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滩里的外乡人,承包百亩滩地“淘金”,曾因水淹连赔两年


我叫刘永,今年40岁,家住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农村。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因常年跟黄土地打交道,习惯了春播秋种,加上没有其他谋生的技能,渴望致富、渴望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我,于6年前不远千里来到山西永济的黄河滩,承包了一百多亩滩地种庄稼。自此,我成了上千名在黄河滩里“淘金”的外乡人之一。图为我站在收割后的高粱地里监督临时雇工捡拾高粱。

老家淮阳是粮棉基地,但因人口多,人均土地只有一亩多一点。这些土地填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要想让日子过得更好,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那就需要另寻门路了。2014年,同村的袁东文告诉我,山西黄河滩土地多,租金只要四五百块钱一亩,而我们老家则是七八百。听了他的介绍,耐不住诱惑的我与妻子协商同意后,独自一人就跟着袁东文来到了永济。图为永济黄河滩广袤的土地。

袁东文比我大两岁,在永济黄河滩包地种庄稼已经有10多年。前几年,他每年能往家里拿回七八万块钱,这对种地人来说已经算挣了大钱,加上他对滩里的情况和人都比较熟,我觉得跟着他会省去不少的麻烦事。所以,到了永济后,我就听从东文的话,直接包了100亩地,因为他说现在种地必须靠规模,没有规模你挣不到钱。图为下工后,无事做的我在逗猫,袁东文在边上用手机和他媳妇聊天。

永济黄河滩有稳定的滩涂地29万多亩,以沙地为主,很多来自山东、安徽、河南、陕西等省份的人来这里包地种芦笋、山药、地黄、花生、莲藕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相对挣钱多,但因不懂这些经济作物的管理,我一直种自己最熟悉的粮食作物。秋收后种小麦,夏收后中大豆和高粱,6年来一直如此。图为大豆成熟后,我雇来的当地收割机在豆田忙碌。

滩地价格因所处位置和种植的作物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伤地的作物如芦笋、山药,地价会贵一些,离河床近容易被淹的地块则会便宜。我承包的100亩地分为好几个地块,相距都不远,承包价最初在一亩3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了500元一亩了。图为我将收割机遗漏在地里的黄豆捡拾起来。每年5万元的土地成本压力,让我们这些包地的人特别珍惜自己的成果,不敢有过多的浪费。

要在滩地种庄稼盈利挣钱,勤快能干不偷懒虽是关键,也要有运气,因为沙土地特别吸水,易干旱,不下雨就需频繁浇水。如果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年份,就能省去不少浇地费用,还能有个好收成。同时为便于管理土地和庄稼,又不让各种投入打水漂,除了冬小麦在所有地块种植之外,针对秋庄稼,我没有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里,而是分别种植了黄豆和高粱。图为我在高粱地里捡拾遗漏的高粱穗。

另外,每到夏季,黄河会经常涨水,一旦水大时,就会淹掉一部分我承包的土地。为应对这种难于预料的水淹问题,我在比较凹的地里种耐涝的高粱,在不易进水的地里种大豆,以避免出现大的损失。即便如此,在我种地的这几年内,有两年就遇到了大水,淹掉了一半的庄稼,导致连续两年亏本。图为2018年10月26日,我种植的高粱地被水淹。

作为一名外乡人,来到永济黄河滩后,我一直和袁东文搭伙,住在滩里原承包者留下的房子里。2016年,52岁的张金书也来这里包地,因为都是淮阳县的人,他来了以后,也和我们住到了一起。我们住的房子很简陋,但好在有五六个房间,我们除了每人一间外,还有专门的厨房和存放种子、肥料及农用机械的地方。图为我和张金书(中)、袁东文在所居住房子前的合影。

我们三人既搭伙吃饭,在管理庄稼时也相互帮忙和照应,共同侍弄着三人承包的共200多亩土地,春种夏收,很少出现忙不过来的时候。为了方便生活,我们还在房子边上开辟了一个小菜园,种上一些从老家带来的菜籽,这样就能吃上家乡的蔬菜了。图为收完黄豆后,我们在小菜园种菜。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好,房子也在我承包土地的中间,对于管理庄稼很方便,但距离村庄特别远,去一次最近的乡镇,骑摩托车要半个小时左右,平时也很少有人到滩里来,农闲时会显得特别寂寞。为了排遣远离家人的寂寞,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但3个人都不好喝白酒,所以啤酒成了我们无事时消遣的对象。图为墙角堆放的空啤酒瓶。这些瓶子是我们一星期的“战果”。

永济黄河滩“淘金”的外乡人比较多,而且每个人包的土地基本都在百亩以上,加上人手少,当地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闲散劳动力市场。每到耕种、浇水、除草、收割的时候,种植户能非常方便地请到熟练的雇工和农用机械帮忙。这种优势为种植户解决了人工的大难题,也是我们敢一个人在外包地的重要原因。图为高粱成熟时,我们雇佣来收高粱的临时雇工。

当地的农村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都是中老年人,我们的雇工就以这个群体为主。中老年人经验丰富,但工费相对较低,这几年来,雇工的费用基本稳定在50-80元之间,农忙时为80元一天,农闲时50元,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可以负担的。图为一名老年大妈在帮我捡高粱。

雇人到黄河滩干活有一个规矩,一天至少要管一顿饭。这是因为黄河滩太远了,往返一次不容易,在地里吃饭能够节省时间。每到农忙时节,我们三个人在地里和雇工一起忙碌,快到饭点时,就会安排一个人到居住的房子里做饭,饭好后再招呼大家一起吃。饭很简单,一般是两三个菜,外加馒头和稀饭。图为袁东文在厨房给雇工做饭。

虽然有雇工可帮忙,虽然在雇工眼里我们是包地的老板,但在土里“淘金”本就是个辛苦活,我们既要全程参与,还要考虑收成后的销售问题。图为2018年,地里的麦子已经发芽,可收获后的大豆因价格低还堆在地里。就我个人而言,不提那两年被水淹赔了本,仅最近两年,农产品价格一直上不去,盈利已越来越少,一年能有六七万元的纯收入就很不错了。

袁东文跟我说,目前粮食价格不高,但好在这两三年都没有亏,还能拿着几万块钱回家过年,这已经是很好了,比村里外出打工的强,再说了,万一哪年的价格回升了,不就抓住了嘛。对他的说法,我挺赞同。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只要有地,有吃苦的劲,加上敢于坚持,应该会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图为秋庄稼收完,地里的麦子种上后,我们三人在夕阳的余晖下商量明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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