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凝视着他，他感知着我 | 周山
文/ 周山
11月5日，从北京传来欧阳中石先生逝世的噩耗，正在与几位老同学谈笑饮茶的我，顿时心沉无语，说不出的难过。
我与中石先生40年交往的情景，随后的几天里总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脑际。
一
初遇中石先生是在1980年初，广州越秀宾馆，中国逻辑史第一次讨论会举行同时宣告中国逻辑史研究会成立。会议期间，见到一位个头不高的跛足者，在会议室里写了好几幅毛笔字，字写得好，可惜纸质粗糙。来自南开大学的崔清田先生悄声告诉我：“他叫欧阳中石，书法家，北京很有名的。”字是写给张罗会议的几位广州同道的。
会议结束时，我总算清楚了研究会里有两位著名书法家。一位是以研究因明学著称的虞愚先生，因其年长，并是成立研究会的倡议者之一，故人人都叫他“虞老”；另一位就是欧阳中石，我国老一辈著名书法家吴玉如的得意门生，当时50多岁，属于研究会里年龄的中等阶层。拍集体照时，中石先生坐在第一排；我个子高站在第二排，正巧在他背后。
图为书法家欧阳中石生前照
翌年夏天，中国逻辑史资料编写组的十几个人在大连开会，我与中石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交流。
有一天晚饭，会务组安排在市区的海鲜饭店。那天，大家都尽情喝着冰冻啤酒。中石先生在另一桌，他是海量，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向他敬酒。我也乘着酒兴端着一杯酒走过去，向他敬酒。他爽快地端起满杯的酒：“我喝完，你也喝完？”我点头：“行。”他笑了笑，一仰脖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我自知不行，一口下去可能要趴下，喝下三分之一，赶紧溜走。他指着我哈哈大笑：“你赖皮，我记着！”
次日晚上，听说中石先生在给张罗会务的辽宁大学李老师写字，便过去观看。到了会务组房间，他已写完几幅字，正与大家神聊。我提议：“欧阳先生，听说你的京剧唱得好，给我们来一段吧？”他立即笑答：“你昨天喝酒赖皮，我今天不唱给你听！”我顿时无语。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在后悔，就因为半杯多啤酒，痛失当面聆听中石先生奚派唱腔的机会。
这一年冬天，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会议举行，虞老、中石先生都来了。一天，北师大的董志铁悄悄告诉我：“虞老、欧阳今晚写字，我们一起去看看。”当我们进入虞老房间时，有人已在替虞老磨墨。虞老一口气写了七八幅字，大家劝他停手休息。于是，中石先生上场。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的纸条，双手递给他，上面写了杜牧两句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为什么写这两句诗？”我答：“女儿的名字取自这两句诗。”写完这幅字，他说：“这两句诗太唯心主义，我再送你一幅唯物主义的。”便又裁出一条狭长的宣纸，奋笔疾书：“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董志铁十分羡慕，与我耳语：“太幸运了，欧阳一下子送你两幅字。”我自然心知肚明，中石先生借着批评“唯心主义”的由头，存心想多送我一幅字啊！
这么多年来，我多次搬家，但是“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这幅字，总是挂在我的书房里。
看着这幅字，就想到中石先生的厚谊；看着这幅字，关于“唯心”“唯物”的哲理之辨让我惕然自励。
二
越一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第三次中逻史研讨会，我与复旦大学的郑伟宏先生负责会务。循惯例，一天夜里请中石先生写字。他先给崔清田写了一幅郑板桥的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我看字好内容好，当即眼红，立即提出也想要一幅。中石先生一声“好”，展纸开写。写罢诗文，又添上“癸亥之秋于申江边上持赠周山老弟”十五字。我顿时一喜，去年给我的两幅字上还客气地称我“周山生生”，想不到如今已发展到了称兄道弟。郑伟宏也很想获得中石先生的墨宝，却又羞于出口，我便与中石先生商量，他说：好啊！我说给他写一副对子吧。郑的夫人叫丁平，我说：上联就写“心如春水静”如何？中石先生连连点头：下联就按郑伟宏的名字之意，“意若泰山尊”如何？旁边的几个人一致称好。于是，一副由我俩合拟的对子出笼了。
又过两年，在春城昆明举行中逻史研讨会。那时，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逻辑史论》搁浅在出版社，心情有些抑郁，所以临行前带了一幅裁好的宣纸，打算请中石先生写一段孔子语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在我看来是做学问的三个阶段、三种境界。
会议期间中石先生写字的那个晚上，我与董志铁到中石先生房间，呈上那幅裁好的宣纸，说明要求。他未接纸，言道：“你俩各执一端，将纸拉直。”我不明所以。只见他一边口中喊着“拉直”，一边拿起饱蘸墨汁的毛笔，站在宣纸一侧，龙飞凤舞起来。写完正文，又写上“乙丑之冬与周山道兄同至昆明切磋古名学嘱书如命聊为志念耳”一长段说明文。两年前上海会议时称我为“老弟”，不料两年后的昆明又将我升格为“道兄”了！写罢，中石先生又大声念了一遍，一副得意的神态。
