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有“冤”　喻军

　　沈括（字存中）的《梦溪笔谈》我曾粗略读过，按现在的学科分类，乃是一部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化学诸领域均有独到论述的书。沈括写作此书的地点，即其终老之地梦溪园，我曾专程探访，系镇江街衢里巷一处古朴幽静的名园。记得陈继儒《小窗幽记》中有“非穷愁不能著书”一说，应为战国游士庾卿穷愁著书的出典。“穷愁”二字虽不能涵盖所有著书现象，然《梦溪笔谈》确乎诞生于沈括被贬隐居、门庭冷落之时。他在序文开头即有交代：“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谓之笔谈”，着实道出沈括当年著书时的萧瑟景况。

　　众所周知，沈括是北宋大科学家，《宋史》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还说他“措诸政事，又极开敏”。说明他不仅是科学家，还是朝廷的一名较为练达的官员。在以名教经史为正统的中国古代哲科体系外，自然科学一向属于边缘学科，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清代学术概论》）。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沈括为“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足见他的科学家身份，中外无不为之延誉。然针对沈括的朝廷官员身份，褒贬不一，尤其涉及一桩与大文豪苏轼有关的历史公案，颇受诟病，甚至被当作“文人无行”的典型。

　　事情的起因即“乌台诗案”，据说正是因为沈括的背后捅刀，才使苏轼蒙受不白之冤。出处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内中有一段对王铚《元祐补录》的文字引用。考虑到篇幅，这里略作梗概：沈括奉旨巡查浙江，向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索要近作，苏轼照办。沈括却从“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这句诗中琢磨出皇帝飞龙在天，苏轼却要九泉之下寻蜇龙的大不敬“证据”，并总结性地认为“词皆讪怼”。另外，“反苏派”急先锋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从苏轼其他诗文中也挖出讥讽神宗的“罪证”，于是联手加以陷害。神宗盛怒之下将苏轼交御史台审讯，生死攸关之际，王安石、吴充、章惇等人力保，尤其是太皇太后曹氏出面干预才使苏轼免于一死，遂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从八品的民间自卫队副队长）。苏轼赴任前，在人数寥寥的送行者中，居然出现了沈括的身影，且对苏轼嘘寒问暖。后来沈括贬居镇江，苏轼此时任杭州知府，沈括竟“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可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先说李焘引用王铚的《元祐补录》，乃陈述其事的唯一文字出处，但李焘自己也不敢确信，故作文字补充道：“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元祐补录》只是一本私人笔记，《四库全书总目》也未收此书，能有多大的真实性？此其一；沈括受命察访两浙是在1073年，“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岂有时隔6年才把苏诗呈送神宗之理？此其二；如果沈括陷害过苏轼，那么在苏轼言及“乌台诗案”的所有文字中，为何只提到“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言臣诽谤，遂得罪”（《乞郡劄子》）而从未提沈括之名呢?就算苏轼顾及情面、隐忍不发，那么在与苏轼同朝为官者的文字及各种宋人史料中，为何也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呢？此其三；有人认为沈括揭发苏轼系名士风头之争，显然主观臆测的成分居多。沈括的强项不在文学，而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实证方面，与大文豪苏轼属于“专业不对口”。他们虽无多少声感气求，但也绝非势不两立的敌手。科学家沈括，犯得着对文学家苏轼暗下杀手吗？此其四；有学者比照沈、苏年谱发现，沈括居镇江期间唯一一次招待苏轼，是在元祐六年苏轼奉诏回京途中，沈括赠其一碇石墨，苏轼爱不释手，还高兴地写下一篇札记《书沈存中石墨》，试问这像是“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的样子吗？此其五。

　　例子还有很多，恕不一一枚举，但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对于沈括的污名化，其唯一根据只是一本带有虚构性质的宋人笔记，据此以讹传讹，当属不严谨，非公道，故实有为沈括正名的必要。

　　还是说说梦溪园吧，有个细节倒蛮神奇的：沈括历任礼官、三司史、边帅等，他与王安石始合终暌，受其打压贬谪宣州期间，托一位道士在京口（镇江）买下一处废园，后于元丰八年首次来到此园时，惊呼这竟是自己自30岁以来多次梦见的地方。生命的归宿仿佛早已注定，梦与现实也有了叠影，而素净的稿笺已在案头摊开，正等待着一支如椽巨笔划出炫丽的闪电——竟是那样的石破天惊。

　　　　新民晚报夜光杯20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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