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由心造
佛说：“物由随心生，境由心造……”只是，此心，何者为上呢？
曾经王尔德固执的认为世俗世界枯燥乏味，只有艺术世界才是价值所在，于是他孤傲的站在现实世界的对立面，无所不用其极的嘲讽和戏弄它。一心想要把生活过成精美的艺术品。只是一场牢狱之灾狠狠扇了他一个巴掌，使他深刻认识早自己的浅薄，他说“生活道路上所走的歪路，并没有让我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从梦中醒来的王尔德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布景，他人不是观众，生活不是表演”（不知道为什么，王尔德总让我想起王思聪来）
若是读过木心的，你应该不会反对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有洁癖的、唯美的、知识渊博的、不屑与庸人丑人浅薄之人为伍的高贵之人，换言之像个“贵族”，而且他也明确无误的用“贵族”的品味和目光去观注万事万物。就像木心自己说的，他没有群众观点。梁文道说看木心50来岁的照片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怎么看都不觉得这个人像坐过牢。于是，对于这样一个人，只要多少读过几本书的，就很难不会心生崇拜之感。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木心就像唐娜《校园秘史》里的朱利安一样，像是个浮在半空中的人物。他不是不美，不是不让人喜爱，也不是不引人羡慕，只是多多少少带着几分不真实，既是魅力，也是瑕疵。
汪曾祺与木心应是同代人，出身一样的文雅，经历同样的丰富，人生也相似的坎坷。文风也像，淡淡然，只字片语之间，峰回路转，意味悠长。不过汪曾祺世俗得多，与木心的纤纤雅致不同，汪曾祺的雅是来自于俗的。所以木心说老庄，汪老谈牛肝菌，木心谈古希腊，汪老说市井，怎么看都不像一路人。可是汪老的庵赵庄除去貌似烟火气的外衣，内里更像是陶潜去过的世外桃源，骨子里其实还是避世。汪老一头扎进世俗里，把世俗玩儿出了雅致，这雅致本身也对世俗的逃避。
红楼里贾宝玉午睡，进一屋，挂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连连大叫“快出去，快出去”。脂砚斋评，此联极俗。但是，不客气的说，世间万事其实尽在此联。大多数人生一世，无非都忙于参透世事和练达人情而已。这一特征，竟是不分高矮胖瘦、男女老幼、庙堂乡野、鸿儒白丁的，本质都一样。即便四书五经、圣贤之言，也只是承载的工具，内里无非也就这两句话。就像学问总是讲究一个悟字，佛教典籍有悟，圣人教导有悟，学武弄术有悟，悟性总是通畅的必须，悟不了道，便是修习千年也是白搭。可是什么是悟呢？悟什么呢？说到底也无非就这两句。就像金庸，从理想主义的《射雕》到现实主义的《鹿鼎记》，才算是大彻大悟。
当年北京城里的厕所是八国联军搞出来的，再以前北京人都在大街上便溺，那个时候的北京城黄白之物遍地，老百姓都习惯了。有人说厕所是文明的象征，但是换个角度来说，那也是约束——是蹲下就尿自然呢？还是憋着满地找厕所自然呢？自然里哪有厕所一说呢？谁听说过山林走兽便溺时要找厕所？所以若说崇尚自然，随地大小便倒算是真正的自然。可是你但凡习惯了干干净净的街道和香喷喷的卫生间，就再也回不去了，即便这厕所是那么的不“自然”。就像当年的北京人因为不让随地大小便骂娘，可今天呢，改骂随地大小便了，谓之不文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越成了一种题材，一般是说一个现代人时空转移回了古代，运用现代知识混的风生水起。但这种意淫却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上——即时代是线状的发展，后来比先前、新的比旧的要好。黄易《寻秦记》里讲的现代故事“蜜糖”，这个故事的原型可能来自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小说《童僧》，修道院收养的男童，日夜梦想回家，暴风雨夜逃了出来，跌进深坑，幸而揪着把草根，可一只白鼠一只黑鼠啃这草根，眼看要断了，草尖上一滴花蜜，小男孩叫道，让我尝一滴花蜜，我就去死。在项少龙的故事里，战国众人皆震动叹服。《庆余年》里主角背唐诗的功夫技惊四座，更是差点成了《红楼梦》的作者，可问题是唐诗与清末小说差着上千年，时代审美变化极大，若唐诗令人惊叹那清末小说就好不了，若清末小说受人追捧那么唐诗就好不了。
所谓经典名著并非随时随地都是众口一词的赞，它们往往超越时代。超越时代，是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印象派刚刚诞生的时候，非但乏人问津，可是经受了多少口诛笔伐。那帮子巴黎的年轻画家，那革命性质的创作，不过是年轻人愣头青的样子。今天我们说印象派奠定了现代绘画的基础，那是站在今天审美的角度上，在当年，估计要骂一句，画的什么玩意儿。梵高、伽利略、耶稣都超越时代，于是都籍籍无名，等时代跟上了他们的步伐，需要他们的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出来。马蒂斯说艺术与大众之间永远存在鸿沟，这个鸿沟多半就是时间差异。
所以艺术家、诗人、哲学家、思想家和天才是孤独的——如果不是沽名钓誉之辈。即便一个普通人，若是选择了某种不同于当代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也必然是孤单的，甚至是要命的。木心说艺术家和诗人的悲哀痛苦分上下两个层次，一个是思想的心灵的层次，对宇宙、世界、人类、人性的绝望，另一个是现实的感觉的层次，是对社会、人际、遭遇的绝望。艺术和学问不是股票和房产，并不好在早知道，对个人的际遇来说，早知道多半是一种诅咒，所以成功的商人要拿捏好尺度，创新或者是最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太超前太与众不同却必然是失败的。因为商业是要迎合大众的，毕竟商业的成功标志是更多的人愿意买单。
有的人走了极端，一头扎进现实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看什么都是假的。三两下扒的自己赤裸裸的洋洋得意，殊不知这比不谙世事更不招人待见。所谓“看破不说破”，赤身裸体的是想做强盗呢？还是耍流氓呢？既不能雅也不是俗，变成了四不像。
艺术家是天生的，他们精神中有一种普通人不具备的东西，起码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敏感。考夫曼提出过一个叫做西尔维娅普拉特效应，指诗人比其他创作家更易患上精神疾病。艺术家总是一些异类，远远望去，他们绚丽夺目，缤纷斑斓，非同凡响。但成就他们作品的精神世界也同时造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困境。很多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自认经常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他们作品非凡的原因。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到底是生活正常重要呢？还是艺术上的非凡追求重要呢？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多半不是可以选择的。
唐娜·塔特，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著名作家巴里·汉纳汉纳称其为“难得一见的天才，文学之星”。1992年，以小说《校园秘史》震惊文坛。小说讲述新英格兰一所大学里有一群古怪的学生，他们与学校里的其他学生格格不入。他们受魅力非凡的老师的影响，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以为可以借此摆脱单调平庸的当代生活。但他们突破界限后，生活天翻地覆。他们这才发现，真正地活着是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