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变化的根子源于“杯酒释兵权”？ | 濬夫&梅子酒·早茶夜读608

608| 读城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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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变化的根子源于“杯酒释兵权”？

文/ 濬夫&梅子酒

80后，公务员

读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先生所著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想解开一直以来萦绕在心头的一个困惑——两宋的城市化、商业化，何以在疆土被阉割了拱卫农业文明核心区域的屏障的前提下，仍能高度发展；因南北朝和五代中原割据混战而完成“衣冠南渡”的士绅阶层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与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又产生了怎样的冲击；还有，倘若这些表征之间存在着脉络勾连串通，那么，这样的脉络又发轫于何时何处呢？

带着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书颇为“春秋笔法”的一章：“社会”。谢和耐“稳、准、狠”地抓住了彼时的时代气质——“变”，他以“变迁中的社会”起篇，依次描写了临安（今杭州）城内上流社会（皇帝与贵族、政府官僚、军吏等所谓“士”的阶层）、商人工匠、城区市民百姓、农村农民等四个阶层所身处的“平行时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考察眼光颇为现代，并且涵盖了对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的细究考据，提纲挈领，拨云见日。

我们从“变”说起吧。《哈佛中国史》宋代分册的标题中有个很生动的关键词：“转型”；谢和耐在他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史》中论及宋代时则使用了“新世界”这一概念。“转型”也好，“新世界”也罢，其参照对象皆是中世纪文明，确切地来说，是以中国唐代为代表的文明文化形态。在谢和耐看来，宋代是一个正处于由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时期。唐、宋这两个朝代时常被拿来互作参照进行比较，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承启紧密，更紧要之处在于，它们共同渲染并托举起了汉民族封建时代文明发展的高峰，却又体现出汉文化一体两支却相互迥异的精神特质——宋朝对商品经济、对赋税，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对钱的重视，可以让盛唐的下巴砸在它自己的脚面上。

不像后世纨绔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也能盼着天上掉下馅饼砸在自己脑袋上，于是除了穷折腾就是瞎祸祸，历朝历代的奠基建国的创业者好不容易打下来江山，想要垂拱而治、国泰邦安，“以史为鉴”是必要前提，至少做做样子的身段还是放得下去的。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正是汲取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大厦轰然崩塌的教训——重文抑武国策的确立和对武将的戒备乃至打压，使彼时社会自上而下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于是，社会对男性的期待定位从唐代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男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到宋代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相应的，汉民族“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开始逐渐定型。

伴随着重文抑武国策的推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宋代科举取士的比例逐年递增，文官待遇之盛，圣眷之隆，前所未有（皇帝并不见得有多待见读书人，或许只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宋朝文官集团的生存环境确实是非常宽松优渥的），甚至“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到了国破家亡的紧急时刻也为皇室所遵从不渝（贾似道祸国殃民、朝野皆曰可杀，却还是仅仅被罢官了事，就是明证）——据说，有宋一朝，只拿工资而不需干活的“寄禄官”在官僚集团里的占比超过了七成。

而宋代官员的“高薪”是出了名的。“包青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宋名臣，我们不妨从一篇网文的统计来管窥一下他的年收入：按照宋仁宗时期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佑禄令》记载，龙图阁直学士每年的俸禄是：铜钱1656贯，绫10匹，绢34匹，罗2匹，棉100两。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包拯做开封府尹每年的俸禄是：铜钱19200贯（公使钱18000贯，添支钱1200贯），粮360石（米、麦各180石），柴禾240捆，干草480捆。除此之外，包拯还分到朝廷无偿划拨的耕地两千亩，而且允许收租，不缴国税，即使按每年每亩地只收租一石米算，这些耕地的收入一年就是2000石。因此包拯年收入总计是铜钱20856贯，粮食2360石，绫10匹，绢34匹，罗2匹，棉100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即使上述只是个案，但有宋一代的官僚俸禄开支之巨仍然可以想见。【关于贯，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为了方便携带和计数，一般都把铜钱穿起来，每一百六十枚用麻绳穿成一串（穿时一般底盖各加一枚，所以实际上是一百六十二枚），也叫一吊钱或者一贯钱。因为度量和钱的单位进制不一样，为了计算方便，把十枚铜钱叫十钱，十六枚铜钱叫一百钱，一百六十枚叫一千钱。按照购买力粗略核算，宋代的一贯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0元-400元。】

