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赵氏孤儿，今有彭湃遗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潮安这片红色土地上，演绎了20多位“妈妈”舍命保护彭湃烈士遗孤彭士禄的红色经典。彭湃（1896-1929），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中国农民运动领袖，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1928年11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1929年8月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彭士禄是彭湃的次子，出生于1925年11月。4岁时，其母亲蔡素屏和父亲彭湃先后牺牲。彭湃被害后，党组织设法把小士禄送到革命老根据地潮安彩塘（上莆），隐藏在乡村中，避开敌人的搜捕。前后5年时光，20多位“妈妈”、20多个家族，不怕杀头，舍命相救，接力悉心抚养彭士禄。
1926年2月彭湃与儿子彭士禄、彭洪合影。
1933年，彭士禄8岁时在汕头石炮台监狱被国民党当局列为“小政治犯”并为之照相，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大幅照片，在醒目的位置注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等字样。
数十年后，彭土禄成为新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老年彭士禄忆起这些妈妈，不禁哽咽。感慨地说，“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我对人民永远感到内疚，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他说：“童年时期，是潮汕人民哺育了我，我是吃百家饭、姓百家姓、穿百家衣长大的。他们对我比亲生子女还要好。有吃的先给我吃，自己挨饿却让我吃饱。有的妈妈为掩护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丈夫、儿子！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可亲可敬的老百姓们！”
彭士禄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为新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彭土禄回忆：当时，抚养我的20多个“爸”“妈”，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他们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最后，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姑妈’，还有姐姐(陈永俊之妹)，我们三个相依为命，过着贫寒生活。1933年农历七月十五晨，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8岁的我成了小囚犯，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女牢房里，我又见到曾经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她是先被捕的。真有幸，竟有两位妈妈护着我坐牢，生怕我受饥寒。姑妈是那么善良，忍受着残酷审讯的痛苦，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多么伟大的女性啊！男女牢房几百位难友见我衣衫破烂，共同凑钱给我做了一套新衣裳，我穿上了‘百家衣’”。(杨新英《彭士禄传》前言:彭士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2月)当时，士禄跟随着“妈妈”们东躲西藏，两三个星期、三两个月就换一户人家。到了哪一家，就是那一家的孩子，就姓他们的姓，都管叫人家“阿爸”、“阿妈”。所以，在潮安彩塘一带，士禄有20多位“阿爸”、“阿妈”。他曾被转移到彩塘金砂乡在山里的一个村庄。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在这位“山顶阿妈”家住了几个月后，又被当地红军队长陈永俊领到金砂乡渔民杨嘉清家里。他的儿子叫杨阿孙。士禄称杨嘉清为“阿爸”，称杨阿孙为“阿哥”。后来，又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住了一年多。陈永俊是潮安彩塘金砂乡陈厝村人。金砂乡曾是中共潮澄揭县委机关所在地。陈永俊于1925年潮安成立农会时，就带头参加，后又加入共产党，曾到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家成为我党地下交通站。陈永俊是红军队长、中共潮安上莆区委委员、中共潮澄揭县委委员。他的母亲潘舜贞，丈夫早逝，她积极支持子女干革命。当组织决定把士禄由她收养时，她愉快地接受，叫士禄称她为“姑妈”，并把彭士禄改名为潘保禄。1932年冬，中共东江特委政治保卫局长林苏等两位同志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同时带上了彭士禄同行。乘船至丰顺留隍时遇到巡查的国民党兵，林等2人被捕，士禄又被船夫送回陈永俊家。永俊有个堂弟永辉，比士禄大二三岁，他们很要好，经常在一起嬉戏，一起拾柴放牛。尽管陈家境贫寒，春节来临还为他添新衣，村里做“大戏”、闹元宵，士禄要出门看戏，“姑妈”还给他两个铜板，买杨桃、“鸟梨”等零食吃。潘姑妈家里很穷，以绣花为生。彭士禄记忆犹新:“只有过年时，才有鹅肉吃。‘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士禄在这个和蔼可亲的陈家，度过一个相对安定的年头。1933年9月，彭士禄与潘舜贞等10多人一同遭捕入狱。不久敌人要将士禄押往汕头石炮台监狱。时同监的政治犯刘斌(刘光涛，潮州城培英小学进步教师，潮安东津乡人)、许美勋(潮安彩塘人，左联作家)等人，获悉只有七八岁的革命后代要离开亲人单独发配异地时，特发起为烈士遗孤“捐一个铜板”的活动。当难友们知他是彭湃的孩子时，大家都踊跃捐献，全狱300多人共捐十多元，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剩下的钱也留给土禄。转到石炮台监狱几个月后，彭士禄又被送往广州感化院，一年后才把他释放送回汕头。这个未满十岁孩童举目无亲，又不得不再次来到陈厝村，但陈永俊家门锁已生锈，永俊哥，小姐姐又不知去向，“姑妈”还在牢里。只好跟“婶娘”(永辉母亲)乞讨度日。“婶娘”感到这不是办法，后来便带着士禄去投靠她的二姐夫蔡锦清。蔡是个石匠，生活也很苦，士禄不得不上山割草和学绣花来帮生活。1936年夏，士禄又被敌人抓进潮安牢狱。这时流落在香港的祖母周凤(彭湃的母亲)得知其下落，通过彭泽民、陈卓凡等人的关系，前来潮安认领孙子。要离开时，彭士禄与舜贞姑妈抱哭成一团，含泪忍别。潘姑妈为保护彭湃遗孤坐了4年牢，到了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才被释放。
（左图）彭湃的母亲周凤；（右图）彭湃次子彭士禄，1939年参加革命。彭士禄在祖母照顾抚养下，长大至14岁时，就投奔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成为抗日小战士。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在寻找彭湃遗孤，1940年周恩来得知彭士禄下落，特派副官龙飞虎把他接到重庆，再由贺怡(贺子珍的妹妹)送到延安读书。1951年又把他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红军哥哥陈永俊在揭阳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潘舜贞走出牢狱，返回家乡，已是孤身一人。解放后，士禄特将她接到海丰彭家居住，奉养这位保护过自己的革命母亲。后来潘姑妈又重回潮安老家，士禄每年都寄钱来赡养她。1962年秋，82岁的潘舜贞病逝时，士禄因从事绝密的核潜艇科研工作，无法前来奔丧，只好寄来丧葬费安葬她老人家。革命老区人民把对党对革命的忠贞化作掩护、培育烈士遗孤的具体行动，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一道保护线。反动派多次围剿桑浦山革命根据地，要对彭湃的后代斩草除根。潮安党组织、潮安人民、潮安20多位“妈妈”，20多个家庭，先后接力舍命相救，保护烈士后代。他们对党、对革命是何等的忠贞赤诚！桑浦山革命根据地、潮安苏区人民是多么好的人民！（参考：《红色潮安记忆》，中共潮州市潮安区委、潮州市党史研究室、潮州市社科联编写，2016年8月出版）
责编：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