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啸聚与魏晋唱和诗的兴盛
唱和诗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文选》收录的西汉武帝时期李陵和苏武的唱和诗，已被普遍认为是后人的假托之作。目前可靠的早期唱和诗，有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夫妇赠答和蔡邕的《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诗》等。魏晋时期的唱和诗蔚然兴起，来自邺下盛行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等文学活动的促进。西晋天下一统，《文心雕龙·才略》说“晋世文苑，足俪邺都”，诗歌唱和再度兴盛，园林台阁成为诗歌唱和的重要场所。魏晋唱和诗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遵循了同题和同体的创作方式。魏晋唱和诗的兴盛，还促进了总集的产生与复兴。
魏晋诗歌唱和的风气，得益于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各方人才的集聚。邺下时期，北方一统，人才荟萃，铸造了魏晋唱和诗的第一个高峰。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了邺城，十三年（208年），曹操攻破南方学术中心荆州，将王粲等文人学者会集到邺城。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邺城是曹操的基地，天下人才荟萃于兹，使邺城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及至西晋太康时期，天下一统，人文鼎盛，又迎来了魏晋唱和诗的第二个高峰。西晋的文学活动发达，有华林园集会、金谷园集会、尚书省诗歌唱和等。晋武帝华林园集会可考的有三次。一是泰始四年（268年）二月的华林园宴集赋诗。史载“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干宝《晋纪》），又说“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孙盛《晋阳秋》）。二是太康二年（281年）三月上巳祓禊作诗。程咸所作诗的“序”称“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坛宣宫，张朱幕，有诏乃延群臣云云”，诗云“皇帝升龙舟，侍幄十二人”，则参加诗会者有十二人。三是太康六年（285年）三月上巳华林园诗会。现存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四章。石崇的金谷园集会也有多次，但以元康六年（296年）石崇“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最为著名。东晋著名的兰亭集会，正是有意识地模拟金谷集会。《世说新语·品藻》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魏晋唱和诗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四言是《诗经》的主要体式，四言诗属于魏晋诗歌的正体，因此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文心雕龙·明诗》亦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但在唱和诗的创作中，魏晋诗人对诗歌体式的选择比较自由。建安时期的王粲《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等为四言诗，而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赠徐干》《赠从弟》等为五言诗，则建安诗人的唱和兼用四言和五言。西晋的傅玄、傅咸父子是儒学世家，参与制礼作乐，傅玄《答程晓诗》有两首，其中四言和五言各一首，而傅咸的《赠郭泰机诗》和《赠何劭王济诗》都是用五言写就，则魏晋诗人在赠答诗上对四言和五言的使用并无轩轾。在赠答的形式中，一般是一诗一赠，也有一诗两赠，如曹植《又赠丁议王粲》、傅咸《赠崔伏二郎》等；一般是一赠一答，也有一赠两答，如卢谌《赠刘琨》，刘琨有《答卢谌》和《重赠卢谌》两首。赠答诗一般是自己创作，但也有代作的情况，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属于为上司代作，陆机、陆云都有《为顾彦先赠妇》，顾荣本是文学家，毋庸倩笔，陆机、陆云的代作属于游戏之作。
魏晋唱和诗遵循同题和同体的创作方式。《魏文帝集》说曹丕“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说“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曹丕是邺下文学的实际领袖，促成并引领了诗歌唱和的风气。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往往围绕同一题材进行创作。如饮宴活动的《公宴诗》现存有曹植、王粲、刘桢等作品，游戏活动的《斗鸡诗》现存有曹植、刘桢、应玚等作品，都属于诗人们的同题创作。在同一题材的创作过程中，一般要遵守同一体式的要求，如前述《公宴诗》和《斗鸡诗》都使用了五言体式。同样，在诗歌唱和中，一般要遵守同体的要求，如《文选》“赠答”类的张华《答何劭》和何劭《赠张华》都使用五言体式，又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为四言体式，陆机《答贾谧》说“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也采取四言体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如卢谌赠刘琨以四言诗，刘琨答以四言诗，又重答以五言诗。
魏晋唱和诗促进了总集的产生和复兴。邺下时期的诗歌唱和，促进了总集的产生。曹丕写信给吴质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又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曹丕由于怀念邺下的文学活动，将旧日游园、公宴、斗鸡等诗歌汇聚起来，便成了最早的单一文体总集了。根据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推测，当时的总集或名为《邺中集》。邺下诗歌的汇集，是由文学活动促成的，不同于西汉刘歆《七略》“诗赋略”的图书编纂活动，因此可以说《邺中集》是文学总集的肇端。随着邺下文学活动的沉寂，总集的发展也一度陷于停滞。西晋初年文学集会的繁荣促进了总集的复兴。元康六年，石崇举办了金谷园诗会，并编成《金谷集》（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说“［苏］绍有诗在《金谷集》”），《序》中说“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则《金谷集》的编纂不仅有名传后世的动机，而且在曹丕《邺中集》的基础上创新了体例，同时也启迪了王羲之《兰亭集》的编纂。魏晋之际，还出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总集，如傅玄《七林》、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它们属于史学家的“采擿孔翠”，不同于文学家的文雅创造。
魏晋时期的文学活动纷繁多样，呈现出魏晋文学的繁荣局面，而诗歌唱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不妨说魏晋诗歌唱和是文学自觉过程中最鲜明、最生动的体现。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