌，共同商讨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
朱德（右一）与卫立煌（左一）合影
王葆真的行为，让蒋介石恼火不已，他曾两次派陈立夫前去警告王葆真：“别忘了，你的官是谁给的！”
面对气势汹汹的威胁，王葆真压根不给面子：
“我无资格当什么官，也不想做什么官，我只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群策群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国家独立自主，实现孙总理的伟大理想，此外我就无所求了。”
见威胁不管用，蒋介石又玩起了“打一巴掌给个枣”的两面手段——他一面撤掉了王葆真的职务，收回了他为河北灾民争取到的150万元赈灾款，一面暗示王葆真，只要他公开反对共产党，可以马上拨给他30万元，并且不用报账，完全自由支配。
蒋介石这一手相当简单粗暴：当年曹锟2000大洋买不动你，我给30万，看看你老不老实？！
然而，王葆真的骨头之硬，让蒋介石始料未及——面对唾手可得的30万巨款，王葆真看也不看，直接跑到河南南阳，学起了诸葛亮，种田隐居去也。
南阳诸葛庐
虽然隐居山野，但王葆真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反倒比之前更加活跃——
抗战胜利后，面对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的行径，王葆真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1947年底，王葆真奔赴香港，参与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组建，并被任命为民革中央常委兼华中军事特派员，领导一批精干成员前往上海，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时刻准备配合解放军南下作战。
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当时，民革中央与中共华南局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因此，任廉儒选择让王葆真转交情报，的确是当时最为稳妥的办法。
然而，出乎任廉儒预料的是，当王葆真应邀前来，听完他们的请求时，却久久没有说话，惹得任廉儒和梁佐华面面相觑，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这位耿介的老人。
两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王葆真，身上正担着血海般的干系——
经过近一年的活动，在王葆真领导下，民革上海、南京等分会，已经成功策反了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刘昌义、南京警察厅北区局长刘海亭、内政部警察学校校长冯子厚、上海武装警察总队代理队长崔恒敏等一批军警界的要人，凝聚起了一股巨大的地下力量。
刘昌义
1949年初，当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王葆真等人欢欣鼓舞，认为推翻国民政府的时机已到，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南京和上海掀起一场武装起义。
当时，代总统李宗仁、陆军参谋长顾祝同、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等国民政府要员，都居住在南京北区，负责他们警卫工作的，正是北区警察局长刘海亭。
因此，王葆真等人仿照“西安事变”，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由刘海亭扣押这些军政要人，同时第一时间控制南京机场、码头和车站，接应解放军迅速过江占领南京。
在南京开启行动的同时，刘昌义的第一绥靖区部队和崔恒敏手中的8000余武装警察也将一同起事，作为策应。
南京大校场机场旧址 如今已经成为公园
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作为总负责人的王葆真，要操心的事情千头万绪，并不适合参与传递情报的任务。
然而，王葆真又深知这些情报的分量，反复思量过后，他一拍大腿：“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见王葆真答应下来，任廉儒和梁佐华都松了一口气。为了确保安全，两人叮嘱王葆真，如果出现危险，务必“毁件保人”，情报没了可以再搞，但郭汝瑰的身份，却万万不可暴露。
听了两人的话，王葆真一挥手：“你们放心，郭汝槐把命都交出来了,我这副老骨头不要了,也要保证他的安全！”
从梁佐华家出来后，王葆真马上将文件藏到了民革与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并给香港的民革中央发去了密电，要他们迅速通知中共中央，请他们速派可靠人员来取情报。
然而，这些文件还没来得及送出，一场巨大的变故就发生了——
1949年2月22日中午，按照计划，组织起义行动的几位关键负责人将到王葆真家里开会。
但当时针指向12点时，身为民革上海分会常委、同时也是起义负责人之一的吴荣却迟迟没有现身。
这一反常的现象，让做了大半辈子革命工作的王葆真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马上宣布散会，并将参与起义的人员名单交给了梁佐华（此时梁佐华已受党委托来参与起义），让他迅速转移隐蔽，自己则冒着天大的危险，出门去打探消息。
民国上海街头
经过一番打探，王葆真终于搞清了危机的来源——原来，南京民革分会里，有一位名叫吴士文的成员。他的住所是南京民革分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每天人来人往，相当热闹。
在南京这种大城市里，这样的家庭虽然不多，但也并不罕见，原本不会引起过多注意，然而，吴士文家的隔壁，偏偏住着一个要命的邻居。
这个邻居名叫秦范五，表面上是国民政府里的小职员，实际上却是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密探。
在秦范五看来，吴士文家每天门庭若市，情况相当可疑，于是，他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南京卫戍司令部，秘密逮捕了吴士文，民革策动起义的计划也随之暴露了。
得到这一消息后，南京国民政府如临大敌，马上派出大量特务，在南京、上海等地同时展开搜捕，吴荣之所以没有按时到会，原因也在于此。
南京卫戍司令部旧照
由于王葆真处于这一计划的最高层，知道他参与此事的人寥寥无几，他完全可以及时转移。
