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基础教育的一个点滴

又是一年开学季。整整七十年前的1951年，我开始读小学。那时候政权新旧交替不久，学校还遗留下来不少旧时的印记。我想，现在把我还能够记得的事情写下来，虽然只是关于一个小学校的个人记忆，也可以看到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点滴。

察院场是苏州城的中心点。人民路贯穿苏州城南北，在宋代的石刻城市地图“平江图”上，称为大街。它的中点称察院场，往东是观前街，往西是景德路。我家就在景德路上，距离察院场不过50米光景。

我家再往西四十米，往北有一条小巷，雍熙寺弄。那时候，雍熙寺弄基本上是一条“死胡同”，从景德路朝北走四五十米就是雍熙寺，寺门当然是朝南开的，挡住了小弄。庙门口两棵参天的古树，形成一个小小的广场。寺的西邻就是小学。也就是说，需要在庙门口往西走十几米，才是学校向东开的大门，小弄到那里也就到头了。

仔细读完上面这一段话，或觉得那里的路很奇怪，怎么会有在庙门口向西走十几米还有一个挡住路的大门？

原来，雍熙寺的西邻，应当是苏州城里有名的城隍庙，大门在景德路上。明代的苏州城是苏州府的所在地，城里有两个县，城东是长洲县，城西是吴县。城隍庙是管阴间事务的，但是其“编制”与人间相仿。所以，建于明代的城隍庙也是一府两县，占中间的是苏州府城隍庙，规模最大，东面是长洲县城隍庙，西面的是吴县。三位城隍爷各有自己的衙门，三个衙门相邻，占了一大片地方（到了清代雍正年间，苏州府又划出一个元和县，它的城隍另找了别的地方，不在这里，不提）。

到了清末，人们知识渐开，知道了城隍一类的都是迷信。朝廷又有旨意，要各地举办新学。地方财政困难，哪里有钱造房子？改造庙宇就是首选。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把长洲城隍庙靠北边的四个殿宇划出来，在雍熙寺门口的西面，开一个侧门，在那里办了一个小学。到民国年间，人们称之“景德小学”，1952年改称景德路第一小学。从我家走到那所学校，大概只有一百米远，而且不用穿马路。

1951年的夏天，我已经四周岁多一点，家里除了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之外，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妹妹。据后来大人们告诉我，说我自己要求去上学，于是就给我报了名。报名后，与别的小孩一样，需要当面考一下，也就是问几个问题，例如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我都照实回答了。我的姐姐、哥哥们都在那里上过学，大概声誉还不错。于是，我就被录取了。

一年级的学是怎么上下来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有一次上算术课时，算一道应用题，老师提问，我很快算出了答案，于是举手，但是回答的时候由于紧张，把多少（具体数忘了）个（人）说成多少只（人）。经过老师指出，大家哄堂大笑。

记得一年级结束，发下来成绩报告单，报告单上有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一共得了十来个“超”，我非常高兴地拿回家。那时候的成绩等第分五级：超、上、中、可、劣。大概这是民国时留下来的说法，不久就变成了优、上、中、可、劣。慢慢的，学生的入学年龄也有了规定，要7周岁才能够上一年级。

那时候贴在教室黑板边上的课程表，除了写星期几之外，还写上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和土曜日。这都是旧时的遗迹，人们的习惯还没有改过来。

这个学校共计六个班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大约四十来个人。最南面的殿宇上下两层，各一个教室。往北是一个大天井，这个天井里有很漂亮的太湖石假山，天井的一侧有一间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天井往北又是一个殿宇，平房，作一个教室。往北又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东侧厢房，马马虎虎成了一个教室，这个教室最小，课桌间走人都困难。天井北又是一个大殿，作为学校的礼堂。礼堂北又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有两棵棕榈树。天井北是最北边的一个两层楼房，应当是民国期间翻盖的，上下楼各一个教室。这四个殿宇三个天井构成了学校的主体，做成了六个教室，一个礼堂以及一个教师办公室。

