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那些重要却被忽视的思想线索
以下文章来源于信睿周报 ，作者周报编辑部
新冠疫情及其带来的冲击在2020年占据了大家太多的注意力，使一些原本十分重要的思想线索或学术趋势被忽略了。《信睿周报》在年终特辑“Re思想与艺术2020”中，向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2020年在您的专业领域被忽视的人/事件/趋势是什么？”，来听听他们的回答。
我的专业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在这个领域里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日本现代化模式背后的殖民历史。比如，明治维新被认为是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样板，甚至被认为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这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强调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追究战争责任，还涉及对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反思。我们在思考现代化问题的时候，容易忽视源自西欧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的殖民扩张问题，日本的现代化可以说具体再现了这个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现代化模式开始向“全球化”转化，美国主导了这个过程，也改变了它原有的形态。2020年，我们通过美国政治观察到了全球霸权的内在结构，但是过于关注中美关系的实际进程，忽略了对这个结构本身的思考。
我的硕士导师苗东升教授在疫情期间去世。他住院期间，我只和他通了电话，他不让学生去探望，想来非常遗憾。被严重高估的人物是“技术狂人”马斯克（应当批判他才对），被忽略的思想家是圣雄甘地。
在我看来，主流学院哲学是令人失望的，学者从事的主要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细枝末节的解说、阐发，中外皆然，哲学家基本影响不到大政方针的制订。在马克思说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哲学家自动退缩于前者。在多种约束下，相当多学者只不过想努力展示自己像个哲学工作者：发论文、提职称、规训学生。疫情暴发后，中外许多哲人也发表了一些“高见”，但坦率地说，表现不如科幻界，甚至不如文学、史学、神学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哲学如何才能代表时代精神？书本、档案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社会实践、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技活动。哲学家当然重视科技创新，一部分学人甚至觉得还不过瘾，希望更快地创新，但是对“科技-权力-资本”三位一体的社会驱动模式反思、批判得不够，对连绵的战乱、纷争缺乏同情心。“生活世界”（胡塞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科学世界”的张力会越来越明显，人类个体将活得愈加辛苦（如不得不“浪费”更多大好时光在学校里苦读），人类整体与大自然相处时的不适应将更加突出。“适应性”是达尔文的演化论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当下的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人这一物种超前发展，挤占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利益，同时也破坏了自己未来的生存环境。趋势无法精确言说。针对突出的问题，可以说一下科技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应当面对的难题。人类正在勇往直前地试图将自己日益非人化——利用科技手段否定自己的自然生物学存在，如人体增强、基因编辑。这是一种可怕的倾向。说到底，人只是宇宙中一个不起眼星球上的一个普通物种，人的“我思”、认知、理性、财富、家国、自我实现等，均不能超出生态系统的正常演化而获得独立的存在论意义。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
关于人工意识问题，我比较赞同达马西奥和科赫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意识并非计算可模拟的，意识体验不是从计算中产生的，而是来自特定组织类型的物质因果关系。正如科赫在他的新著《对生命本身的感受：为什么意识广泛存在却无法被计算》（The Feeling of Life Itself：Why Consciousness is Widespread But Can't be Computed）中所表达的：“尽管硅谷的数字精英有着近乎宗教的信念，但是不会有一个运行于云端的灵魂2.0。虽然适当编程的算法可以识别图像、下围棋、与我们交流，以及驾驶汽车，但它们永远不会有意识。即使是一个完美的人脑模拟软件，也不会有任何体验，因为它缺乏脑所固有的因果力。它的言行是明智的。它声称拥有体验，但那是虚构，它的意识是假冒的。家中空无一人。那是没有体验的智能。”
在今年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伦理特别是技术伦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这种关注包括对技术所引发问题的伦理反思、对不同群体伦理关爱中的技术之力的关切、对技术未来的伦理视察、对人之为人的伦理意蕴与伦理诉求的追问、对伦理的出场方式及其效用的探究等。这种关注无疑是伦理对技术与人类未来观照有效性的一次探寻。