然而，为了保存这支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这位70岁的老人不顾个人安危，在上海四处奔走，尽可能切断了起义人员的联络线，保住了刘昌义等起义将领的安全。
1949年2月24日，经过2天不眠不休的忙碌，王葆真终于完成了未暴露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正当他准备动身离开上海时，他突然想起，那些价值千金的情报还没有送出去，如果秘密联络点暴露，情报落入特务手里，郭汝瑰将随时面临杀身之祸！
想到这里，王葆真一面暗骂自己糊涂，一面急匆匆地赶往秘密联络点。
赶到秘密联络点时，王葆真已经是气喘吁吁，但他顾不得休息，连忙找来火盆，准备将这些情报全部销毁。
就在这些纸张慢慢变成灰烬的同时，最让王葆真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楼下突然传来的纷乱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便有人开始使劲砸起了门。
眼看最后几张情报已经来不及烧毁，王葆真将它们一团，全部吞进了肚里。
短短几秒钟之后，门便被砸开了，一群如狼似虎的特务冲了进来。然而，他们所面对的，除了面带轻蔑笑容的王葆真之外，就只剩一堆毫无价值的纸灰了。
王葆真被捕时的新闻
王葆真被捕后，被关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自从踏进监狱的第一天起，他就已经抱定了保护同志、牺牲自己的念头。他悄悄告诉一同被捕的民革成员：“关于军事策反的事情，一概推到我头上，我也会说你们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定要死的......”
王葆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特务的刑讯拷打中，王葆真的头、腰、腿都严重受伤，一度甚至不能行走，即便如此，特务在他这里所得到的，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上海民革的军事问题，都由我一人负责，其他人一概不知道！”
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
特务见来硬的不行，又转而使起了“软手段”：3月初的一天，一名满脸堆笑、自称法官的人来到了监狱里，对王葆真说道：“如今国共双方正在和谈，希望你帮我们指出这些犯人里谁是共产党，我们才好向共产党提条件，早日实现和平。”
特务的这一手，对付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能还奏效，但王葆真干了40多年革命，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自然不会上当——他上下打量了来人一眼，不急不徐地说道：“共产党是我的朋友不假，但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一概不知。”
见王葆真不上当，这名特务终于按捺不住，破口大骂起来：“老家伙，我看你就是共党！”
王葆真嘴角一撇：“鄙人恐怕没有这个荣幸。”
“你是党国的叛徒！”
“我是三民主义信徒，这句话，你对蒋某人说去！”
......
见王葆真始终不肯招供，特务们也是无计可施，只得一边将他转到提篮桥监狱单独关押，一边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
听完汇报之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当即指示，要将王葆真就地正法。
然而，蒋介石还是低估了王葆真的分量——当王葆真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出后，周恩来、李济深以及一众国民党元老纷纷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释放王葆真。
这一来，身为南京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便坐了蜡——杀，就是替蒋介石背锅；不杀，他确实策划了起义，还要扣押自己，就这么放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想来想去，李宗仁还是决定，既不杀也不放，先关着再说。
李宗仁
然而，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却不会给李宗仁“再说”的机会——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便全线崩溃。
直到上海解放后，王葆真才被营救出狱。几个月的牢狱生活，让王葆真得了严重的肾病，当周恩来听说这一情况后，马上派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才使他恢复了健康。
虽然在监狱中迎来了解放，但王葆真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容磨灭的——在上海解放过程中，刘昌义率国民党51军阵前起义，而在半年之后，郭汝瑰也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正是由于王葆真拼死保护了他们的安全，他们才能够亲眼目睹新中国的曙光。
在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王葆真与共产党人通力合作，先后策动国民党军10万余人起义，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欢庆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葆真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以97岁的高龄溘然而逝。
而直到王葆真去世后，年迈的郭汝瑰才从他人口中，得知了王葆真老人曾经为他做出的牺牲，他感慨地说道：“卓老为我挡住了地狱之门......未能向他当面道谢，至今心有余痛！”
老年郭汝瑰
王葆真老人虽然一生都是国民党员，但他却毅然选择了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终生。孙中山先生有如此的信徒，当可含笑九泉！
在此，衔笔恭录王葆真老人诗作一首，以向这位历经三朝的革命元老致敬——
烈士多殉名，贪夫多殉利。名利两都忘，人生重信义。
信义亦空华，安命在真理。吾心得所安，浩然歌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