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悲悯、戏谑、无奈中的《清明》
对《清明》的导演李宝玖，印象最深的来自本届影展凹凸镜DOC举行的纪录片论坛。九位嘉宾，每个人发言时长各有不同。但是，宝玖无疑是发言最精炼，且金句不断的那位。
今天，凹凸镜DOC特约撰稿人五行缺水，带来了他看过《清明》后的感受：迁坟前的不满、寂寥和被阻隔，在迁坟中都被淡化甚至戏谑了，于是一切只剩下客观的记录，只剩下行为本身，只剩下空洞的仪式，最后这一个被命名为“清明”的迁坟事件，在轻松中走向了崭新时代，仿佛“清明过后是立春”，一切都是美好的开始。
凹凸镜DOC举行的纪录片论坛上李宝玖发言。
清明过后是立春
作者：五行缺水
祖上的最后一座坟是在那年的冬至迁到公墓里的。在有些冷寂的山林里，面对职业迁坟者，面对“坟墓闯入者”，当最后站在从此再无隆起的土丘前，有一种“从此夜短，从此梦长”的感触。
“最黑的一天如指尖划过”，我在那一天说：“最后一座坟墓，是必须被打开，必须被迁移，必须在喧闹中离开这一片山林。逝者安息，生者在列，在共同的仪式里，已经没有同一的时间，而出村的那条路，蜿蜒向前，从此再也不会有人转身，再也不会有人回村，因为这里空空：生者的记忆空空，最后的坟墓空空。”
但记忆不是被清空的，它只是被破坏了，连同坟墓本身。或者我在那时是有一种悲悯的感觉。虽然祖上的骸骨在仪式中又被安葬在了集体公墓，但是隆起的土丘所带来的存在感，是统一建设的公墓所不具备的，它书写着生命和土地的依存关系，即使作为逝者，长眠于此也关涉到一种情感依托，而公墓只是提供了一个安放的处所，它甚至只是变成了一种物的存在。
但是当迁坟成为一种政策性的必然，甚至是一种环保意义上的革新，它是不是在缅怀方式上更趋向于对活着世界的关照？这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矛盾性的可能：它重新唤起了与土地的古老依附性关系？还是它的消失是现代性叙事的必然？
李宝玖似乎也处在这样一种矛盾性中，纪录片《清明》可以以这样的矛盾划分为两个阶段：迁坟前和迁坟中。
迁坟之前是新年，从准备迎接新年，到走亲戚发放红包，整个村里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在其中，上坟是过年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在上坟的过程中，李宝玖提供了两个样本，一个是独自上坟的老人，它是李宝玖提供的一个个体样本，他在树林里的祖上墓地里点燃香火，然后磕头，完成了一种仪式。
另一个场景则是一大批李氏子孙们去坟地祭祖，但是在去祖坟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和谐”的一幕：坟地被铁质的围栏围住了，上坟的路被阻隔了，面对这个障碍物，大家想徒手将其推倒，但因为围栏很牢固，大家的努力没有成功，于是有人打电话质问，有人随后到来，说这里已经被“全王庄”的人买去了，要进行开发，里面的30多个坟不管是已经迁走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每个坟开发商都补偿一万元。
补偿款似乎并没有完全到位，祭祖大军在这个节点的唯一使命是上坟，于是大家穿过了围栏，在里面开始了一系列仪式，他们在每一个坟前点燃香火，最后是集体的磕头祭拜——当大家以集体性方式进行上坟仪式，的确带来了某种震撼性，这种震撼性画面也变成了电影海报。
无疑，在展现这个迁坟之前的场景中，李宝玖倾注了某种情感，不管是坟地里那些高起的土丘代表着安葬着逝去的先人，还是集体性仪式具有慎终追远的真诚性，都唤起了与土地的古老依附性关系。在这种先人和土地的依附关系里，作为子孙们的祭祖活动，无疑带着敬意，也正因为有这种敬意，李宝玖捕捉的“迁坟前”镜头里的不和谐一幕，便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这种矛盾的爆发是显性的，围栏代表着一种阻隔，围栏里面是祖先的坟地，但是现在却面临着开发，每一座坟补偿一万元似乎将这种慎终追远的感情物质化了；包括那个独自上坟的老人，他回来之后打开了锁着的门，后来又出门去把门又重新锁上，似乎也是这种被阻隔的呼应。
在俯拍的镜头里，大型推土机和卡车进驻坟地，李宝玖再次给了村民们议论的镜头，其中讨论中出现了“乡长下令”“要扒房”等词汇，在摇晃的镜头里，村民们似乎对这种命令式的迁坟心怀不满……不管是开放商还是政府，对这一块坟地来说，都成为了解构性的力量，这种解构性就像那些围栏一样，在阻隔中破坏历史和当下，土地和情感的维系关系。
