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梅节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四）
梅节先生
2013年4月17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共同主办“《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座谈会上，蔡义江先生谈及该文的写法时说：高淮生同志有一个办法，他用别人的、其他名家的说法来谈这个特点，至于怎么评价你自己去看。譬如梅节先生的文章里面往往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对抗性比较强的语言，淮生引了吴组缃先生的信及沈治钧同志《红楼七宗案》里的材料，让读者评判。作者在褒贬问题上面有困难，但是提供了这些东西，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样的一种尖锐的、带刺激性的风格是好的特点，还是不好的、要改的。胡文彬先生谈及该文的写法时说：比如这期你写梅节，那确实是太难。高淮生引了吴组缃先生的信及沈治钧同志的《红楼七宗案》里的材料。借用了几位先生的话，把这个事解读得就比较好，使得梅节这个话马上就消融了，使得一种对立的情绪就化解了。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好办法。蔡先生和胡先生以上所谈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梅节的红学研究”很难写；二是“借力打力”的写法可取。
2013年4月26日，梅节先生发来《梅节的红学研究综论》一文读后感：“读了两遍，一再击节。当然，其中也有了解不深的地方，如以‘忠厚待人’责我，我是不接受的。”显然，梅先生是有意见的，于是，进一步的解释也就有必要了。
《梦梅馆覆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2013年4月28日晚20时，笔者答复梅节先生的意见如下（摘要）：
先生对拙文的赞誉和不满都是自有道理，我将既自戒不躁，并反省自查，不当之处，还请先生不断教我为盼。
先生的学术个性正是敢于对抗权威、敢于摸老虎屁股，好说刺激的话。这般话语能给人以“忠厚待人”欠当之嫌，这也是写先生的“综论”最难写的环节，我是这样理解的，可能并不准确。所谓有欠“忠厚”，此处并非就是给先生日常为人定论，先生宽以待人，尤其是对后生，这一点不仅沈治钧（按，沈治钧在所著《红楼七宗案》中表达了对梅先生的敬重）深有体会，我同样有深刻体会。我的《学案》前言即已申明——“只涉及学术事实的述评，不涉及人格价值评价”，至于究竟做得如何，我只有听大家的评价了。而学术辩论说“刺激的话”，就此一点而言，自然会给读者不够“忠厚”的印象，这是读者接受的问题，不是先生是否接受的问题，先生以为有道理吗？胡适“劝告一切学人不可动火气，更不可动‘正谊的火气’”，应当也是出于这般考虑吧！
尽管先生的“信仰”乃“嫉恶如仇、刺伪颂真”，但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做如是观，譬如周汝昌、包括拥护他老先生的师友群众等，先生以为对否？其实，这里涉及到如毛泽东所说的“动机”和“效果”如何统一的问题，好的动机不见得就能有好的效果！
我在《梅节综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不失忠厚’这一条，则是梅节受到一些人‘非议’的关键之处。如何做到‘忠厚’呢？不妨以‘了解之同情’作为基础。”我是在呈现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事实，这是写史者的“实录”，至于“褒贬”，我是留给读者去做，留给时间来评判！
《耦耕集：梅节马力论红楼梦》，梅节、马力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如果先生再容比较地讨论一下鲁迅的个性，也许会更加释然了——鲁迅如果仅仅做学问，继续写他的“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或者古籍整理，尽管可以成就学问大家，甚至“大师”，却绝对不能成就一位如此不可替代的“思想家”“革命家”，而他成就自己的主要成果便是他的“杂文”——如匕首，如投枪，犀利无比，刻毒无比，他骂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节，至今令人胆寒！如果先生在学术“斗士”方面尚可与鲁迅略作比较，我以为，如果先生按照读者的“要求”变得那么地“忠厚”起来，甚或“乡愿”起来，先生的“布衣红学家”的个性何以成就呢？这是“性分”所致，同样是个性追求所致。所以，一个人成就了自己的某方面个性形象的同时，往往又难以兼美其他的方面——这是“悖论”，这一“悖论”也有读者的评论参与所造成！
梅节先生是以“布衣红学家”称号享誉香港学界的。笔者《梅节红学研究综论》一文中这样诠释“布衣红学家”一词：
“布衣”者，不仕之谓，不谈政治，游于体制之外。钱穆曾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论及中国政治之学时道: 梨洲晚年，则为《明儒学案》，此书亦深具作意。明儒亦承元儒遗风，以不仕为高。盖梨洲为《明儒学案》亦显有提倡不仕之意。梅先生称自己的研红是“业余性质”，其实决非实情，身为“布衣”，文却求真——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说刺激人的话。
然而，喜欢直言正道的梅先生同时又是宽以待人的长者，笔者对此难以释怀。
自《梅节红学研究综论》撰述以来，梅先生一直给予了热情地关心、真诚地答疑。尤其《红学学案》出版之后，又给予了很高的褒扬。诸如此类的厚爱之举，着实令笔者感动与鼓舞。譬如，先生来信告诫：“半世纪或一世纪后，人们欲了解二十世纪红学研究成果，再不会去翻那些汗牛充栋的专辑专书，而是看先生的学案或几本红学史。所以先生撰此学案，责任就非常重大。传世之作，不要急于求成，慢工出细活。”（2012年12月24日信）譬如，先生说：“其实，红学现在仍是摸索、开拓、成型阶段。”这是对百年红学发展的整体性认识，无疑对《红学学案》究竟该立案考述哪些学人这一敏感问题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再譬如，梅先生欣然为拙著《红学学案》题词——“石归大荒，情系红楼；江山异代，千古评章！”（2013年秋题词）可圈可点者，历历在目也！
《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梅节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
梅先生曾在《海角红楼》一书“序言”中一往情深地说：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出版能有几个读者，但我写这些文章是花了心血的。有些文章触犯一些人，包括朋友。但我不敢现在就作对与错的结论。我把《海角红楼》当作一只纸船，让它载着无可言说的恩恩怨怨，漂向红学的书海，浮也罢，沉也罢，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
笔者对此深为感慨，曾在《梅节的红学研究》一文“结语”中说：“是啊！如果这一只纸船果真有了性灵，不妨任尔自沉自浮也罢。至于‘归宿’，或竟沉陷于渠沟深处，或随那一叶浮萍归之于大海，幸与不幸，心有所系而已。”（《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笔者的确很欣赏梅节先生的“纸船”之喻，因为读之令人动容！
2013年12月5日，笔者书写了自拟对句寄奉梅先生——“布衣能守弘道愿，红海漫游凭纸船！”
2014年7月28日9时修订于中国矿业大学文昌校区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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