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山：岁月如歌——编辑部散记
岁 月 如 歌
——编辑部散记
作者：黄文山
2012年10月，我离开服务了37年的《福建文学》编辑部，从满头青丝到华发飞巅，仿佛只是一夜之间。但我已把人生最主要的年华留在这里，一张油漆已然脱落而略显斑驳的办公桌上。
2005年，省文联从凤凰池搬来黎明街新办公大楼时，每间办公室都换了新家具。只是这张旧木屉桌我舍不得扔，于是随我来到新办公室。因为这张桌子里有两排三层抽屉，里面满满地装着我历年的来稿登记簿、作者登记表和编辑部会议记录本。还有不少与作者的来往信件。它们记录着编辑部的多少故事，欢欣抑或沉重、顺利抑或艰辛，睹物思情，感触良多。
一、 特别欢迎式
在正式调入编辑部之前，我已经借用工作近两年，与编辑部的诸位同仁都熟悉了。当然，平时接触最多的是编务黄锦铭，莆田人，个头瘦小，但为人厚道、热情。他是福建师院中文系的老大学生，却甘于当一名普通编务。从收发稿件、信件，联系作者到领用办公用品，都是他的业务范围。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我们都喊他“老黄”，有事总爱找他。其实，当时编辑部里，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以“老”相称，听起来十分亲切。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小说散文来稿，小说散文组的负责人是张是廉和季仲先生。一位古道热肠，一位精明强干。经过两年见习，在老张的热心推荐下，编辑部决定录用我为正式编辑。老季不辞辛苦，亲自到建阳，帮我办好了调动手续。接着就分配任务，要我到邵武煤矿体验生活并辅导业余作者写作。邵武煤矿里有十几位文学爱好者，他们组成一个学习团体，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这期间，编辑部也已经在黄巷19号大院里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两个月后，我完成在邵武的任务，搭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到福州，车上装载了我的几件简单家具。老黄事先告诉我，进城前要先给编辑部打个电话。那天上午，卡车行至洪山桥检查站时，我用公用电话拨打了编辑部的电话。当时整个编辑部就一部电话，搁在编务老黄的案头。电话里很快传来老黄快乐的声音：“汽车到南后街，只能停在黄巷口。到时我们会有一个欢迎式。”
一席话听得我一时云里雾里。
当卡车刚停下，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黄。再定睛一看，窄窄的巷子里，已经一字排开十几个人的队伍，他们中就有老张和老季。我从车上卸下的家具，就通过这十几个人手中接力一般传进了19号院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所敬仰的文学前辈和编辑老师，我握着他们的手，心里一阵阵温暖。
这时，老黄对我说：看，这就是我们为你举办的特别欢迎式。
光阴忽忽，四十多年过去了。策划和参加这场特别欢迎式的黄锦铭先生，还有徐木林先生、陈钊淦先生和郑清水先生已经作古。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更不会忘记以这样的形式欢迎过我的福建文艺编辑部。
《福建文艺》前身是《热风》杂志，1965年停刊，编辑部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体下放。1972年后，他们陆陆续续地从下放地返城，重新集结于刚刚复刊的《福建文艺》编辑部。编辑部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最初，《福建文艺》编辑部属福建省革委会文教组，在鼓屏路办公。后来文教分开，各独立成局。由于省文联尚未恢复，《福建文艺》编辑部暂时归口于省文化局。不久，编辑部先搬到杨桥路原森工局大楼西楼，文化局随后也搬迁到位。文化局各处室分布在一二三层，编辑部办公在四层，隶属编辑部的资料室则设在一层。
四层有大小八个房间，主编室、理论组、诗歌组、戏剧组、编务组各一间，小说散文组人数最多，占据着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大房间。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属客房，给前来编辑部改稿的作者临时住宿使用。