于是乎，宋代的官僚体制愈发臃肿，进而累及军队。出于对“陈桥兵变”的戒惧，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对军队的管控。一方面，面对边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压力，宋朝施行军兵雇佣制，推动了士兵专职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普通军卒的临战综合素质。但另一方面，为了限制各级军官的军权，“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宋朝统治者又采取一系列职责分割、区划牵制、组织管控、人事统属等手段，弱化了军队的战力和效能，不仅让军队士气低迷、战力涣散，也因军队长期闲驻、纪律松弛，进一步导致军队编制臃肿，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随着“重文抑武”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普通民众没有参军的积极性，士兵多从离乡流浪者、被放逐者、有条件开释的刑事犯、受奴役的南方土著、破产农民等等之中招募，士兵的整体素质呈现逐年下降态势，军费开支反倒逐年激增。

不幸的是，“天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宋朝北伐开疆拓土、收复幽云十六州（今京津冀北部地区和山西北部地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雄心壮志以真宗一朝“澶渊之盟”的“纳币求存”告终，就此，宋朝“守内虚外”局面正式形成。此后，北输的岁币加剧了人民负担——每年，北宋朝廷支付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支付西夏岁币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待到南宋“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给金每年的“岁贡”为银25万两、绢25万匹（“嘉定和议”后，这一数字增加到每年银50万两、绢50万匹，再加一次性的“犒军钱”银300万两）……

加上宋代历朝皇帝都喜欢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寺庙，甚至还有大名鼎鼎的画家皇帝宋徽宗开创性的“花石纲”……试问，在历代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中，版图最小的宋帝国究竟是多有钱，才可以扛得住躺卧在汴梁河畔、武林城下梦揽盛世、一枕黄粱的官家们这么个造法？

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借助谢和耐高超的史料整合能力，一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彼时的临安已不仅是柳永所见的“参差十万人家”了，据《梦梁录》记载，13世纪后期的杭州，“城内外有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在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首都，存在着一个由众多宗室皇族、外戚勋贵、高官显爵、仕宦僚吏构成的规模庞大的“上流社会”，还有以富商巨贾为代表的“资产化的士绅”，乃至大量依靠富家为生的城市平民，如家仆、馆客（训蒙子弟者）、食客（帮闲者）、掮客、贩夫和小手工业者等等。在城市中，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上流社会”群体都不是劳动生产者，但消费需求却远高于一般百姓，因此城市中的服务性行业远比生产性行业来得重要，进而也可以解释城市平民成为家仆、馆客、食客、掮客等等为富家服务群体的合理性了。姑且不论小手工业劳动者、破产农民等真正的“贫民”，以及勾栏瓦肆里的“贱民”（倡优在杭州城内的社会地位颇为复杂，很难界定其所属的阶层），单就上述的城市平民阶层以上者，便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由之，杭州这座城市的“消费意义”远大于其“生产意义”，“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正逐渐超越生存和温饱的需要，与其同步发展的城市风尚也在急剧变化，二者使京城的消费市场大大地扩大，远远超出官府所能控制的范围”（《哈佛中国史·宋》）。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商人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是官商勾连的新兴的富商阶层正在形成，乃至具备了官僚买办阶层的基因。当时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主要消费产品几乎都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管控之下，某些商人依靠领受了政府专卖品和军需品的经营特许权限而大发横财。此外，商人也依据行业门类的细划，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形成了“商会”的雏形，各类商业行会性质的团行，如珠宝业、刀剪业、金银打钑业、裱褙业、青果行、蜜饯行、皮货行……向商人和工匠们提供了协调他们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服务，发家的商人阶层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财富、奢华生活乃至社会影响力，同时他们通过培养子弟科考入士、与士大夫阶层联姻、甚至直接买卖官爵的方式抬高自身社会地位，努力靠近上流社会。而与此同时，原本处于“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一旦科场失意，如果其家庭势力又不足以为其谋求合适的官位时，那么这个家族就会毫不犹豫地为其寻找一份生意来做……这叫人不禁联想起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业行会势力一度发展至可以左右各藩大名的行政决策，“町人思想”，也就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身份等级制度，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开始深入民心，很难说这里边没有宋代的影响掺杂其中。日本江户时代的同时期是中国明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商人阶层的觉醒始于宋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要早于日本四五百年——和西欧相比，我们不仅并没有太多的落后，反而更加先进。

在城市商业布局方面，宋代更是打破了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在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便已形成了工商业者的作坊与居民居所交错杂处的开放式布局形态（这一点在北宋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深有体现）。自1063年起，汴梁城取消宵禁，晚上居民可在城中自由走动，夜市进而兴起。而南宋都城临安的夜市，营业时间可延长至四更（今天计时的凌晨1时至3时）。要知道，宋代的商业铺户一般在五更多一点（今天计时的清晨5时左右）就开市了，与24小时无休相差无几，这一点即便是在如今，在长江以北大部分的城市甚至一线省会城市都是不可想象的。店铺、手工作坊（有些甚至可以称作为工场）遍设于全城，市坊之间的围墙被拆除，城中认路不再靠坊里称谓，而是街、道、路、条等名称。我们现在“街道”的概念，正是起源于宋。自宋代开始，城市居民点的生活方式和居民类别，便显著区别于农村。