由于教室大多是旧式殿宇，虽然从1907年开始作为学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设施还是非常陈旧落后。例如，教室都非常昏暗，即使是较好的教室，边上也是原来庙宇的旧式的落地长窗，窗格子都是原来放“明瓦”的小方格，只是把明瓦换成了玻璃。由于原来放明瓦的木制方格很小，只有两寸见方，所以很挡亮，教室里通常都是很暗的（注：明瓦是旧时用蚌壳等制造的半透明片）。特别是最南面楼下二年级的教室，阴天下雨，黑板前面挂一盏昏暗的电灯，我坐在第一排边上时都看不很清楚黑板上的字。在我上学期间，学校的设施也没有什么改进。

学生的学费每学期三到四元钱，加上书费和杂费就要五元多了。这对于一般的人家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像苏州这样的所谓消费城市，国家没有什么投资，老百姓就业困难，市场萧条，手工业者或小商贩们的生意很少。工厂很少，集体的小厂，人们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三四十元就算多的了。人们的生活大多很艰难。所以，每逢开学，教师办公室前面的小走廊里，每一位教师的边上，总是围满了来要求免去部分学费的家长。但是，能够得到部分免费的人极少，绝大多数只能要求分期付款，也就是开学先交一部分，其余的分两次或三次交清。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过去好赖也算是一位“先生”。“抗美援朝”要求捐献飞机大炮时，大哥念六年级，班上难以完成要求达到的“一整份”，当时已经失业的父亲慨然应允，把未完成的捐款数由他一人承担。但是，我家里孩子多，又有初中生，又有小学生，学杂费开销颇大。在失业四年后，父亲重新找到的工作，工资也不多，只有四十多元，在他们工厂已经算多的了。我年龄稍长之后，看到父亲也红着脸向教师申请分期付款，以及到期向父亲要求付款时，心里也总是很难过。希望自己快些长大，可以去挣钱，帮助父亲。

学校大概有七八个教师，除了一位教体育的费老师之外，大多是女教师。大都在1949年以前就在那里教书。虽然学校的条件不好（那时候绝大多数学校的条件都是如此），她们的教学态度都非常认真。各门课程都开得中规中矩。包括作为副科的体音美也很认真。

上面所说的由四个殿宇组成的区域是学校的中间一路。在中间一路的西面，是一间长洲城隍的主殿，仍然供奉着这位城隍老爷，由一位道士丁法师在管理。城隍老爷和他的“随从”都被安置在大殿的北部，用木栅栏与南部分开。大殿西南角上放一张脚踏的风琴，南部就成了我们的音乐教室。

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凡要求教唱的，老师都教我们唱。考试时，要每一个人单独唱指定的歌曲。很多歌曲我至今都还能够唱。

有时候乡下的农民前来烧香，他们烧他们的香，我们唱我们的歌。由于这里与中间一路的教室有大墙相隔，音乐声对其他教室的影响较小。

“礼堂”的东面，有一块空地，总的面积不到一个篮球场大，那是学校的操场。虽然小，却像模像样的，有领操的小小的“司令台”，也有沙坑。做课间操的时候，操场上挤满了学生，有的人只有站到南面的学校大门进来的过道上。

操场的西北角，是一个厕所。木制的连在一起的坐便，可以防止小孩子跌倒在粪坑里。但是有时候容易被不守规矩蹲上去大便的人弄得很脏。那样的厕所，大概是那时候学校厕所的标准，我读中学时的厕所也是如此。

学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校工，与他的女人，一位胖胖的妇女，人们都称她张妈，就住在学校。他们打扫卫生，给老师们烧水，以及负责打钟。学校的二门口，挂着一口不大的铁钟，校工或张妈拿着长把的铁锤，当当地一敲，就是上课或下课了。

同班学生们的年龄相差颇大，有四五岁之多。我是最小的，与我在一起的也都是年龄较小的。大抵是大的跟大的玩，小的跟小的玩。小的不敢惹大的，大的一般也不欺负小的。在一起玩的时候，小的一般只是跟在大的后面，摇旗呐喊罢了。比如踢小皮球，大的在前面冲锋陷阵，小的就后卫守门，踢到界外了就高喊“乌赛（out side）”。
（未完待续）