以此次疫情防控的利器——基于保护公众生命健康的伦理初衷而设计的“健康码”为例，面对在应用过程中引发的数据收集权限与处理方式涉及的隐私问题、数据记忆的遗忘与删除问题、以数据画像评判人的伦理合理性等问题，该程序都通过技术迭代升级的方式对上述伦理问题进行了某些回应。这体现了伦理与技术的某种联手。但与此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被“健康码”技术拒绝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谓人类被技术裹挟所呈现出的一种异化现象，是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强势出场而伦理效力不足的一种现实呈现，是对技术未来的一种伦理预警，更凸显了对伦理在技术与人类未来中的定位以及效用进行思考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疫情发生之后，人类对抗疫病、追求健康的历史不仅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也进入大众的视野。健康成为不容置疑的正当诉求，但是它同样是一个不断发生转变，需要批判性反思的历史概念和过程。历史学者往往忘记了，它意味的并非仅是某个人类群体的健康，或者关于健康的语言在古今中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移译和转换。它的晦暗面不仅在于它所凸显的公正或不公正，更在于它扩展而成一场对待自然的整体战争——这场战争源于我们的“战争心态”，对自然及其不确定性的恐惧、对任何不适感的抗拒，和以健康为名对自然的技术冲击。追求健康同样是一种对权力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征服，在当代世界，它同样是一种消费。它具有深刻的生态内涵，存在于人类与非人类生物及其环境的协同演化，以及它们所共有的脆弱性当中。
目前，国际学术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化转向”，“全球艺术史”（Global Art History）或“世界艺术史”（World Art History）的热潮正在兴起，但文化隔绝也在与日俱增。迄今为止的各种研究，均未能充分、真实、公正地反映和评价东、西方文化艺术在建构人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上彼此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系列建立在实物研究和方法论创新之上的深刻的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已成为必须。只有通过案例和经验的不断积累，持之以恒，一部真正的全球艺术史才是不难想象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趋势，是到本土传统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松美术馆在9月开幕的一个展览就用了“传统的复活”这样的标题，中央美术学院在景德镇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体现了这样的趋势。当代艺术界已开始思考如何超越现代性，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展开有效的思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最基本的概念层面上，来自西方的影响依然深入骨髓，人们很难真正摆脱西方特殊性的桎梏而进入到对现代性的普遍反思，只能不断地从西方移植理论，却无法从本土开拓出现代性。此外，近年国家大力提倡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相关活动搞得很热闹，而“非遗”的走红给人带来的一个错觉是：传统的传承有序，从未中断。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清楚传统在哪里，及其在何时、如何断裂，不仅会放任“非遗”保护中的“原汁原味论”继续蛊惑人心，“非遗”的发展创新和对传统的修复重建也很难到位。这都是“传统热”背后被忽视的问题。
我注意到湖南长沙的“超级文和友”这样一种新的商业消费空间的出现和流行。我去的那天，晚上9点半依然有数千人在排队。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无法忽视的，非常富于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的发明。虽然从“网红”的角度对其多有报道，但是它不同于寻常单体“网红”空间的深远意义，则未见讨论——我对此并不持任何特殊立场，既不推崇也不想“批判”，我只是好奇，它未来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这种思考需要一点时间。
跨圈层的艺术/文化实践趋势。其中，一种更可预见的方式是借用其他媒介传播艺术，但仍保持艺术的属性（比如，在抖音上发布艺术作品或链接）；另一种则是结构性地介入另一系统，比如，在快手上设置一个不同的社交功能，或在手游中引入一个反逻辑的功能。此外，我认为未来农业问题会日渐严峻，对文化工作者而言，这不仅关乎回归土地的想象和情怀，更需要把农业作为社会和文化实践来加以关注。在这方面，我会与多年来植根于西班牙的INLAND项目（https://inland.org）合作，他们联合艺术实践者和社区建设者，在不异化村落的同时，把对农村建设转化为一种社会再生产过程。
今年，我看到不少艺术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本写作，包括口述整理、思考随笔、评论、文本创作等。我认为，未来绝大多数艺术项目的传播和讨论，都需要依赖于文本写作。也就是说，你通常会通过文本写作的“转述”接触到一个有意思的艺术项目，对这些文本的深入阅读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比进入艺术空间看展要活跃和精彩得多的接触艺术作品的方式。但很可惜，艺术行业里的绝大多数人对艺术的关注依然高度集中在艺术空间里的作品上，谈论当代艺术的美学判断标准也几乎一成不变——多是看艺术作品是否在追逐那些在欧洲艺术学院里早已流行了五六年的理论话题。这一现象使得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大量有价值的文本写作，及这种文本写作有可能为艺术带来的潜能，完全被忽视了。
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在读博士
今年，我在游戏媒体艺术和科技艺术的交叉领域中看到了些许有趣的尝试。事实上，这类媒体艺术家早已习惯在极端在线化和边缘化的限度内工作，他们将其作品不适应于传统白盒子展示机制的劣势转变为自身在远程实践经验上的优势。而新媒体艺术则在虚拟数字空间的急速扩张中，向主流文化证实了其先天的合法性。
