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八家——陈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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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法入篆法,下笔风雷掣。

一纵而一横,十荡更十决。

笑彼姜芽手,旋效虫蠡啮。

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曼龚、曼公、恭寿、翼盦、胥溪渔隐、种榆仙吏、种榆仙客、夹谷亭长、老曼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溧阳知县、江南海防同知。工诗文、书画,善制宜兴紫砂壶,人称其壶为曼生壶。书法长于行、草、篆、隶诸体。篆刻师法秦汉玺印,旁涉丁敬、黄易等人,印文笔画方折,用刀大胆,自然随意,锋棱显露,古拙恣肆,苍茫浑厚。为西泠八家之一。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行世,并著有《种榆仙馆诗集》、《桑连理馆集》。嘉庆二十一年为周春撰著的《佛尔雅》提写序跋。《清代稿钞本》中收录有《陈曼生先生简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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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寿最初似乎是作为一个一般的政治人物出现于世人面前的,对于他在朝廷为官的方面,我们了解得不甚多,只知他曾任江防同知和海防河务同知,还曾作宰溧阳。后又了解他还在赣榆任知县。在赣榆县(近山东的江苏海州地区)时曾“捕盐枭,筑桥梁”,更重要的是他在当地治理河道有方,据光绪二十年(1894年)《赣榆县志》记载:“陈鸿寿,浙江钱塘人,拔贡。清廉有惠政。先是大沙河壅塞水涨,轧溢没田庐,鸿寿之官即蠲金为倡,刻日疏 ,河以畅通,民无水患。书法宗董其昌,人至今珍之。” 陈鸿寿曾有过较长时期的政坛磨炼。据记载:“陈鸿寿……性爱交游,于学多通解。自以为无过人者,遂壹意篆、隶、行、草书,为诗不事苦吟,自然朗畅。阮元抚浙时,方筹海防,鸿寿随元轻车往返,走檄飞草,百函立就。暇与诸名士刻烛赋诗,群以为不可及。官溧阳知县,仿龚时两家法为茗器,撰铭词手镌之,一时有曼生壶之称。与苏家石并垂雅故也。”另据介绍,“陈鸿寿初以古学受知于阮芸台尚书,尚书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从此处可见他是以幕僚之身步入政坛的。

  陈鸿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很强,处理政务,起草文稿能“走檄飞草,百函立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曾跟随的浙江巡抚阮元(1764-1849),是提倡“学术自任”的经学大师,他曾编辑《经籍纂诂》,校刊《十三经注疏》,道光时官至体仁殿大学士。另外,与陈鸿寿同乡、同僚中不乏文坛高手。在这样一个文人气息浓重的官场,居然有“群以为不可及”的评价,从中足可看出陈鸿寿的横溢才气。另外一条关于陈鸿寿的记载对他的生平有更详细的综合描绘,嘉庆六年(1801)拔贡以后,他被“考以知县用,分发广东,丁忧服关,奏留江南,署赣榆县,补溧阳县。后河工江防同知,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风疾卒于任所,享年五十有五。”

  陈鸿寿年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道光二年(1822),寿五十五岁。嘉庆六年(1801)三十四岁拔贡以后步入政坛。但他的官运似乎并不“亨通”,只做到知县和海防河务同知等级别不太高的官职,最高的官职是江防同知和江南海防河务同知。有关他的任职情况,历来说法颇多,现在可肯定他未曾担任过宜兴知县而是出任溧阳知县,但任职时间说法不统一,不少人认为他在溧阳或宜兴只有一任即三年。《阳羡砂壶图考》等记载他担任宜兴知县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事。在溧阳地方上,至今还有他的当地只做过一任知县的说法。当然,他们知道嘉庆十六年时陈鸿寿就已在溧阳任知县,但不了解嘉庆十八年以后的事(有关这方面,后文还会论及)。在《溧阳县志》中,记录了不少嘉庆十七、十八年陈鸿寿任知县时的相关事宜。据清嘉庆十八年《溧阳县志.溧阳县知县》载:“陈鸿寿,字曼生,浙江钱塘人,嘉庆辛酉拔贡,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因此可以确定陈鸿寿的到任时间为嘉庆十六年亦即1811年,此年他四十四岁。另外,有关陈鸿寿本人的文稿,多处在嘉庆《溧阳县志》中出现,如嘉庆十八年(1813)六月他为县志所作序言和十七年(1812)八月所作《平陵书院碑记》等。

