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五运六气年交接起始日考辨

《内经》五运六气年交接起始日考辨

【引言】尚朴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即留心《内经》五运六气算法与实际气候物候疾病之印证，廿有余年，慨叹运气之灵验，十之七八的符合率，中长期气象预报远胜官方气象台，然尚朴粗疏，未注意与历代注家核对五运六气的年交接起始确切之日，认为大致应在正月立春时节，唯近年尝试将每年的运气分析书之笔下，方发现，自唐代至今，五运六气的年交接起始日有个通行已久的定论，即24节气的大寒，然查《内经》原文并无直接根据，溯其源头，其倡导者，乃《内经》运气七篇大论的首位编入与注释大家王冰（唐），后经林亿（宋）、马莳（明）、张志聪（清），以至现代的任应秋、今人王琦等知名医家学人，均未见异议，唯今人徐振林先生在其《内经五运六气学》中对此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力主五运六气年交接起始日为立春，然据尚朴对《内经》原意的体认，以立春为六气初气之说，亦有不妥。

（一）以大寒为初气交接起始日考辨

1/此观点自唐·王冰开始，或许是来自其师玄珠子则未可知，认为初之气始于立春前十五日之大寒，也即运气年交司之日，后世基本上 沿袭此例。

2/王冰此种观点的立论依据，是基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的一段论述：“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

3/王冰（唐）注：“言冬夏二至，是天地气主岁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间气，初、二，四、五，四气，各分其政于主岁左右也，故曰至则气同，分则气异也，所言二至二分之气配者，此所谓是天地气之正纪也；以分、至，明六气分位，则初气、四气，始于立春、立秋前各一十五日为纪法，三气、六气，始于立夏、立冬后各一十五日为纪法，由是四气前后之纪，则三气、六气之中，正当二至日也。故曰，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也。”
【尚朴按】这里，王冰确认初气是始于立春前十五日，即大寒。王冰据对这段《内经》原文的理解，开创了运气年周期以大寒交接起始的先河，但结合这段原文的前文内容，细细体认后，可以发现《内经》这段原文，王冰理解的并不准确贴切，或者说，王冰的创制并非《内经》原文本具之内涵，张志聪也发现了王冰之误，先看看张志聪对这段原文的注解；

4/清·张志聪注：“气至，谓冬夏之二至，气分，谓春秋之二分，此承上文以申明，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言二至之时，总属寒暑阴阳之二气，气分之时，则有温凉之不同也”，“春秋之气始于前者，言春在岁半以上之前，秋在岁半以下之前，夏冬之气，在二气之后，谓四时之主气也”。
【尚朴按】《内经》这段原文，讲述的是春分、秋分二分，夏至、冬至二至四个时空节点，基于阴阳二气的渐次嬗变，所导致的春夏秋冬四季寒暑变化过程中的内在联系，以及所形成的气候物候周期性的、稳定的四气四季格局，其中“春秋气始于前”一句，是黄帝用自己的语言，再次表述前文歧伯所引古籍《大要》中的一段论述，即“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意指春与夏、秋与冬之间温热凉寒、暖暑忿怒，阴阳嬗变的先后关系，并无初之气起于立春之前的蕴意。辨清王冰之误，应结合《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这段原文之前，歧伯黄帝正在讨论的内容，前后连贯起来理解，王冰诠释之突兀失真，呈现的就更清楚了，原文如下：