1978年，省文联开始筹备恢复工作，陆续从全省各地调来了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编辑部让出了四个房间，一下显得拥挤了，但也更热闹了。这时，除了主编室、理论组和编务组还保留有一个小房间外，其余十几位编辑便都集中在小说散文组的大房间里。值得一提的是，大房间的中央还摆放着一张简陋的乒乓球桌。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开始，我们有半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这也是编辑部最热闹的时候，编辑部无论老少，人人挥拍上阵。因为人多，只能进行双打，大家自由结合，玩得十分开心，一边打球，一边开玩笑。最初，只要听到大房间里爆发出的喧闹声，主编老苗便会走过来，探头看一眼，大家立刻收敛，不再喧哗。
在许多年轻编辑的眼里，主编苗风浦是一位十分严肃，处处小心，不苟言笑，让人心生敬畏的领导。他平时除了工作外，也很少和我们交谈。但相处久了，就发现，其实他的心很细，而且善良。一次，广西作家李栋、丁章林来福建出差，我请他们到家里吃便饭。老苗不知怎么就知道了，第二天，他让财务给了我一百元，说是编辑部给我的饭费补助。这让我十分感动。
不过后来，连老苗也受到大房间里快乐气氛的感染，在大家的怂恿下，一改平日的严肃之态，笑容可掬地执拍站到乒乓球桌旁。大家便得寸进尺，提出设比赛优秀奖，要求老苗拿出点钱来买奖品。老苗破例批了二十元钱。老苗一点头，编务组的黄锦铭便如出弦之箭，骑着单车，满街逛着，买回了大大小小的一堆塑料盆碗作奖品。
二、 散文专号
刚到编辑部（那时还叫《福建文艺》）时，我先给郭风先生当助手，既编小说，也编散文。郭先生对散文情有独钟，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办一本专门的散文刊物。但受到刊号和经费种种制约，很难实现。他便想到利用《福建文艺》的版面，一次性集中发表一批散文作品。在他的亲自策划下，1979年《福建文艺》以四、五期合刊的形式，极其醒目地推出一期“散文专号”。因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向来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而以整期刊物（而且是两期合刊）的篇幅只发散文，不发小说、诗歌，在全国属首创。特别是这期散文专号，荟萃了国内许多文学名家：冰心、陈伯吹、柯灵、王西彦、碧野、柯蓝、茹志鹃……引起文坛和期刊界的很大反响。为此，郭风先生花了大半年时间来进行准备。向全国名家以及省内重点作者约稿，郭风先生总是亲自写信。他有一个习惯，站着写信，所以字写得很大，一封信往往要用两三张信纸。这或许跟他的眼睛已经老花有关系。稿件寄来了，他便全部交给我们处理。不过，他在稿件上都做了标识。冰心先生的《我的故乡》就发表在这一期散文专号上。这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冰心先生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回忆让她的文思泉涌，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她清晰地回忆出福州故居的生活场景和厅堂里的对联，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正是从这篇散文中，我们第一次得知冰心先生的祖籍地在长乐横岭乡。
就在这年年底，郭风先生离开《福建文艺》编辑部到省作协主持工作。这一年他已经61岁。
1980年，《福建文艺》正式更名《福建文学》。
而每年一期的“散文专号”则成了《福建文学》的一大品牌。被作家们誉为“祖国南方一块明丽的散文天空”。
顺便说一件事。前些年，冰心文学馆征集作家手稿，他们很想拿到这篇《我的故乡》的手稿。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凤凰池省文联旧办公楼。2005年文联搬家时，我的一排书橱还留在那里。打开抽屉，果然找到了冰心先生的手稿。但那是复写的，不少字迹已经洇开。因为当时作家写作没有电脑，只能手写，誊正时，垫上复写纸，原稿自己留下，而将复写稿寄给编辑部。冰心先生、巴金先生、孙犁先生的手稿都是这样。我将这份手稿还有几位作家的亲笔书信交给了《福建文学》编辑部，请他们转给冰心文学馆。
三、 项南同志发奖
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到1984年4月，《福建文学》进行了一次大面积的人事调整。一大批老编辑潮水般地退出编辑部，而把他们的位置让给新人。主编苗风浦到作协任常务副主席，主持作协工作；副主编魏世英调新组建的文艺理论室任主任；编委、小说组长张是廉则出任文联办公室主任。已担任新一届文联书记处书记的季仲兼任《福建文学》主编，蔡海滨、章武任副主编。而对当时庞大的小说散文组来说，这次调整几乎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复刊时的小说组编辑仅剩下我一位，以及大学毕业刚到编辑部不久的陈健和廖一鸣。
