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疫情下的生活
在一起(2020年抗疫公益歌曲) 张国锋
取消了电影和外出就餐
2020年1月21日，是我疫前最后一次参加群体性活动，是到东四12条12号参加一部电视剧的拍摄。那一天，北京出现了5例确诊病例。但因为拍摄需要，大家都没有戴口罩。拍摄间隙看朋友圈，有人说在车上做了统计，戴口罩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我还留言说，我是那十分之九。
但那天以后，就感觉到疫情严重了，因为钟南山老先生告诉大家“人传人”、“十多名医护人员感染”。后来，武汉封城了。微信平台上也不断看到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媒体也如非典时期那样，每天播报确诊、疑似等主要数据了。
原来的春节计划，一个是玩儿，一个是吃。以往的长假，哪儿哪儿都是人。所以，所谓玩儿，就是看一场电影。我在猫眼电影上订了两张《夺冠》的影票，准备大年初一就去看。一向不去电影院、进去就能睡着的老伴儿也曾欣然同意，因为那片中或许还能找到她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呢。有一场戏，她就站在黄渤的身后。但是，当我还在劝说她戴口罩进场问题不大的时候，传来了所有影院停映退票的消息。
至于吃呢，当然是下馆子了。我团好了一家宾馆餐厅的自助餐，家里还有两张满一百减二十的重阳大酒楼抵用券。老伴儿还曾专门给店家打了电话，得知春节期间抵用券可用。而随着疫情的快速发展和防疫措施的迅速升级，团购券退了，抵用券废了，哪儿也不去了。
赶紧问候疫情高发区的熟人
1月25日，大年初一，发了两条微信一条短信，两条到武汉、一条到宜昌。除了拜年，还有问候。武汉的同仁说，“目前很好”。整个疫情期间，他如平时一样，每天都发出许多条微信，有自己写的，也有转发他人的。武汉的导师说，“我们都还好”。我知道这是指我认识的那个学院的老师们，而且是在当时。他们整个学校，疫情期间有四位知名教授不幸离世，令人痛心。而身在宜昌的没见过面的同行说，“目前宜昌一例。今早六点宜昌交通管制，我们尽量减少外出，都在各自家中过年，也不串门了，减少感染几率”。说不出门，但此后不久，她也参加了社区街道的防控工作。
从百万庄步行到亚运村
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宅家的日子。有时连着几天都不下楼。但是，母亲的老房子我是不能离开太久的。父母是分别于2005年和2017年离开我的。母亲走了快三年了，家里至今仍摆着她老人家最后翻过的台历，她出门时常背的小包也还挂在那个固定的挂钩上。我常常回到这里，似乎母亲并没有离我而去，而只是暂时离开了我的视野。
母亲在世时，精心浇灌阳台上的爬山虎。看到它们枝繁叶茂，她总是感叹草木有情。于是，我每隔几天，就要来给它们浇水，努力不让它们枯萎。即使离开北京，我也尽量不超过10天的时间。
1月30日那天，我决定去老妈的房子看看。打扫打扫尘土，浇浇花。老伴儿说，别坐公交车了，骑我的自行车去吧，减少交叉传染。我一口答应，说你放心，我绝不坐公交车。
但是，戴口罩再戴眼镜，哈气不时把整个镜片罩上一层白雾。骑车就更难受，也更危险。加上我这装了支架的心脏也不争气，从百万庄骑到车公庄地铁站，就实在骑不动了。于是，下车，锁车，开步走。沿着平安大街向东，走过清真满恒记，看到一些居民还在排队，等着买干粮和熟食。到新街口左拐向北，在一个胡同口看到几位街道大妈正在贴传单。我拿起手机想拍下非常时期的特殊景象，一个老爷们儿闪进了镜头。 “发烧了，38度，去医院。”老爷们对大妈们说。 “快去吧”！大妈们边干活边说。
第二天，我看发布的确诊病例没有这个地方。这老弟大概只是普通感冒。而老汉我当时继续北行，到积水潭路口右转，沿二环路向东，从鼓楼大街路口左拐向北，一直走到北四环路。再沿着北四环路向东，经安慧桥向北，终于到达了既定位置。全程十几公里，历时三个多小时。当我准备走进一家超市的时候，两条腿竟然止不住地哆嗦了半天。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又花费了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回到了自己在百万庄的小家。
