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辞溯源 | “诗家”，诸子百家之根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9期

“诗家”，诸子百家之根

杨  炼

我曾把李白比喻成一道飞瀑，把杜甫比喻成一株劲松，但屈原诗，甚至不是一座异峰，那些巨作组成一整道山脉，突起在一片思想的高原之上。

这高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们，怕是难以想像，那是个思想多么活跃、精神何等璀璨的时代。春秋战国，短短几百年，大动荡的现实刺激下，各种观念潮涌浪激：老子论道，孔子谈仁，墨子讲兼爱，庄子尚逍遥，法家立行刑之规，名家有名实之辩，阴阳纵横家游走列国，舌灿莲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将其归纳成六大家：道、儒、墨、法、名、阴阳；班固归纳成十家：道、儒、墨、法、名、阴阳、农、纵横、杂、小说。朝堂之上，学宫之中，乡野之间，一个个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爱思想”、大自由的时代！

但这一片欢腾喧嚣中，屈原——屈原诗，却独独缺席。

为什么？

我的回答，或许太简短：因为屈原诗自成一家，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屈原诗，是迄今未获命名的最大家——“诗家”。

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屈原诗的思想属于哪家哪派争论不休，有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阴阳家说、纵横家说、融合说等等①。其中，略为靠谱的是融合说。可惜，这里的“融合”，又常常似盲人摸象。比如从屈原思想略近邹衍，而邹衍与老子同乡，于是说屈原受到道家影响，有“出世观念”（游国恩）。或仅仅因为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聂石樵）。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家、农家（陈子展）。或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周建忠）。詹安泰归纳：“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

可惜，没人能给屈原思想做一个百分比的化学分析，这样一勺烩的说法，等于没说。

先秦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诸子百家，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创作家、文体家、风格家。每种思想，和独属于它的形式，先天生成似的融为一体。此内涵非呈现于此形式不可，无此形式亦无所谓此内涵。由是，“散文”一词，迄今无法找到完美的外语对应。散文诗、诗意论文，都不足以传其神韵。两千多年了，它仍是一个闭锁于汉语／中文之内的独特文体。关于这话题，我有专文《散文断想》讨论之。

或许，屈原诗未被列入百家，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不是散文。

但，倘若更进一步，让我们剥开文字的斑斓外衣，直探精神内核，则不难发现：存在之思，才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真正汇聚点。一如两千年之后的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归根结底只说出了一种思想”——对“存在”追根究底、反复诘难，正是先秦时代最令我们震撼的诗意。

历代评家，不敢（或不能）给屈原诗独家冠名，正因为他们拘泥于文字表象，却忽略了，诗歌，正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屈原诗，是表述思想的最佳形式。

屈原诗——先秦时代的辉煌“诗家”。我说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并非刻意渲染，危言耸听。

《尚书》语：“诗言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庄子云：诗以道志。荀子说：诗言是其志也。这里，诗言内心之志，而心志须诉诸诗言。一个诗字，志为其内而言为其外，二者为一。由是，诗何止心声，它更深深化入血液、骨髓、细胞、灵魂——真是得“灵均”神韵啊！所以好诗拒绝翻译，一个灵魂如何能复制两次？

语言，是一切感性理性之根。创造性语言，攥紧一切创造性思想之根。

当司马迁感叹“悲其志”，他已触及了屈原诗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孔子的理想：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换成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说法：小说可以虚构，诗却必须写实。这个“实”，即诗人内心的真实。庞德夸赞汉字：“‘诚’，造得完美无缺。”我一篇文章的标题由此而来，就叫《成于言》，语言透视出的内心，是骗不了人的。

屈原诗的内在层次中，包容了先秦诸家众多思想元素：

数百《天问》，始于一“曰”，“谁说的？”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又置宇宙大化于悬疑（“何本何化”？），因此比道家更实在、更精妙、更高超。浩瀚《离骚》，植根于“内美”与“修能”，不特言“君子”，却饱含了孔子的君子理想。“内美”一词引申出“美人”，无疑指向独立人格，即使“迟暮”也不肯放弃；而百折不回、至死追求的“美政”，又暗合了儒家“成仁”的社会准则。屈原诗的思想同心圆里，“美”的性质一以贯之，环环相扣：人格、思想、社会、行为、文学、生死。内秉天性，外合自然。确实，这里儒、法、道、阴阳、纵横家因素都有，却无一能取代诗家的独特性。细思诗家构成，“提问”是其动能，一路深化；思想是其结构，辩驳神话历史、综合诸子百家等等层次；文学创作，是其存在方式，诗歌的精美形式和思想内涵，同步抵达完美；作品的内部构成，是其“全息”观照外部宇宙的途径。自我和宇宙，一而二，二而一，连真实或隐喻意义上的诗人之死，也已内在于这个完整的系统——老子梦想的“大美”之系统。