为了应对人员锐减的严重局面，我们连续组织了两次小说笔会。一次是1984年3月在连江筱程。来自全省各地的作者有三十多人，大多是新作者，因此，看稿和谈稿件的工作量很大。
过了三个多月，我们又在鼓岭办会。这次参会的人数不多，但都是近年来创作上较突出的小说作者。陆昭环描写惠安女命运的中篇小说《双镯》，就是在这次小说笔会上酝酿成篇并写出初稿。《双镯》经过几次修改后发表，后来被《小说选刊》选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建小说界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紧接着，就是小说颁奖活动。1983年4月，《福建文学》假东湖宾馆会议室举办1982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活动。获奖作品8篇，是在读者投票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选出来的。出于对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尊敬，冒昧地给他寄了一张油印的邀请函。
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参加颁奖活动的都是平时和刊物联系较多的作者，有三十多人。不过谁也没想到，百忙之中的项南同志居然来了，就在我们的颁奖会正要开始的前几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中年人匆匆走进了会议室，只是一个人，身边没有随行人员。有人眼尖，一下就认出了是项南同志。他点点头说：“是。我就是项南。”接着，带着略微有些埋怨的口气又说：“东湖宾馆有好几个会议室，你们没有设指示牌，刚才我是一路问进来，才知道在这里。”
项南与大家一一握手后，在前排坐下来。大家请项南同志为获奖作者颁奖。省委书记亲自为一家文学刊物颁发小说奖，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获奖作者中有一位是来自广西的李栋，当项南同志得知他是全国优秀小说的获奖作家，亲切地对他说，感谢他对《福建文学》的支持，希望他不断创作出更多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颁奖会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正当大家还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不知什么时候，项南同志已经悄然离去。颁奖会后，促使李栋下定决心，要调到福建来工作。
四、 编前会和评刊会
早期的《福建文学》，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制度，就是定时开编前会和评刊会。这两个会主编亲自主持，编辑部成员全体参加。编前会，就是由各个编辑组汇报下期将要刊发的稿件，同时将一些组里有争议的稿件提交编前会讨论审定。而评刊会，则是对刚出版的刊物进行评议，包括作品的优劣，乃至编辑、校对中的差错。编辑部兵强马壮，成员中不少都是全省文艺界的权威人士。而他们对作品的把握、分析、评判，不仅能深中肯綮，而且还能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对我们这些年轻编辑来说，自然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过这两个会，气氛严肃认真，有时甚至火药味十足。因此，每次开会前，内心是既期待又紧张。
一次，编辑部收到一篇小说来稿《清晨，蓝天上有只鸽子……》，小说借鸽子的意象，表达年轻人对人生的追求，语言很美，富含诗意。作者很年轻，只有18岁，是一位刚毕业的中学老师。但这篇散文化的小说，在小说组传阅时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不是严格意义的小说，不主张发表。但我们几位年轻编辑坚持认为，作者很有才华，新作发表就是对他创作才能的肯定和鼓励，编辑部尤要关注新人的成长，不能轻易放弃。于是这篇小说被提到编前会来讨论。当时编辑部里的两位老大姐周美文和金筱玲，态度十分明朗，坚定地支持我们的意见。她们两位都是《热风》时期的老编辑，说话有相当影响力。主编老苗最后表态，对年轻作者的探索性创作尝试，要宽容。这篇作品得以在《福建文学》1982年11期发表。而当年的这位年轻作者现在已成长为我省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