其实，当时公交车上的人员密度比超市低多了。我坚信当时坐公交车，可以互不传染。但坚持步行一个来回，只是因为对老伴儿做了承诺。做人要守信，无论对任何人。
网购了一些特殊物品
自春节以来，进商场主要就是在超市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了。当然也没少在网上下单。只是网购的口罩、酒精都是下单后日旷持久，有的甚至一个多月之后才能到货。但如果在美团、饿了么下单，买一些食品、百货，还是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的。有一次我下单京东自营的洗衣袋，上午十点下单，下午四点就到了。真不赖！
而早在此次疫情爆发前很久，我就把点外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了。有同龄人说外卖如何如何，但街道指定个餐馆做老年餐，大家还纷纷前往，说明看中的还是价格和卫生。而下馆子聚餐，也是很多人的经常性项目，说明看中的是口味。外卖如果把几乎所有的餐饮放在网上、把下单的送到家里，且如果品种多、口味好、卫生能保证、价格也便宜，何乐而不为呢？按照这样的标准，老汉我平时常点永和、庆丰、和合谷、田老师、南城香这些相对物美价廉的品牌餐饮。专业化、规模化，确实可以节省做饭的时间成本，并创造较高的性价比。
所以，疫情期间，我还时不时地点几次外卖。只是小区禁入之后，订外卖和快递都必须自己跑到小区门口去取了。而亚运村那个小区，是一个从一区到四区、每个区几十座楼房的特大小区。区内有多家商超和餐馆，也留了几个外卖小哥在小区内活动。但订餐后联系，告知必须送到小区大门口。于是，我再订餐时，如果是小区内或附近餐馆的，我就告诉小哥，你不用来了，我自己到店里去取。
早在正月里的一天，老汉我突然意识到我这稀疏的头发还是三个月前理得的呢。要是发廊、发屋始终不开门怎么办呢？买把电动推子吧！上京东一看，这个还真的有。于是，下单，等候，很快就到货了。手里有了家伙，反倒不着急了，让头发再长一点吧！直到原计划停暖前的最后一天，看到街上的东方名剪已经开了，于是花平时理三次发的价钱理了一个体验价的头。而那把电动推子我竟然连纸盒都还没有打开。
有一天，老伴儿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说买压缩饼干以备不时之需，便大受启发说“咱也买点儿”。其实，我对大北京的物质供应是绝对有信心的。但小时候就知道有压缩饼干这种东东，一直也没有亲身体味一下滋味，感觉好奇和好玩儿，于是也下单订了一盒。货到后，一看，军绿铁壳，真酷。本想尝尝鲜，但我俩一看保质期三年，觉得还是留着今后拍片带在身上，一时吃不上饭时再应急吧！
老伴儿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疫情来了，球不能打了。有球友发来宅家玩儿的训练器照片，于是，老伴儿下旨，让我在网上找找。上了淘宝，这个真的有。于是，又是下单、等候、收货。货虽然不咋地，但老伴儿还是在巴掌大的家里比划起来了。
对疫情有感而发，就码字儿投稿
老汉我这一生，业余爱好之一就是爬格子。从没有想在哪个领域整出啥名堂，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笔随心走，随心所欲；想哪说哪，想啥说啥。有感而发，便溢于文字、泄于笔端。专业论文、时评、随笔、杂文、影评、散文等等，形式各异，内容庞杂。所以，俺自嘲说是写统计论文的人里面还写经济评论的，写经济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电影评论的，写电影评论的人里面还写时事评论的，写时事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统计论文的。去年一年达到最高点也是拐点，共有153篇文章见诸纸媒。写四篇，至少有三篇能见报。
疫情开始，恰逢春节，本来有时间码字儿了。但那时本来就不断减少的纸媒有的歇了，有的大幅减少了版面，能发读者文章的版面更是少之又少。整个京城的报纸，一天登不了一个巴掌的读者来稿，所有常有感而发又爱通过码字儿表达的人，都盯着这巴掌大的地儿呢！老汉我本想所幸就歇了，但看着疫情的发展变化，急呀！有感而发，就写，就投，但写了也白写，投了也没人登。
虽然北京等地年前就取消了各种庙会活动，但大年初一晚上，央视新闻中还出现了很多地方聚集性欢度春节的镜头，于是我就呼吁“各地都应立即停止大型节庆活动”。虽然稿子没人登，但大型活动很快就停了，当然这与我写稿无关。