5/《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歧伯曰：……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帝曰：胜复之变，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复已萌也。夫所复者，胜尽而起，得位而甚，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胜和而和，胜虚而虚，天之常也。帝曰：胜复之作，动不当位，或后时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此之谓也。帝曰：差有数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脉应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时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气之相守司也，如权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阴阳之气，清净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
【尚朴按】这段原文较长，尚朴不再全文解释，仅指明其中相关的两点，以证王冰之“初气始于大寒”，非《内经》原意：
①文中的“分至何如”一段，显然是上文提及的“四维”，即温暑凉寒、春夏秋冬的四个节气特征点的具体化，可类比于正弦曲线的上下两极点与穿越横轴的方向相反的两个中分点，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也合上文开始即提及的，气候的年周期律，阴阳寒暑胜复盛衰的周期性震荡，天地气候模式的动态格局，故张志聪（清）的注释是恰当的，王冰将此段原文诠释为初气始于大寒，没有依据，属标新立异，非《内经》本意；
②文中“帝曰：差有数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意思是，春夏秋冬，这个阴阳四维年周期，其中温暑凉寒胜复盛衰的梯度变化，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时空单位呢？歧伯说，有，即三十天的月相周期。注意了，这里并没有说“六十度有奇”的六气六步周期，可见此段中的《内经》表述与六气及其起始问题无涉，再证王冰后文“初气始于大寒”诠释之突兀失真，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内经》的春夏秋冬阴阳四维的年周期认知中，很重视三十天月相周期的作用，参见后文（三）。

（二）以立春为初气交接起始日考辨

此观点为今人徐振林氏所倡导，见于其著作《内经五运六气学——中医时间气象医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第一篇第二章第四节，徐氏是尚朴所查见到的，发现王冰以大寒为初气起始之错误，并试图予以校正的第一人，其主要论据如下（很可能徐氏之前也已有人校正了，但尚朴资料精力有限，暂此）。

1/“王冰认为初之气始于立春前15日，……此说与节候不符合。初之气主气是‘风气’，《内经》认为是和风生发，鸣靡启坼的气象物候。大寒节前后是我国严冷时期，全年最低的气温就在这个时段。以大寒节为风季之始，不符合《内经》‘风气’的测定指标。同时终之气主气是‘寒气’，《内经》认为是霜雪冰雹的气象。按黄河中下游大区域小雪前数日的日平均气温在3度以上，比立春气温还高，以小雪前数日，作为寒季开始也不符合节候规律的。”

2/“王冰不能自圆其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岁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显然六气（包括初之气与终之气）皆在本岁之内，而不是在本岁之外。王冰既认为‘岁半谓之秋日’，即承认立春日为岁首，又谓一年之初气在大寒日。新校正已发现王冰这一自相矛盾之处。”

3/“《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求其至也，皆归始春’。始春即立春。从‘皆’字可知不但主运之至以立春为始，主气之至也以立春为始。”
【尚朴按】以上三条均是引自徐振林氏原著，尚朴赞赏并支持徐振林先生对待运气理论的学术态度，即必以实际的气候物候证验为根本标准，无论学说的提出者是何等权威，延续的年代是多么久远，经历了多少代的名家。这种态度也正是《内经》自身的学术立场，所谓“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素问·气交变大论》）。”
但《内经》本意是否就如徐氏所言，初气始于立春？尚朴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徐氏这里的唯一的《内经》直接证据，“求其至也，皆归始春”，解“始春”为立春，尚朴不能苟同，前代医家对此已有过表述，清·陆儋辰《运气辨》即言：“‘始春’者，或指立春、或指立春前大寒、或指正月朔旦，未有定解。”
“始春”、“立春”，虽只一字之差，却不能轻易地等同，要知道，《内经》中已有24节气的概念，并已有明确的“立春”称谓，“立春”在《内经》中共出现了四次，如下，《素问·大奇论篇》“脉至如偃刀……，立春而死”，《灵枢·九针论》“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春，……左胁应春分……”，《灵枢·岁露论》“……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春之日，风从西方来……”。那么好，何以偏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独称“立春”为“始春”呢？合理的推论应是：“始春”与“立春”指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时间点。
另一方面，《内经》中大凡提到春季，都是基于阴历的朔望月来论述，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素问·诊要经终论》：“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而不提立春。
《素问·六节藏象论》：“求其至也，皆归始春”，这里的“始春”，究竟是指什么时间呢？清·陆儋辰《运气辨》已总结出了三种可能性，即立春、大寒，还有一个，就是正月朔旦，也就是正月初一早晨太阳升起的时辰。立春、大寒二者，如前所述，尚朴已一一指出其不妥，下面我们看看这第三个。