六十多年前基础教育的一个点滴（续）

上篇说到，我的小学校舍系苏州城里长洲县城隍庙的几个殿宇。

我上小学时，学生的水平全都是“从零开始”的，也就是没有什么学前的准备。大家都没有上过“幼稚园”（现在称幼儿园），那时候，幼稚园极少，上幼稚园大概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语文课一开始就学认字写字，没有教“ㄅㄆㄇㄈ”等注音字母。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国家才公布了“汉语拼音字母”。大概老师也需要先学习、培训，所以来不及教我们就毕业了。我认识的汉语拼音是自学的还是到了初中后补学的，我记不清了。

刚开始，文字还没有简化，有些繁体字写起来确实很麻烦。特别是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我年龄太小，写字慢。记得我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曾老师布置要求抄写的字多，冬天天黑得早，吃完晚饭还要把电灯拉下来（那时候的电灯线上面往往装上“葫芦”即滑轮可以拉上拉下），靠近桌子，在灯下写字。在当时，这样做的孩子好像不多。到了晚上一般没有什么小孩子还会做作业的。不过，年龄略大一点以后，我也不需要晚上做作业了。

开始读书时，教师教书所用的语言主要是苏州话。当然，也总是夹杂着教师自己的方言口音。也有个别老师是讲“国语”的，那时候一般人还没有普通话这样的称呼，而称国语。小学用方言教学的好处是小孩子能够学会用方言读书，这是一个方言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对于某一种方言，如果人们不会用它来读书了，这种方言的寿命大概也不会很长久了。由于国家的广播都是普通话，所以听、说普通话并不难，当然要说得好也不容易。

学校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一般都不多，很快就能够做完。因此，放学后大家都在玩。中午和下午学校放学，照例是在学校门口排队，走到景德路口就各奔东西。那时候马路上也基本上没有汽车，只有一些“黄包车”（人力车）和极个别的自行车（南方雨多，马路多为弹石路，骑自行车极不舒服，50年代苏州还没有沥青路）。所以小孩子的交通安全问题不大。

下午学校放学后，也有少数学生愿意留着学校操场玩，学校也并不禁止。像我这样家里离学校近的，回家后再到操场玩也是常事。

由于学生的家庭经济都不宽裕，所以学校组织学生的活动，必须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有两次活动，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坐火车。那时候家长极少会带孩子出外旅行的，所以小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坐过火车，连近距离看到火车的也很少。学校组织我们坐火车，我们排队走到二里多地外的苏州火车站，是包下来的火车，乘到浒（音xu3）墅关。浒墅关在苏州西边的大约十公里处。到浒墅关车站后下车在站台上等了一会儿，火车头调过去后，又上车回苏州。学生每人只花一角钱，但是我们坐了一回火车，也算长了见识。

还有一次是去虎丘游览。虎丘是苏州最大的名胜地，在苏州城西北约四公里处。50年代中，那里还不通公共汽车。大多数人是从阊门外，走被称为“七里山塘”的山塘街到虎丘。如果坐欧式马车则价格不菲，而且坐不了几个人。学校就租农民的船，我们在城里就下船了。一条船上可以载许多学生。中午饭学生自带，一般学生或自家摊“面衣”（类似死面饼），或买烧饼或“老虎脚爪”（类似烧饼的一种面点）。下午仍然原船回来。每人也是一角钱船钱。那时候虎丘还没有扩建，二山门桥外还有很大一片空地，我们就在那里做游戏等活动。

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船，特别是坐农民的船，都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但是，只要组织得好，大家有积极性，还是可以很安全的。我看现在没有哪一个学校敢于这样做，或者做类似的事情。当时能够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学校在学生特别是学生家长的心目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都相信学校并且听从学校教师的教导。

教室里的座位是按照学生身高的大小排列的，想必这是过去学校的惯例。据说现在有的学校按照学生的成绩甚至家长的“贡献”来排列，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实际上，在教室坐在前面的学生对学习最为有利。坐在后面的同学，可以看到前面同学的举动，受到的干扰较大，不容易集中精力听教师的授课。我年龄小、个子小，总是坐在前面，这是很“占便宜”的事情。在这所小学虽然都没有以学习成绩排名，但是几位同学成绩较好，后来知道考上中科院或教育部直属大学的，都是当时年龄较小的小个子。