评刊会则不仅解剖作品内容，分析得失，还细勘文字差错，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老编辑们个个文字功力扎实，魏世英、徐木林、季仲、蔡海滨，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还有两位曾经的大学教师陈钊淦和陈章武，一期刊物，由他们纵论长短，妙语如珠，如同华山论剑，精彩纷呈。
五、 寻找老编辑
到2000年，《福建文学》在风雨兼程中已经走过半个世纪历程。我们打算搞一次50周年纪念活动，除了开一个纪念会，还要编一本纪念金刊，即挑选50年来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有影响的作品，比如剧本《团圆之后》等等，汇编成册。再一个就是请两位《福建文学》老人陈侣白先生和魏世英先生共同主编一本《我与福建文学》，请曾在刊物工作过的老编辑以及相处多年的作者写回忆文章。
我们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刊物走过的历程，了解《福建文学》历史沿革，理出历届编辑名单。我这才知道，如果这次不进行搜集整理，福建文学的历史资料将严重缺失。我们向老陈借来刊物，拍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刊物封面。老陈还表示要将刊物无偿捐献给编辑部。我们感到刊物放在老陈那里比放在编辑部更妥当，所以仍然委托他保管。为此，在我担任《福建文学》主编时，特地制作了一面题为“藏山事业”的精致铜牌，在一次新老编辑的迎春座谈会上郑重授予老陈，以表彰他数十年如一日精心收藏和保护刊物的可贵精神。《福建文学》历史悠久，先后进出编辑部的人员多达百人。有的在编辑部里工作的时间还不满半年，还有的因当年建制模糊，虽曾在编辑部帮忙却不知原单位是何处。因此为整理历届老编辑名单，我几乎遍访各个时期的老同志，终于拿出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名单。但对于我不啻是上了一堂《福建文学》的刊史课。
《福建文学》（最初叫《福建文艺》）创办于1951年1月，1954年停刊。1956年以《园地》刊名继续出版。1957年向社会征集刊名后更名《热风》，1964年，改刊出普及性读本。1966年终刊。1973年，以《福建文艺》刊名出版试刊两期。1974年1月正式复刊。1980年1月改刊名《福建文学》至今。半个世纪来，在这本刊物上工作过的同仁不下百人。但因刊物几度停刊，编辑部解散，资料全部丢失。所以，找到尚健在的老编辑，请他们回顾刊物的过往岁月，便显得十分迫切。
经过一番寻找，我们联系上了几位曾经在刊物工作过的同仁。其中就有创刊时的主编鲁岩，副主编晓植。鲁岩曾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省文联主任和《福建文艺》主编，后调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直至退休。晓植和郭风先生共同担任新创刊的《福建文艺》副主编。1954年晓植离开省文联到北京外交部工作。不久，又联系上了原《热风》主编张鸿。张鸿当时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省文联副主席兼《热风》主编。
在北京的老主编晓植和张鸿得到讯息后都非常兴奋，不仅各自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向《福建文学》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和祝福，还先后发来回忆文章，留下珍贵的文字和照片资料。
我们还到晋江看望了老编辑杨梦周。新中国建立前，杨梦周曾经担任过中共厦门工委书记，是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但他热爱文学，特别钟情散文创作，1956年自愿到《园地》编散文。他对文学的执着，让我感怀尤深。离休后他回到家乡晋江。但对这份文学期刊依然一往情深，令人感动。
福州市邮政局专门为《福建文学》印制了一批创刊50周年纪念封。编辑部全体成员在信封上签名，然后以实寄封形式寄给每一位退休或曾经在刊物工作过的老同志。不久，远在上海寓居的何为先生打来电话说，收到这张薄薄的信封，竟然激动得一夜难眠。
黄文山，编审，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文学》、《闽都文化》主编。出版有散文集《四月流水》《相知山水》《砚边四读》《旅枕无尘》《指间青山》，报告文学《凝视中国塔》(与人合著)等。作品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和郭沫若散文随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