商业发展发达的直接利好是国家的税收收益显著增加。宋代城市商业税主要是商品营业税“住税”（税率百分之二）、商品流通税（税率百分之三）。宋太宗时，一年商税总额为400万贯，到宋仁宗时达到峰值2200万贯，随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南宋时期，商业税收入已经大幅超过了农业税。

日益扩大的城市手工业也呈现分工细密，大作坊雇佣化、商业化的趋势。民营手工业作坊雇工多在一二十人左右；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工匠多达数千人，少则二三百人，已经达到了工场甚至工厂的规模，而韶州岑水场（今广东韶关北部与湖南郴州南部一带）的民营官收铜冶作坊更是一度聚集了十余万雇工，铜产量之高，甚至已使官府“患无本钱可买”。陶瓷、丝绸、铁及其他金属，盐、茶、酒、纸张、书籍等等，皆成为频繁贸易活动的主角。

《天工开物》铅铜取穴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海上贸易。因为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这一拱卫中原的屏障，加上西夏帝国的崛起，终使宋代中原与中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联系被人为截断，中原王朝向北以及向西北的发展遭到了遏制，却意外促成了“面朝东南，向海寻图”的发展格局。彼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然向东南沿海商业地区转移。查阅相关史料，宋代在胶州、杭州、宁波、泉州、广州均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海关署），商船舶岸，有司即依据货物价值，课取10%-40%不等的抽成，即关税，船货缴纳规定税款后，即可对货物自由出售。在海关收入方面，宋初峰值为50万贯钱，至12世纪末的淳熙十六年（1189年，南宋孝宗赵昚当政时代），已达到6500万贯钱，这笔钱在任何时代都是令人惊叹的巨款。

相比工商业的欣欣向荣，农民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处境则颇为尴尬。谢和耐在相关论述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要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东南诸路各城市的兴盛就不可能出现。私人佃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国家在某些地区强制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总而言之，凡此种种，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使农村经济每况愈下。因而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们都涌向城市。”

农村社会里，国家田产的管理者、私人土地的经营者、中下等的自耕农，以及贫农、佃农和雇农的生活水平之间自然存在可观的差距。长江下游平原稻米产区周围，还有其他的农作物经济行为，如浙南的渔猎、林业和茶的种植业，沿海沼泽地区的竹制品业和晒盐业等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在矿井或盐田工作，这些人的工钱甚至连温饱都无法满足——13世纪，在淮河一带的盐场，至少有10万人被无休止的征调和拖延付酬折磨得一贫如洗，江浙一带的盐工情况大抵相同。而在大米产区劳作的小自耕农、佃农、雇农的生活境遇与盐工相比也相去无几，雇佣农业劳动力的报酬极低，且要求极为苛刻，即便赶上收成较好的年景，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难以满足，典当土地、卖儿救急的情况比比皆是。

翻阅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有宋一朝太平盛世背后的种种弊病。宋真宗与宋仁宗两朝土地兼并严重，《宋史》写道，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写下了最为痛苦的一句结论——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宋朝的岁入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税赋极其之重。包拯在奏疏中曾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政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

为了增加岁入，正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论及的，国家不仅从手工业与商业税中得到大量收入，国家本身亦从事商业与生产活动。但另一方面，不容置喙的是，传统农耕经济的最后一点油水也被压榨殆尽。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成为有宋一朝的一种常态。宋室南渡后，情况愈演愈烈。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批评称：“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

至此，宋代社会变化的脉络已愈发清晰：汲取唐代教训（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带来冗官冗兵）——守内虚外（纳币求存）——社会结构变化、经济模式转变——商业发展、城市兴盛、农村凋敝——社会流动性增大、暗流涌动。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开篇那个关键词“变”，与之相承的，自然就是另一个关键词“动”。商业兴盛带动了人员流动，政府支出激增也势必需要增加人员流动，而同时代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破产，农民生活困难，城市服务业数量与类别繁多，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游民与贫农大量流向城市居民点。至此，变——动（活跃、不安）——互助互利的需要——巩固、联合、结社（如门阀、朋党、商会）便又构成了宋代社会变化大脉络下的一条隐形脉络，无时不刻地作用于大宋庙堂的时局。

宋太祖赵匡胤在宫廷宴席上与石守信、王全斌等武将功臣们把酒言欢时，也许并不曾想到，书写大宋帝国未来国运的伏笔，已悄然埋藏于自己手中的酒杯。

延伸参考：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徐洪兴、姚荣涛.千秋兴亡·宋

全汉昇口述、叶龙整理.中国社会经济史通史

[德]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今晚二条

岁月文明，故事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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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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