我上学很早，比大多数同学小许多，一般的学习不成问题，甚至还比较优秀，但是有些课程就不行了。一个是“手工劳动”，一个是体育，一个是作文，这些课程与年龄还是很有关系的。手工劳动是50年代中期增设的课程，我记得学校要求自己找一块木头，削出一条船。我既找不到比较软的木头，也没有合适的刀具（只有一把很钝的削铅笔的小刀），于是做不好。另外，作文也比较困难。这样，学校找我父亲，说我年龄太小，让我留一级。于是，我多读了一个五年级。留了一级之后，我仍然还是年龄最小的，所以当时也没有感到很丢脸。从此反而更觉得学习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学校的教师只有个别很严厉，比如教体育的费老师，学生都怕他。记得六年级时一次考试地理，不知为什么，由费老师来监考。把试卷发下来之后，他说还要解释几句，不让同学们着急做题，要听他说。我的好朋友裘同学不管那些，拿起考卷就做题。费老师过去把裘同学的试卷抢过来，三把两把就撕碎了。这下大家都害怕了，听费老师讲完，才开始做题。过了好几分钟，费老师才补给裘同学一张试卷。不过，裘同学还是第一个做完了试卷，交卷离开。这位裘同学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其余的教师都比较和善。例如在三年级和六年级做过我班主任的任家蕊老师对待学生就特别好，像慈善的母亲一样对待每一个学生。我过去专门写过一篇博文《任家蕊老师》。

教我六年级的地理的是一位新来的年轻教师，兼任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有一次她讲到非洲的刚果河时，随口说到那是世界上水流量最大的河流。我觉得她说的不对，我从哥哥的初中地理书上看到水流量最大的河流是亚马孙河，刚果河第二。我就举手，指出了她的错误。她说她需要回去查一下。下一次上课时，她承认我说得对，还表扬了我。

由于学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以学生住得都很近。一般都在一二百米的范围之内，远的也不过二三百米。这样学生上下学都很方便，家长不用担心。即使像我四岁上学，也都是自己去，从不需要麻烦家长。这是现在规模很大的学校所不可比拟的。现在城市的学校，规模太大，家长接送，天天辛劳，苦不堪言。不但学生和家长辛劳，就是学校附近的居民也经常因为交通堵塞，叫苦不迭。城市的小学规模大了，好处少而弊病大。

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多，很快就能够做完。所以，课外的绝大多数时间，学生都在玩，也有的学生需要帮助家里做一点活。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许多人并不能升学，他们对读更多的书也不感兴趣，年龄较大的学生需要早点去赚钱养家。例如我小学毕业上初中后，初中里学生流失严重，许多人都挣钱去了，学校便想方设法要去找回这些所谓“流生”，动员他们的家长让他们回学校学习。

时代在不断进步，我的小学生活无论哪种条件都无法与后来的学校相比。不过，有一点却是现在的学校所不及的，那就是学生、家长和教师在精神上没有很大的压力。

学生只要略微用心一点，就能够及格过关。除了希望吃得更饱穿得更暖之外，他们是愉快的。他们不会很烦，不会像今天的许多小学生一样，成天处在无尽地被催促之中：被催促写字、做题，被催促吃饭、吃蔬菜，被催促洗漱，被催促睡觉，被催促起床……而总被催促的直接原因则是家长们的焦虑，家长们担心他们吃不好、睡不好、考不上好学校、将来没有好工作、没有好房子、找不到好对象、没有幸福的晚年……一句话，害怕他们在与同辈们的身体和学业成绩竞争中不能优胜。

过去的家长则没有这许多想法，他们只要学生在学校不闯祸，不要留级就好。他们关心的是子女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家长的焦虑仍然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我小孩子不了解当时教师的情况，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在用心教书，学生都尊敬他们，家长都尊重他们。

70年代，景德路第一小学被合并到更现代一点的马医科小学去了。原来的校址作为教育局的招待所，如今则成了社区的图书馆。前几年，人们把残存下来的两个殿宇进行了维修，建筑得到了保护，成了文物，并且根据古人的记载作为周瑜故宅而纪念。

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前人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搬走或砸毀了庙里的泥塑木胎，把庙宇改成了学校。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庙宇改成的教室完全不符合现代教学的要求。而残存下来的古老的庙宇建筑又回归到文物。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本文来自冯大诚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