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晚，83岁的沈虎雏先生去世。
沈虎雏先生是北京工商大学退休教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沈从文先生的次子。沈虎雏从1980年起开始沈从文作品的搜集整理，1997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几乎闭门不出，负责《沈从文作品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具体组织和联络工作，并承担书信部分的整理。
本文是2002年“沈从文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记者吴菲对沈虎雏先生的专访。吴菲在采访题记中这样说：
家风使然，沈氏后人十余年来低调处世，甚至诸多有关沈从文先生的活动，出席均以“不发言”为前提。此番惯例拒绝在先，我们不得不用近一周时间进行说服。最后老先生终于让步，可以谈，但是“简单点，就说几句”。时间也定在上午10点开始断不肯提前，是他为“不多言”预设的时间保障。
文 | 吴菲
来源 | 吴菲1227（ID：star_drift）
吴菲：我听历史博物馆李之檀老人说起，当年学校放寒假，您跟着父亲到午门城楼上的历博库房上班。那地方尘土很大，沈先生拿一个手绢对折系住口鼻，您说他像电影里的大侠杰西，只是不够英俊，太文弱。沈虎雏：我只去过一次，1949年那个寒假。他到午门的第一个冬天，我刚刚上初一。吴菲：少年时有这样的经历，而今又穷22年心力编辑《沈从文作品全集》。您这一生似乎跟您父亲沈从文先生联系得特别紧密。沈虎雏：不，联系得特别不紧密。我大半生是在企业里头过的，学工。吴菲：您和兄长没有一个人跟随沈先生做文物或者做文学，是天生兴趣使然，还是看了父亲一生觉得做这一行太艰难？沈虎雏：我承认我是因为兴趣，不是说政治考虑第一。但那种因素是有的。吴菲：我看到您在他去世后写道：“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沈虎雏：当然是这样了。尤其1949年，在我们那样的年龄和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不会很理解他。他为什么苦闷我们是知道的，环境的压力、舆论的压力，北大大字报造的那些声势，家里边收到恐吓信，这我们都知道。可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是吧？吴菲：而且沈先生有一些很决绝的举动。他第一次试图用刀片自杀是被儿子制止的。是您吗？吴菲：史树青老人说刀割痕迹在脖子上，李之檀老师说在左手腕。沈虎雏：都有，都有。他感觉的紧张和恐惧我们感受不到。他精神失常这个病程是很长的。缓解以后，表面上跟正常人已经一样，每天上班下班，但是别人觉得他还是不正常，他也知道别人这样议论他，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侧目而视。后来我看到他一些属于检讨性的文字，提到他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一边做事一边自己流下泪来，别人看到肯定会觉得很不协调，于是对他有所怪罪。这是解放初期，1950年、1951年的状态。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吴菲：都是以后您从他的书信、他留下的文字里才明白？他不说是吧？沈虎雏：不说。他跟家里头不说，在社会上也不说。他一生对别人批评他的东西，基本上不反驳。有些不是批评是谩骂性质的，他也不反驳。他不是没有反驳的能力，不是说没有这个文笔，他就不把精力用在这上头，不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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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沈虎雏去丹江口看望父母
吴菲：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对于沈先生他，特别是那一段很动荡时期的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有些文章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凄凉、压抑、不如意这一面。李之檀老师甚至跟我说，有的作者把沈先生这方面的表达都集中到一块儿了。沈虎雏：对。我跟一些作者也说过。从沈从文的角度，他有内心主观的一些感受，不如意这个那个的，这是他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用大量的文字记载了他的文物事业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也是得到党的鼓励，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得到支持，他得到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机会比别人好。吴菲：但好多人会觉得这是他在那种局势下必须说的话。沈虎雏：不完全是。有些不需要说套话的场合他也留下这样的文字，这确实也是他感受的一方面。另一个，在博物馆他最感觉困难的，是领导。他认为需要领导给他支持的东西，他没有获得，主要还是对他的事业追求不理解，以及对于什么是尽责的理解不一样。但他的理解可能更带个人色彩一些。人的处境不一样，他关注的事情、想法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来说，沈从文也不理解别人。吴菲：您能这么说我很意外，也很感动。
沈虎雏：确实是这样的。比如他很反感的某一个领导人，那领导人可能有他的道理、原因。一个领导在批林批孔的时候，能不把这当成中心任务吗？这时候你沈从文提出来“我要助手给我画画”，那助手在干校呢，抽一两个人回来画的大量是“批林批孔”的画，是服饰重要还是那个重要？他得配合中心运动啊。人家当然有一种选择。
我觉得我父亲，他始终对整个历史当中别人关心的重要的东西，他有时候缺乏一些理解，所以他游离于这个主流的东西之外。解放前有这个现象，解放后也有这个现象。他说他不懂政治，我觉得这里头有他理解上不同的角度。你也用不着感动，这是事实。吴菲：我就是觉得您作为他的孩子还能这样来看事情……沈虎雏：我在编全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头有些地方，有一种机会的不均等。他说的话有机会编到全集里去，说别人不好，可别人没有机会来用同样的文字，让同样的读者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比方说某一些领导，他当时做的一些事情，沈从文不满意，那他留在他的信里头了，他写给第三方，说“这个领导一点儿不懂”什么什么，那这个领导他没有机会来解释。这就有一种机会上的不均等。
