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西崖《东洋镜：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通史奠基之作

大村西崖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东亚美术，虽然已到古稀之年，仍然坚持在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教学。日本有不少热爱古代文化的人士，加上政府大力奖励提倡，还有馆藏丰富（足够专业人士研究之用），正是基于这一基础，大村西崖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过去，罗振玉先生在东京生活时，一遇到精品必定邀请大村西崖前来品评，足见大村西崖的造诣之深。大村西崖在艺术方面的著述很多，对于佛教图像的研究也很精勤，马上又有关于佛像的新书出版。对于美术的热爱真是越来越痴狂。

菩萨残石像

本书最初是作为美术学校的讲义，探讨的范围包含了东亚诸国，实际上以中国、印度、日本为主。对于三国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由于越写越多，只好各自成书，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公开发行。今天要翻译的只是中国这一本，虽非全貌，但仍足以窥全书之精神。因为，三国之中，文化最悠久、文献材料最丰富、伟大艺术品遗留最多的就是中国了。

三尊武士俑

在中古时代（从公元5世纪后期到公元15世纪中期）以前，日本文化一直由中国输入，日本的美术史的跨度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因此日本的艺术品一直带着浓厚的中国色彩。印度虽为文明古国，有其独特的文化风格，但自唐代印度佛教寂灭之后，其艺术渐趋消沉，到了近代印度的有识之士反而向中国学习，印度文化的颓势可见一斑。因此，只需注重中国，便可提纲挈领地将东亚艺术说明白。

异服女俑

本书之所以特别注重工艺的叙述，是因为这些用于实际生活的工艺品虽出于当时工匠之手，但我们在把玩这些历经沧海桑田、百般劫难的物件时，不免神游千载之上，感叹先哲之智慧和前人技艺之精湛。而当时的装饰物，如挂轴、屏风、佛像的神龛、文房用品，以及园林亭台的摆设，往往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艺术。即便普通人使用的东西也有助于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所以很难将其分出贵贱，加以筛选，因此大村西崖对于工艺品进行了大书特书。

涂银马

中国艺术以唐代最为发达，而唐代尤以雕塑和绘画见长。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佛教图像次第传入中国，显然这种交流的深入促使中国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吴道子的绘画、杨惠之的雕塑在当时享有“圣手”的美誉。只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兵祸，很多精品消失了。吴道子的画，虽时有出现，但也是真假难辨。而杨惠之的遗作，自东坡先生赞赏之后，数百年间，一直辱没于尘封的鼠穴之间，同三两个粗鄙的僧徒打发无聊的时光。这也是大村西崖几次中国考察苦苦追寻的东西，等到1924年经过顾颉刚的考订，才发现湮没千年的神物竟然巍然存在苏州甪直镇的破庙里，历经风吹雨打，即将与草木一起腐烂。当时，大村西崖刚到东京美术学校教书，便利用假期的时间，远涉重洋求访。大村西崖曾在序言中说：

“

承示杨惠之塑像，现存甪直镇保圣寺。鄙人曾著《中国雕塑史略》，述惠之之事，拟以“塑圣”。曾闻惠之所作黄巢，尚存而不毁。窃思雕塑之风，至盛唐一变，如太原龙门新窟所刻诸像，姿态衣褶，委曲精详，奕奕如生，必出惠之之手，及见保圣寺罗汉像影片，始得其确，何快如之！鄙人拟于四五月（今年）之交，重游燕京，观故宫博物院，并南下访甪直镇惠之之遗迹，为之摄影。

”

假面

可见大村西崖对于艺术的执着。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为了找寻研究之资料，仍一路风尘仆仆，跋山涉水，而不是仰仗以往的资历，徜徉在典籍里，做个差不多先生。这种实地考察的求真精神足可医治年轻人的浅尝辄止的毛病。我国号称文物大国，前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却听任它们日渐凋零，而后只能从外国人的著述中考求中国文化，行笔到此，不免自愧良久。

大村西崖在中国考察途中的留影

近年来，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举国上下几乎全部身陷功利漩涡,再也找不见高尚洁雅的思想。这主要因为主持教育的人缺乏艺术涵养，以致青年的德行下滑。为了不任由青年的惰性驰骋于贪欲之场，蔡元培先生提出了让艺术取代宗教。然而，中国艺术界的著作多是东鳞西爪，支离破碎，云里雾里的。最近戴岳翻译的波西尔的《中国美术》，虽然内容丰富，但缺乏系统，且为断代史。大村西崖的美术史则仿史家的编年体例，从上古到清代，元元本本，有条不絮，可谓填补空白之作。十分荣幸能够翻译此书。

以上便是我的一点翻译感想。

十二辰镜

《东洋镜：中国美术史》

中国美术通史奠基之作

大村西崖先后五次考察中国

率先在高等学府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

作者：[日]大村西崖著；孙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