就我目前相对感兴趣的领域（科技x艺术）而言，个人觉得被忽视的是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对技术循环曲线前期的介入工作。艺术家普遍被认为是技术的使用者（即所谓“下游”），但这个介入的阶段在发生向前偏移——这是某种还没受到足够重视的趋势。因此，我最近也在进行一些关于科技与艺术机制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主要是探究：在科技和艺术交叉的表象之下，通过重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的两股风潮（“大企业实验室模式”和“硅谷模型”），试图理解今天的“科技艺术”在模式、运行逻辑、生产资源乃至内在信仰上究竟有什么（好的和坏的）不同。科技艺术并非同类事物的单纯再现，而是具备递归的潜质。同时，对科技艺术的支持机制的研究或许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这一仍处在萌发阶段的艺术形态是否可以用以研究“长期的问题”？
以去中心化金融为先锋、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变革开始逐渐改变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模式。今年，在区块链行业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多个去中心化金融项目代币的暴涨，其中甚至出现了涨幅达万倍的项目。此外，在无数人的质疑中，比特币价格在两年多后又再度突破历史最高点。尽管现在的去中心化金融等应用还存在安全漏洞，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知先觉的参与者已经隐约看到了去中心化模式的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完善，区块链在性能、安全、隐私和治理模式上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去中心化应用也将在未来逐步落地，并逐渐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去中心化系统带来的公开、透明、高效、安全等优势，将在社会治理、金融商业和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发挥其巨大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推动社会变革。
比起针对更易获得和操作的疾病动物模型与细胞学模型的研究，针对尸解人脑组织样本的研究仍被许多科学家所忽视。此外，这一研究领域中至关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也由于疫情而不得不停止。我想再次强调：人脑疾病，尤其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氏病、阿尔茨海默病等）是人类所特有的，难以被动物或细胞模型模拟。不同种属的大脑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生存策略，因此由其大脑支配的行为和机制也很可能完全不同。针对人脑疾病研究的最佳样本是人脑本身。即使是在死亡后的大脑上，我们也可以得到宝贵的线索——就像走进一个死亡现场，好的侦探可以根据现场中的线索推断或还原出死者生前发生的故事。基于大量人脑样本的研究必有助于研究者在对人脑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发现。我呼吁优秀的科学家重视针对尸解人脑组织样本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与
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疫情中，针对抗疫前线人员、患者及普通民众的心理健康资源还是相当匮乏的。怎样能让更多人更快地接触到这些资源，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在疫情期间开放了咨询热线，尝试让专业的心理学从业人员来帮助解决许多由疫情引起的心理问题。相比于一般的自然灾害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心理问题波及到了更广泛的群体。比如，对医护人员长时间在高压应激环境下的工作情绪状态进行有效调整，有助于他们对重大医疗决策的判断；对患者潜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进行及时治疗，及对因新冠肺炎失去亲人的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有助于他们回归到健康的日常生活中等等。如何把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有效运用到这些突发事件中，我觉得这是之前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的国家的民众有很好的心理咨询观念，虽然随着时代进步，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开始渐渐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开始寻求一些帮助，但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
如果是狭义的专业领域——经济思想史领域，今年没有什么重要的研究。因为我们更关注长时间段的问题，可能要过一些年，回过头来总结时，才能注意到疫情对于思想的一些深刻影响。如果是广义的经济学领域，由于疫情成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利用自己的分析工具，基于有限的疫情数据，开展了一些研究。但总体而言，这些都还是短期的、应急的研究。对于长期问题，经济学家几乎是失语的。疫情仍在持续，我们都还身处其中，所以很难跳出来以上帝视角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时常会阅读凯恩斯、熊彼特等前辈大师在经济危机中的写作。他们在落笔时，对时局也很困惑，有各种 犹豫和反思，人终究不可能超越历史。但是他们有一些更深层的信念和价值观，并基于这些信念而非基于当下数据来判断未来趋势。这点对我很有启发，要研究这个社会面临的根本性转变，基于短期数据的实证主义工具是不够的，古典的信念和思想可能更有洞见。
（选自《信睿周报》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