沈从文全家在颐和园霁清轩。后排左起为沈从文、张兆和， 前排左起为沈龙朱、沈虎雏。摄于1947年吴菲：可读黄永玉的东西会觉得沈先生是开朗豁达，然后特别能自我平衡、自得其乐的一个人。比如他去干校，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沈虎雏：在困难当中他还有幽默感。这是他的性格。你看《湘行书简》，他写的信都是“美啊”。可他并不是对现实没有感受，看《湘行散记》就知道，里面有些片断流露出来当时那个环境实际上是很险恶的。他在北京被人骂成是“右”，他到湘西人家又认为他是共产党。吴菲：沈先生这一生的处境好像老是这样。“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他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他似乎永远“边缘”，被哪方都排斥，说不清楚。沈虎雏：我觉得还是说得清楚的。因为他不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很多这种大的政治斗争中，对待是非的判断常常是很简单化的。你不是我这头儿的，那你就是帮助敌人。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吴菲：那沈先生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在做一种坚持吧？沈虎雏：他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他写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写，按照命令或按照规定来写，他写不出来。吴菲：黄永玉记下来钱钟书说过的话：“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沈从文，窝囊了一辈子。”沈虎雏：也对的，也对的。你们的“征稿启事”里有一句话选得很对……沈虎雏：这个是他原话了，“无从驯服的斑马”。它确实有一定概括性。当然也可以说他能力不足，因为有的人就能写出东西来，他没这个能力，也是低能，也可以说是窝囊。沈虎雏：我觉得从整个历史来看他坚持是对的。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你想他这个人，从他来看，如果他不是这样，他会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呢？无疑是很难想象的。
1946年，抗战结束后沈从文（三排右一）、张兆和（二排右二）、沈龙朱（前排右二）、沈虎雏（前排右一）一家在上海与亲友们团聚吴菲：大多数人还是把沈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记住的，觉得他1949年以后再也不写了是一个大悲哀。可我去采访李之檀老师的时候，他张开双臂给我比划他的书架，他说：“你来看，从这儿到这儿，这么几排全都是服装服饰研究方面的书。沈先生开创的事业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继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就觉得，沈先生他做了文物，可能对于他自己不好说是幸还是不幸，但国家肯定是“幸”的。沈虎雏：这看从哪个角度看。对于整个国家文学成就的总量，那他是没有再参与了，没有他后期的贡献。单从这个角度看，总觉得是遗憾的。但他正好在中国需要文博事业大发展的时候，进入了这个队伍，他自己也总说他机会好。我感觉他在文物事业上所处的位置和他文学上所处的位置有很多相近之处。文学上他自己有一句话：“我只想做一个打前站的小卒。”他把“文学革命”当做一种使命：“用笔五十年，试试看，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再来留下一些东西。”他是想把生命投入到文学事业的，但是没有做到自己认为很满意的状态，因为社会变动他就退下来了，离开了。但是他在文物方面，实际上他的很多主张，并不是他做了很多年博物馆工作之后才提出来的，有些在他做文学的时候已经在这么看了，也非常超前。他对文物的兴趣也是早已有之、深藏于心。
吴菲：沈先生他做人做学问的方式，给了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一些人一生的专业选择，您呢？我这次能得到这个采访机会也是挺难的，您不愿意接受采访，听说“低调”一直就是沈氏家风。沈虎雏：因为他本人不大愿意张扬，这是他一贯为人行事的方法。1949年以后他离开了文学事业，他自己说文学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了，避免在文学方面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后来所谓“沈从文热”，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以后，他一直是在给它降温的，一直到他去世。他晚年我们在他身边生活，很了解他这些态度。这态度既有他的一贯性，也有他我们一开始谈的，1949年以后心灵上那个问题的延续。第二次文代会，毛主席接见，握着他的手问他多大年纪，说“你还不算大嘛，还可以写几年小说嘛”。周总理也是鼓励他再写小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可同时，书店给他的通知：“你的书已经过时了，烧了。”台湾也禁他的书。这样一些非常矛盾且很强烈的信息一下压到他的身上，这时他的病刚刚缓解没多长时间，他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他这样一个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知道一些文学史，他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他选择还是守着自己小职员的这个生涯继续做下去。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都是在场面上活动，而他宁愿守在一个比较卑微的职务上，同时他也有意识地缩小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
他这个选择，从客观来说，是对的。因为他要是写，确实他的后果……不说文学成就会有些什么，“文革”时候他肯定要受到更大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后来他自己有一个概括性的话，他说他回过头来看，他1949年是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