这种破坏一方面呈现着某种时代变革的境遇，最先镜头里出现的导航，从沧州高速路口下车的进入方式，镜头不断以彩色方式闪现的KTV场景，进村时两旁已经不认识的小楼房，以及亲戚们叫“李宝玖”的名字，当以一个“闯入者”的视角来关切时代的变革，有着对这片土地的某种陌生感。
这种陌生感也如围栏隔开了过去和现在承续性关系，而在坟地旁边，一列动车疾驰而过，更是代表着时代变革的巨轮已经滚滚而来。另一方面，在这种时代变革而凸显的矛盾中，村里人则代表着一种弱势，他们无法推开铁质的围栏，他们无法抗拒“乡长下令”的拆迁，集体祭祖的下跪式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代表着一种“臣服”。
很明显，在迁坟前的场景展现中，李宝玖所要表达的关键词是无奈，是解构，甚至是悲悯。但是这种无奈、解构和悲悯的情感在“迁坟中”却有了断裂式的转变，他们不再质疑，不再抗拒，甚至不再议论，而是以实际行动变成了执行命令的迁徙者。
虽然在迁坟过程中，还有动土之前的仪式，还有下葬之中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似乎变成了形式，它甚至变成了后辈们在自己行为面前对先辈的一次告慰，没有失去坟地的沉重感，没有祖坟被“连根拔起”的失落感，没有土地被置换的悲悯感，有的只是迁坟行为本身：他们按照坟头的分布，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的土，在露出棺木和遗骸之后，则用铲子等工具挖掘，然后连同泥土、骨骼、杂草一起装进准备好的布里，最后再放进棺木中。
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迁坟仪式所应具有的悲悯性，大家辨识着埋于地下的棺木、露出泥土的遗骸。在挖掘过程中，不管是挖掘机还是铁锹铲子，动作显得粗暴，在发现一些金簪子、门吊、大蓝砖等随葬物时，又变成了戏谑，全无面对祖先的庄重感，他们只是喊着“老太爷不怪咱”“住新房喽”，这些喊话无疑又变成了对自己行为的某种解释——李宝玖并无交代这些迁坟者是专业工作人员还是逝者后代的子孙，但是身份在这里变成了无差别的存在，他们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一个工作，甚至当镜头对准迁坟现场，在事无巨细中展示被挖出来的遗骸，“客观化”的视觉呈现其实也是对祖上的一种不敬。
从动土前的仪式到下葬时的仪式，坟地被迁移代表着仪式的破坏和重建，在那一面烈烈作响的旗帜下，在隆隆作响的挖掘机里，在公鸡的鸣叫声里，在迁坟者的议论中，这种重建的仪式也只是完成了一个程序：滴下红公鸡鸡冠的血，安上“万古流芳”的墓碑，点着了子孙们准备好的纸钱和祭品。
最后在俯拍中是一大块平等的新坟地——在整个迁坟过程中，不仅面对祖先的那种敬畏感不存在了，连先前被阻隔而失去土地的矛盾性也消失了，这种在悲悯和戏谑中的摇摆，似乎印证了李宝玖对“清明”迁坟这个承载了太多情感因素行为的扁平化处理，而其实，如果将迁坟现场的那些动作性镜头做一些省略，而集中于两个人物的特写，或许可以构建某种同一性：一个是双面镜片的老者，他无疑是李氏宗派里老一辈活着的代表，双面镜片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隐喻性，他面对这一片被迁移的祖坟，应该有更丰富的情感表达，或者叹息，或者凝视，或者垂目，但是在李宝玖给了他坐在未被迁移的坟地上一个镜头之外，再无延伸和深化。
那个新年独自上坟的老人，后来因为大家不认得坟地了，把他又叫到了现场，他下车指着坟地的位置，在自己也找不到爷爷和伯伯的位置之后，他竟然捡起了现场的一些玉米棒子，说要给家里的鸭喂食，从新年时独自上坟，到锁上大门，再到这里指认坟地，老人身上应该有更多的故事性，对于迁坟行为本身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关于他的镜头在迁坟中也是一闪而过，没有在老人有些哀伤的目光中捕捉到他内心的任何心理变化。
迁坟前的不满、寂寥和被阻隔，在迁坟中都被淡化甚至戏谑了，于是一切只剩下客观的记录，只剩下行为本身，只剩下空洞的仪式，而在最后的完满中，这一个被命名为“清明”的迁坟事件，最后在轻松中走向了崭新时代，仿佛“清明过后是立春”，在“住新房”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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