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土”吗?

文 | 麦琼

《刘沙:时代变了,不能让大众再认为民乐“土”》(2020年10月8日《音乐周报》)一文,民乐是否“土”的问题引起我的兴趣。“土洋之争”向来有之,无独音乐,其他文化领域亦然。文中指挥家刘沙说:“时代变了,不能让大众再认为民乐‘土’。”这是一个专注于民族音乐的指挥家的由衷慨叹。无独有偶,有时陪我听音乐的伙伴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民乐是不是太土了?所以年轻人不来捧场。我追问他是否自己也是这样的体验?他笑而不答。环顾我们的现实音乐生活,民乐音乐会确实相对冷淡一些,上座率不高。这种尴尬由来已久,只是“时代变了”,怎么面对这个尴尬呢?这其中是否存在什么误解呢?不妨讨论讨论。

先说说怎么理解这个“土”。显然,这里的“土”,不作名词解,而是形容词,表示“落后,不符潮流”,或者“来自民间的”,相对于“洋”,在现代语境中使用。民乐缘何被认为“土”?我想首先是来自“本土”和“民间”之意。如果是这样,“土”似乎不应该成为贬义词,甚至带有歧视意味。不过,既然存在争议,那必定是在与西洋音乐的对比中产生的概念,有落后的潜在意味,只是没有人明确指出来罢了。单从技术手段上说,确实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乐器的制作、乐器的性能等。譬如:钢琴的音域宽广,机械技术要求就非常高,而且材料要求苛刻。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交响乐队中的多数乐器也都是有着一百多年甚至是二百多年的制作工艺淬炼,并有着严密的律制标准,是几乎臻于完美的制作。如果以此论,西洋音乐在乐器上的现代性(先进性)无疑是值得学习(推崇)的。民族乐器的制作是否有发展提高的空间,需要民乐界的专家和朋友作出研判和努力。

虽然西洋乐器在这方面有着客观的优势,但是直接套用于“洋”与“土”(先进与落后)就过于草率。即使是每一种乐器都存在产生到成熟的型塑过程,也不能笼统在文化意义上确定其价值的高低走向。尤其在美学上就更不能做这样粗陋的判断,进化论是不适用于艺术审美的,尤其是像音乐、诗歌等这些与人类的心灵世界关系紧密的艺术。巴赫的受难乐、贝多芬的交响乐、威尔第的歌剧,无论作为一种体裁形式还是文化能量,如何再做进化?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更是如此。写诗,还是唐人的诗歌更耐读,更有美感,这是常识。写小说,如今的作家恐怕是没有胆量轻看曹雪芹的。我们不知道嵇康临刑之际所弹的《广陵散》是如何高妙,但是后人崇为绝响恐怕不是虚名。

广陵散管平湖 - 管平湖古琴曲集

至于歌唱,那就更无法说明后人的歌唱能力一定胜于前人了,包括作品本身。随便举一例就能说明问题,试想现在谁的先进唱法能比肩或超越一百年前谭鑫培的《失空斩》和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邓丽君也已经离世二十多年,是否存在已经落后的说法?相反,如今通俗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多少是让人失望的。

贵妃醉酒 (京剧版)梅兰芳 - (京剧)梅兰芳的经典梅派唱段

如果“土”仅仅是来自民间和本土的意思,那么就不存在自卑心理作怪问题了,何况常常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类似的话在撑腰。当然,这是比较粗糙的说法。现实的文化生态中不是非此即彼,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文化是否能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否为此贡献能量和价值。中国音乐基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美创造,无不通过声音的形式(语言与音乐)沿袭着我们的生活和理想追求,民族音乐应该是我们文化基因中最本质的体现。新时期以来,世界拥抱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中改变自己、型塑自己。在与世界的充分交流中,逐渐澄明不同文化于现代生活、于未来的预期,不应该再有盲从和自我否定,而应该有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坚持和彰显。

其实,我们拥有个性突出、性能稳定、表现力丰富的乐器群,如琵琶的高雅清澈,竹笛的明亮清脆,唢呐的高亢辽阔,胡琴的柔和委婉等。历史上形成过的各种乐种,是不能轻易忽视的。而且在我们的传统器乐和当代创作中,有着相当数量的经典作品,无论气质、艺术质量都很高。当然,如何坚持、改良、展示我们坚实的传统价值仍然是一个非常迫切而艰难的课题。过于对西方管弦乐队编制和创作套路亦步亦趋以接近西方的审美标准,必然会削弱我们的文化个性和创新空间。我们努力的方向似乎可以更加开阔一些,在乐器的组合形式上借鉴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五架头、河北吹歌等,在乐器的色彩性调配上形成新的美学追求。刘天华、吕文成、彭修文、刘文金等先贤其实是有过成功案例的。耳闻胡琴演奏家高韶青、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一直在致力于乐器的研磨、创新,似乎这个路子值得重视。

高韶青与加拿大吉他演奏家、小提琴家即兴合奏

“土”与“洋”作为美学问题的讨论相对比较容易理解,艺术的气质和风格只是审美的嗜好,跟“土”“洋”的标签关系不大。但是关联到文化心理问题,就比较复杂。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学习是必要的,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存在一定的崇洋心态也是在所难免的文化心理。而且,这不一定是由于文化交流中的信息不对等或在艺术审美的对比中产生的自卑,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必须承认,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确实有一种文化心理透着人们的“自是”或“自卑”,直至如今仍然在崇洋的转型路上徘徊与纠结。但是,在经济生活全球化、生活方式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的今天,时代确实在时刻变化着,而且正在发生着人们凭以前的历史经验无法估计的变迁。那么民族的自尊是否还必须谨守旧的荣辱观念?所谓“时代变了”,是否应当指我们如今经济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声量越来越大的同时,民族音乐的文化实力也应当与世界同行,而消除掉自卑的“土洋”观念呢?

这么说来,大众由于“土”而不去听民族音乐也许就是个伪问题了,在乐迷的心目中其实只有好听的音乐和不太好听的音乐。既然存在大家对民族音乐“土”的印象和误解,除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民族音乐的机会不多确实需要检讨外,看来民族音乐的文化氛围和教育也需要努力。因为年轻人的文化教育主要靠熏养,有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才能有文化的主体性自觉和选择。

“俗与雅”“土与洋”的争议是现实问题,无疑有积极意义。不过从历史维度看,它们之间通常在上游激荡着分歧,而在下游和谐汇聚。什么时候我们以“土”为荣,相信就不是扬眉吐气的问题,而是我们携手世界上所有的朋友跃向更高的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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