（三）以正月朔日（初一）为初气交接起始日考辨

正月朔日（初一），这是《内经》中明文记载的唯一一个初气交接起始日期，但不被历代《内经》注家们所重视，何以被忽略？尚朴后文将予以分析，但尚朴认为，这个日期应就是《内经》初气交接起始日的本意，在实际的运气运用中也是合理和易操作的，下面尚朴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曰：“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运有余，其至先，运不及，其至后，此天之道，气之常也。运非有余，非不足，是谓正岁，其至当其时也。”
【尚朴按】这段含义清晰无疑：六气的行止次第，以正月朔日（初一）太阳升起的时辰（平旦）为标准，观察五运六气在这一时辰前后所发生的，气候、物候、以及人体生理病理的细微变化，就可以判定当年五运六气大致的行止次第状况，是太过、不及，还是当位的正岁，这是天地日月的自然节律，五运六气演化行止的通常状况。
换句话说，初气的起始交司时辰，是正月朔日平旦，其起始交司日期，是正月初一。

2/　一个旁证，《灵枢·岁露论》恰有一段对正月朔日观测的记载，观测此日平旦、日中、夕时、终日四个时辰的不同风向，可作为当年四季气候物候疾病的全息模型指征，而大寒、立春二日则无类似的相关记载，原文如下：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太乙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风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终日北风，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风从东方来，发屋，扬沙石，国有大灾也。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温，不风，籴（音笛）贱，民不病；天寒而风，籴贵，民多病。此所谓候岁之风，残人者也。……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
【尚朴按】由此可见，正月朔日当日的气候变化，在《内经》时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测时间、观测指标，这是以正月朔日为初气交接起始日的一个佐证。

3/何以历代的《内经》注家们每每忽略正月朔日，这个《内经》自身确认的初气交接起始日期呢？
尚朴考虑，一者，作为七篇大论的首位编入者与注家，王冰（唐），错解《内经》力主大寒，给后代注家们营造了一个先入为主的窠臼；
二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所谓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积盈百刻而成曰也，……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数始于水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次戊辰岁初之气，复始于一刻，常如是无已，周而复始。”也就是一步气为六十天零八十七刻半，四年共二十四步一个周期，积盈一百刻而成一日。这段论述，从四分历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六步气主气的理论平均值，显示六步气主气应是均匀相等的，那么选用24节气所代表的太阳回归年周期来划分，是最合适方便不过的了，不论是以大寒还是立春为初之气的起始日期，都含有这一历法上的“方便”背景。
但问题是，六步主气基于太阳回归年的均匀相等，是否就意味着初气的起始日期也应在24节气中选择？正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所指出的：“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预岁运？”（《梦溪笔谈·象数卷》）一个是四分历历法问题，一个是五运六气的气候物候疾病预测问题，两者有着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原理背景，不能被混淆简化为一个问题。四分历在探讨太阳回归年的时间精度，只涉及地球与太阳的时空关系，而五运六气所牵涉的远不止是地日关系，还包括月亮、五星、二十八宿等等，有着更为深远广阔的天文背景。
《素问·六微旨大论》中阐述的每步气“六十度而有奇”，是指在历法上六步气主气的时间长度，这个时间长度确与24节气所代表的太阳回归年周期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初之气起始日期的选择确定，其所要考虑的参数除了24节气所代表的地日关系之外，在《内经》的阴阳辨证逻辑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参数，即地月关系，《内经》实际上就是这样处理的，换句话说，在初气起始日期的选择确定问题上，《内经》遵循的是阴阳合历的天文背景。

4/《素问·脉解篇》：“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卯者，二月，……辰者，三月……”。
【尚朴按】需要说明一下，《内经》时代中所认同的“正月”，是建寅之月，即所谓的夏历，与现在我们使用的农历相同，如上引文所证。

5/　《内经》中不论是四气四季的划分，还是五运六气的推算，都贯穿着日月阴阳合历的思想，这与《内经》的阴阳五行气化原理遥相呼应，也是基于《内经》作者们对气候、物候以及人体气血运行状况受到日、月双重影响的洞察。下面举《内经》两段原文，以印证《内经》对月相的重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内经》何以选择正月朔日作为初气交接的起始日期。
　《灵枢·岁露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郗，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素问·八正神明论》：“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