但，综合诸家元素，是否等于简单的“融合”？我的回答是：不。例如，何为诗言志之“志”？古籍并未明言。而孔子在“不学诗，无以言”后面衔接的，是“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孔子之“诗”的潜台词是“礼”。那么孔子之“志”，和他的“诗教”理想也相同，曰“思无邪”。这个“志”，显然不指向思想独立，却已埋下了后代独尊儒术文化大一统的种子。司马迁所云“悲其志”，或更贴近屈原诗本意，但也没说清究竟“志”为何物？此外，屈原的自沉，虽然表面上与孔子的“成仁”社会理想颇为相近，但本质上，屈原之死，乃殉美政、美道——诗家之道，而孔子的“成仁”内涵，局限于忠君爱国。

进一步清晰化：“诗家”在哲学上，既关注存在又不似道家形而上空谈玄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既强调人格准则又不沦为儒家大一统下的忠孝节义；在文学精神上，既凸显美学境界又不流于庄子式的遁世逍遥；在语言态度上，既对语言极端自觉又超越名家的言义游戏。“诗家”的提问者精神，清晰指出人——个人的思想根基。“诗意”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中一定已包含了他（她）的处世原则。所以，屈原诗的个性激情，立足于自我追问。“诗家”，在个人的思想、美学意义上，完全自成一体。

所以，我认为，屈原诗与诸家思想元素之关系，不是简单融合，或拼凑一鳞片爪。屈原诗对它们是包容，是统摄，是在高境界上完成超越。一言以蔽之，诗家并非百家中之一家，而是唯一一家——集大成之家。

屈原诗，洋洋二十余篇，不谈诗而处处谈诗——以诗作之存在本身，论证（或曰呈现）诗之意义与方式。这里，“内美”＋“修能”＝“灵均”，诗无须“谈”，只须“是”。因为作品在呼吸、发育、生长，它们的鲜活，不该囿于“论”的僵死。这一点上，先秦诸子均有共识：老子的“非常道”，孔子的“述而不作”，都暗通屈原诗“让作品说话”的饱满自信。屈原诗，是思想和美学原生态的、混沌未开的整体存在，因而显出张力无穷。相比之下，宋玉之叹“悲哉，秋之为气也！”就既虚且浅了，更不用说后来无数东施效颦之作。

屈原诗，把诗歌作为思想之形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每一句、每一首都是感觉和思想的最佳凝聚。要张扬感官，就有视、听、嗅、触上肉感兼性感的“香草美人”，供你尽情享受。要深究理性，又有匪夷所思的“谁传道之、何本何化”，挑战你的头脑。它们层次分明：感觉全方位开放，思想冷静清晰；又浑然如一：感性不流于低俗，理性不落入枯涩。灵均怎么做到的？一言以蔽之，让它们彼此激发出深层的美。屈原诗里，感觉、思想从不隔离，相反，它们互动、互补，一同敞开。任举《离骚》一例：“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鸟之五色，飞腾之迅疾，如在目前；而“吾令”、“继之（以日夜）”，又远远突破日常感受，闪电般折回诗人自我之表现，原本的外景描绘，一举回归内心的世界。屈原诗此类典型句式，既感觉又思想，既开放又深刻；彻底感觉彻底思想，无限开放无限深刻。挪用我说过的话，这叫做“在思想的深处感觉”——抵达思想纵深的极致时，重新诉诸感官的鲜活；而“说出”什么感性，恰恰印证着具备什么思想深度。这“形而下”零距离衔接“形而上”，二元一体，一目了然。它们毫不矛盾，只把人的精神领域，拓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呼应着古今中外一切大德：生命和智慧，从来是同一回事。

“诗家”的立身之本，在于“立言”。古今中外诗人莫不如此，这也是诗歌信用之本。可是，诸子百家，谁不“立言”？且梦想立万世之言？那么，诗家之言，为何出众？答案，仍在“诗”这一个字上。诗家之言，不是别的，恰是诗。我曾区别其他文学体裁与诗：其他如小说、戏剧、论文乃至散文，常可使用现成语言去“表述”内容。但诗歌不同，诗歌专注于开拓语言本身，非找到——抓住那必须如此的语言不可，没有现成的，就得创造甚或发明它！用创造语言可能性，去拓展感性和思想的领域。由是，诗歌一词，意味着不停往语言——文化之根上浇水，不停迫使语言返回被人类创造的最初一刹那。诗歌创作本质上的反传统、反世俗，盖源于此。这也先天注定了，它的个性化和自由向度。屈原诗在先秦横空出世，集合起至那时为止的所有思想资源，以内美——美政——流亡——立言为贯穿，叙古今之“志”，立独创之“言”，开创（并完成）了一个思想之诗的传统。当时及以后，任何中国思想、文学大树上的枝叶，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都必须潜回这条深深隐埋的根上，汲取它强大的养分。我把“诗家”置于诸子百家根基处，这就是理由。