待墨迹收干，中石先生又拿出一幅不知何时裁好的宣纸：“文英兄曾向我要过字，现在就写给他。”说罢，将纸抹抹平，认真写了起来：“论高白马道胜青牛 书赠文英祭酒”。周文英，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时任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会长。祭酒，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主持人。论高白马，理论比主张“白马非马”的古名学代表人物公孙龙还要高明；道胜青牛，对道的理解胜过骑着青牛的道家始祖老子。我和志铁连声赞好，不仅赞毛笔字写得好，更赞八个字概括得好。周文英推门进来，一看到这幅字，连呼“受不起”。“这幅字叫我怎么好意思挂起来？”
三
中石先生祖籍山东，却是一位地道的北京人。每次会议期间，我最有兴趣的除了看他写毛笔字，就是听他讲老北京的掌故。
有一次，我问他：你是怎么学上京戏的？他便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奇缘：我从小就爱看京剧，尤喜奚派唱腔。有一天，还在读初中的我到同学家里玩，正在大厅里应同学之邀哼唱奚派唱段，忽然从里边走出几个大人。听罢我的哼唱，一人上前问道：你喜欢奚派？我点点头。他问：为什么？我回答：奚派唱腔委婉细腻，清新雅致。他又问：你想拜奚啸伯为师吗？我怔住了，听闻奚出身贵族，眼界极高，轻易不招徒弟。此时，同学家长大笑道：他就是奚啸伯，快跪下拜师吧！我这才如梦方醒，连忙跪下来磕了几个响头。从此，便成了奚啸伯的传人。
京剧艺术大师奚啸伯
奚啸伯票友出身，后来居然独创一派，成为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齐名的四大老生之一。他慧眼识英才，收欧阳中石为徒。中石先生虽然尽得奚派真传，成为奚啸伯得意弟子，却始终保持票友身份，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学生。即便后来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他也从未忘记奚啸伯的知遇之恩。
奚啸伯去世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石先生便兼任中国京剧院奚派导师，目前京剧界的著名奚派老生大多是他的学生。
记得1988年暑假，在成都举行中逻史研讨会，我报到后一翻与会者名单，不见中石先生，当即问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刘培育先生：“欧阳怎么不来？”刘笑道：“欧阳现在太忙了，国家京剧院经常找他，上个月在石家庄举行京剧大会演，欧阳还挂了头牌！”
随着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结项，中石先生的工作目标从逻辑学研究逐渐转向书法教学和书法理论研究，与此同时，我的研究重点也开始向中国学术思潮史和周易研究方向转移，我与中石先生的交往也日渐减少，但彼此都一直关注着对方的学术动向。
四
2006年夏，我带着几套刚出版的八卷本《中国学术思潮史》去北京，参加出版社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会议之后，我带着一套书去中石先生家。
到他家门口，看到旁边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每位来客谈话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由此可见找他的人之多。
进门后发现，兼作书房的大厅里，中央电视台人物访谈栏目组一位记者正在采访他。中石先生见了我，连忙向那位记者打招呼：“远方的好朋友来了，我要先接待他，请你稍等片刻。”我将那套书放在他的书桌上：“这是刚出的书，请你指正。”他感慨道：“这些年你写了不少书，我都知道，真羡慕你能坐得下来，静静地思考和写作。”又转身笑着向那位记者说：“你们的人物访谈，更应该访问他这样的学者。”多年未面，真想和他多聊一些，然而旁边有个采访他的记者待着，门口又有那块牌子上写着，我实在不好意思多聊下去，大约半个小时，主动握手道别。
欧阳中石先生书法作品
回上海不久，我乡下的新房落成，想给一楼一厅起个名、写个匾，便写信给北京的中石先生：花甲前夕，我在老家盖了一幢小楼，近日又萌一个心愿，想在晚年颐养之处，请先生题个字，也好天天与先生照个面，寄怀一下旧情。主楼拟名“乐山居”；小楼一侧有一平房，为亲友宴聚之所，拟名“达生堂”。先生以为可否？
信寄出后一个星期，便收到中石先生一封厚厚的回信，打开一着，正是“乐山居”“达生堂”这两幅字。我当即请人用花梨木刻了两块匾。从此，天天看到这两块匾，遂了天天与中石先生照个面的心愿。
又过去了10年，2016年8月，我去北京开会期间，与中石先生的好友刘培育先生，一起前往北京郊区一家护理院，看望已经在那里住了两年的中石先生。此时的他，面色似乎依旧，却已睁不开眼、说不出话。听到我的声音，他肯定有感知：紧紧抓住我的手，十分有力；拼命想睁开双眼，却只能到半开的状态。他的女儿欧阳启名见状欢呼：“爸爸好久没有这样睁开过眼睛了！”听到这话，我也十分激动，中石先生还记着我这个远在上海的“老弟”啊！
这是我与中石先生的最后一面，大约一个小时，我俩的手紧握在一起。
我凝视着他，他感知着我。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至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