  综观陈鸿寿的一生,虽然他在仕途上并不飞黄腾达,但在艺术上十分成功。他是一个通才,能书善画,尤其是书法,篆、隶、行、草皆能,历史文献和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不少书法、绘画作品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他也懂得碑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神龙本兰亭序帖,内附有陈鸿寿所作跋文:“此帖较定武本,肥瘦各别,字画结构亦颇有异同……嘉庆乙亥十月望后四日,钱唐陈鸿寿题于江宁承恩寺中。”从此文看,他对碑帖研究似也十分在行,这与文卖中关于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的总结相一致。但能使后世为之折服的还不是他的书法、绘画乃至碑帖,而是他的篆刻。对书法、绘画、碑帖和篆刻等学科的学术问题,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从他对各门类成果所占的比重看,篆刻是他的突出部分,因为,能够称为“西泠八家”之一,意味着他在篆刻领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上海博物馆等机构所藏的许多陈鸿寿所作印章都是明证。

  他的篆刻出入秦汉,继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绘画精于山水、花卉、兰竹。山水介干明代姚绶与程燧之间,花卉兰竹虽源自陈道复、李鱓,但不拘于宗法,而有潇洒之趣,实为赵之谦的先驱。书法以隶书最为著名。他的书法以隶书和行书最为知名。他的隶书清劲潇洒,结体自由。穿插挪让,相映成趣,在当时是一种创新的风格。他广泛学习汉碑,尤其善于从汉摩崖石刻中汲取营养,在用笔上形成了金石气十足、结体奇特的个人面目。笔画圆劲细插,如银画铁钩,意境萧疏简淡,雄浑瓷肆,奇崛老辣。陈鸿寿的隶书较之以往的隶书具有“狂怪”的特点,说明他有创新的勇气和才能,但在结字和章法上,用笔仍然属守古法,笔笔中锋,力透纸背。其篆书略带草书意味,喜用切刀,运刀犹如雷霆万钧,苍茫浑厚,爽利恣肆,使浙派面貌为之一新,浙中人多学习他,对后世影响较深,与陈豫钟齐名,世称'二陈'。行书清雅不俗。蒋宝龄《墨林今话》中说:'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

  精严古宕,人莫能及。'除此,陈鸿寿擅长竹刻,博学能诗。著有《桑连理馆诗集》、《种榆仙馆印谱》。传世墨迹有《行书轴》、《行书七绝诗轴》。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风盛行,训诂、文字、金石、音韵等专门学科得到突破性发展,时称“乾嘉学派”。金石学研究,历代不乏人,学术成果不断问世。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正是其中身体力行的金石家。他出生于乾隆三十三年,活跃于嘉庆朝,至道光二年去世,恰好见证了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捩点。陈曼生不凡的艺术成就,是基于他深广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人格和艺术思想。曾日:“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质朴自然,情意真切,乃其艺术宗旨,温柔敦厚乃其秉性。他曾自题三十九岁小像日“古人皆可师,今人皆可友”;“大事不糊涂,小事厌烦数”。皆显其磊落胸襟。曼生喜漫游,遍历燕齐楚粤,故乡钱塘更难忘怀,曾偕友苏堤偶步、虎跑试茗、玛瑙寺修禊、宝石山题诗,成就诸多名篇。其斋居“桑连理馆”,酒宴琴歌,座上恒满,论诗作画,留下诸多佳话。曾画秋菊茗壶一小帧,题日:“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风趣隽永,极具幽默感。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曼生逸致,由此可见矣!香港中文大学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合办“书.画.印.壶:陈鸿寿的艺术”展览,展品汇集三馆及本地公私收藏陈鸿寿的书法、绘画、篆印、砂壶作品近百项,并出版研究专刊,深入探讨陈鸿寿的生平、交游、艺事、壶作、壶铭等,旨在较有系统地介绍陈鸿寿多方面的艺术面貌和成就。

  陈鸿寿于金石书画以外,以设计紫砂壶最为人称道。是中国第二代紫砂壶大师的领军人物,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主张制壶创新,因他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要见“天趣”。他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紫砂陶艺。形成壶界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他凭着天赋,随心所欲地即兴设计了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壶,为紫砂壶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与杨彭年的合作,堪称典范。现在我们见到的嘉庆年间制作的紫砂壶,壶把、壶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陈鸿寿设计、杨彭年制作的,后人称之为“曼生壶”。陈鸿寿使紫砂陶艺更加文人化,制作技术虽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与当时的制壶名家杨彭年合作,由他或是他的朋友题铭,这种富于文人艺术的紫砂壶,以“曼生壶”知名于时,尤为后世宝爱。上海博物馆藏有三幅陈鸿寿的册页,构图相近,均以紫砂壶和菊花入画,画面简洁,清秀可爱,足见曼生嗜壶之癖。三幅画有相同的题识:“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而此幅多附一段题识,强调杨彭年制壶之精妙,以及自己有制壶之癖,尤为难得。

陈鸿寿篆刻作品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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