诗家立言之目的，在证道和传道。何为诗家之“道”？关键词只一个字：美。我简而言之，称其为“美道”。首先声明，“美道”不同于唯美的装饰性（尽管它不拒绝装饰），与之相比，“美道”的精神内核，是哲学的。它是经由感受和创造美，完成对存在的体认。西方的“美学”一词，原义为“感性学”②，其意与此相似。《离骚》开宗明义，点明“灵均”、张扬“内美”，即已奠定诗家之道的立足点：一种内在于个人的美感，以此把握和衡量人生诸层次：对自己是“美人”，对社会是“美政”，对文学是“美文”，对大自然是和谐共生，如此层层扩展，统成“美道”——即老子所说之“大美”。诚实的“美”感，不能来自外部传授，必须基于自身体悟。感受到美，则“心安”而“理得”。感受不到时，其扭曲折磨，骗不了自己。最关键的是，这美感植根内心，能支撑人不追随权力和金钱的时髦说辞，哪怕它招引得“世人皆醉”。这样说来，“美道”是否又玄了？不，举个我老爸的例子，他的醒悟，是当“文革”中官方开始批判贝多芬，作为一生的贝多芬热爱者，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谁错了？一边是该服从的党性，另一边是心里清清楚楚感受到的人性之美，怎么办？到底是老爸，最终认定，这内心美感不会错。我父亲今年九十八岁，他人生的小舟，穿过中国历史上最狂风暴雨的一个世纪，没有翻船或迷失航向，原因很简单，听从内心美感导航，而不追随周围人们盲从的那些“真理”，这避免了多少事后悔恨啊。美，像一种抗体，能预先防止“追错”的病毒。道，就在你活生生的心里。

和“美道”反向相映生辉的，是屈原之死标举的精神洁癖。“美”之理想，相对“丑”之现实而存在，而丑，以诗人自杀（并非一般死亡）为极端象征。它成为美道之铁证，激励了无数后人。司马迁“悲其志”，主要以此为旨归。在我看来，屈原之死（或广义的诗人之死），是一个必要的隐喻，指向纯粹精神与芜杂现实之不兼容。同时，没有芜杂，亦无从反衬纯粹与高洁。二者必须同在。就是说，秉持“美道”之诗人不得不死，甚至不止死一次。既死于现实人生中的宿命（例如孤寂与流亡），更用每行诗一次次提前演练它。究其然，“美道”之绝对，直指绝境。诗人作为提问者，不能苟安于一时的成功，他争得的越多，突破得越猛，恰如每个刚完成的佳句，都在提升一座悬崖，诗人注定得再次决绝地一跃，跳入那“不可能”的深渊。否则人能苟活，“美道”却必死。所以，屈原那一跳，堪与《神曲》中但丁从地狱向下爬入净界、尼采写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之“下山”相媲美，超越之途，永远不是轻飘飘地向上，而是沉甸甸地向下——以个人形而下追求之彻底，最终抵达形而上的普遍——每一层地狱，都包含了一种解读人性的语法。所以，司马迁也无须感叹“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了，屈原“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正是合殉美与殉道为一，此乃美道早已设定之必然。

本节标题，堂而皇之地命名，“诗家”乃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说来也就在这“彻底”、“决绝”两个词上。这是思想的，也是美学的，在屈原诗里始终合一。

试整理之：“灵均——内美”，确定人格美与人生美之同心圆；“曰”，把持语言与万物命名之关系；“天问——提问者”，一种彻底质疑和追求深度的思维方式；“美人——美政——美道”，一个植根于内心的判断标准，推衍审视周遭世界。“长无绝兮终古”，所有时间都是内在时间，“美文”空间共时地含括一切处境。

那么，一首诗里，堆砌屈原、端午、龙舟、粽子之名，有意义吗？它们和我们每天的书写，有区别吗？“诗家”，是先秦百家之外（之上），唯一绵延不绝且扩展得无远弗届者。我在无数国际场合，提起《天问》《离骚》，其思想冲击力，无不令各种语言的诗人拜服。我们从来都在这儿，和大夫一起，书写《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③。

两千三百年来整个中文诗歌史上，屈原诗／“诗家”，是唯一一个以一人之力开创出的“思想之诗传统”，它汇集先秦思想大活跃的能量，赋予诗歌最高最美的形态——高度思想自觉之形态——并以一系列汉语仅见的长诗和组诗，爆发出亘古未有的创造力，其辉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殊为可惜的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之诗传统”，也终结于屈原诗。秦始皇之焚书、汉代以后之独尊儒术，以被权力固定的“天道”，钳制了“天问”的任何可能，这是后来者们先天孱弱的根本原因。也因此，命名“诗家”，更为必要而迫切，因为重新书写这个传统，就是在发掘21世纪中文诗的远古源头，那个被刻意掩盖和无意忽略的源头，我们自己真正的文学血缘。两千三百年来，群山岑寂，天宇空荡，屈原诗的、思想之诗的传统，隐没在孤独深处。也许，今天，它终于开始被听到、听懂，引发出回声了？我们该问，真有能被隐没的源头吗？又或者，杰作从来不会是绝响，它只在等待知音。

① 刘石林：《屈原研究综述》。

② 刘东：《西方的丑学》。

③ 杨炼：《这行诗就是我的汩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