看到电视剧《大江大河2》停拍了，立刻呼吁“《大江大河2》等停拍了，其他剧组呢？”当然，稿子还是没人理。不过，很快有“禁拍令”了，尽管这也与我写稿无关。但这多少还是说明老汉我不仅是对的，而且对的还略早一点儿。
后来，我们系统的《中国信息报》复工了，那上面有我一个专栏。我的一篇《做好疫情统计分析之我见》，终于作为疫情期间我的第一篇建议性文章在2月5日发出。后来，看到听到基层负担过重、报表过多的报道，想起我当年抗非典时“一群挎盒子炮的指挥一个拿三八大盖儿的”的情况，我又在2月11日刊发了《战疫中要减轻基层负担》。
早在刚刚听到春节长假延长三天的时候，我就撰文投书还在每天出报的媒体，强调对这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新型、恶性传染病，最有效的控制就是隔离。钟老先生说14天，得就得了，不得就不得了。如果所有人原地不动、每人住单间14天，得病的治疗，没病的可以解禁。但是这做不到，因为社会还要维持基本的运转，还有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所以就要尽可能减少、延缓流动，把假期尽可能延长。虽然影响经济，但疫情迟迟控制不住，对经济的影响更大。我的这些想法写成文章不断投稿，但依然是石沉大海。我只好在一些公号的文章后面留言。但公号的特点是可以选择留言，所以这些留言留了白留，大都没有被发出来。
后来，《北京青年报》的评论版恢复了。而这时京城有些单位已经复工了，只是有的企业员工是在家办公。市里做出了来京隔离14天的规定，我感觉如果能严格执行好这一规定，也有利于做到防疫复工两不误。于是，就写了一篇《把“观察14天”的硬核规定落到实处》，于2月18日署名特约评论员，作为今日社评在该报刊发。3月中旬，我在小区街心公园看到一些老人扎堆聊天，摘下口罩吐痰，又赶紧写了一篇《街心公园要防止人员扎堆》，再次在这个报上发了。
在春节过后，《经济日报》的评论版也恢复了。编辑老师两次就不同地区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问题向我约稿。第一次，是有的地区放松调控。我一看不好。疫情确实影响房地产销售，但如果放松调控，必然为炒房洞开方便之门，房价也会因此再次上涨，所以赶紧呼吁《“房住不炒”不应因疫情而变化》。而第二次，则是海南省加码调控，以防止社会上产生房价要涨的预期，我又以《楼市稳预期有利稳市场稳民生》为题，对坚持调控大方向表示支持。
一位黄姓女士由武汉到北京，各界普遍关注的是她如何离汉和进京。而老汉我确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可能发生了漏统。最后证明湖北方面将其作为密接者而未予确诊，但北京认为“外地发病，非本市病例”，也没有纳入发布的数据中。如果各地仅根据当事人口述，即认定“非本市病例”，而不做统计的话，那真不知道会有多少病例漏统。所以我在向多家社会媒体投书无果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在我们的《中国信息报》 上发了《确保确诊病人“应统尽统”》一文。后来我又想到，如黄女士一案，即使武汉一开始作为确诊统计了，如果北京不统，也会出现有头无尾的情况，所以又追发了一篇题为《不仅应统尽统 还要有头有尾》的文章，强调要让数字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新冠疫情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而有一个成语叫“空前绝后”。真心希望这样的灾难永远不会再来了。
2020年3月26日
文中插图: 潘璠
:补记:
4月30日起，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由一级调至二级，京城抗疫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五一之际《鼓楼静语》推发本文，既记录一下疫情中的个人生活，也同时向此次疫战中的医护人员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感恩有你有我。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