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雨：《金瓶梅》阅读行动研究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而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阅读研究，均具有三层意义：作品的文化和社会属性；作家预设的阅读语境及其心态变化的个体属性；作品传播的可能途径等。
运用阅读批评的方式针对于褒贬对立，爱憎纠缠的古典小说《金瓶梅》，是力求摆脱以批评者为中心，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对待文本分析的一种尝试。
《金瓶梅》阅读研究有关笑笑生创作文本，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它是一部移植其他小说故事的文本。
兰陵笑笑生如何选择移植对象，又是如何进行“移植”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这是属于解读作者对隐性阅读者存在的某种预期的实体显示。文本的写作，往往是以此为据来设计阅读的语境。
换言之，《金瓶梅》文本中所存在的大量“镶嵌”或“编织”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相关的情节和场景的选择意欲何为？对文本的写作和文本架构的作用是什么？这一部分的研究对《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地位和意义有着重要的评价性意义[1]。
《黄霖说金瓶梅》
另外，《金瓶梅》文本出现之后，从抄本到刻本的过程中，在一开始就很快产生出受众阅读反应的巨大差异性，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通常被视为对《金瓶梅》所产生的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分析研究，通常认为是传播与接受的范畴。本文所涉及的阅读分析研究，主要是针对流播的部分展开。
在21世纪前，“阅”一词，有三个词条解释，而“阅+读”的释意就是“看”[2]。阅读通常被视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某种自主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并由此带来愉悦的快感。
在传统的平面媒体时代，阅读基本属于人的日常活动，近乎等同于人的生理需求般自然。随着新媒体屏面阅读模式时代的到来，传媒流播问题已经成为传媒学的显学之一。
如何阅读？怎样引导阅读选项？这些关于阅读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涵盖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并成为与之相关的各种探讨。
《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有关阅读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阅读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视觉材料主要是文字和图片，也包括符号、公式、图表等。……。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3]
且不论古今社会形态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论传媒形式从纸质平面转向视屏多维后，这种旧与新的阅读形式有多大的差异性，就阅读这一行为的功能性特质而言，两者并无显著的差别。具体到个人阅读的心理实质，仍然是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对文意的探究。是一个思维过程。
因此，对于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而言，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作品的文化和社会性能；作家预设的隐性受众的阅读语境设想；作品传播的可能途径等。
由于阅读研究具有更为客观的批评指数，利用阅读批评的方式，针对于褒贬对立，爱憎纠缠不休的小说《金瓶梅》，采用接受状态下的分析研究，以受众的换位思考方式，而非以批评者为中心的主观态度对待文本研究，实在是一个新尝试。
《金瓶梅词话》卷之一
明代对《金瓶梅》阅读可分为抄本流传与刊刻行市两个阶段。从抄本流播伊始，这部小说所引起的阅读评价势同冰炭。有资料表明：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文学家袁宏道给书画家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金瓶梅》从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这是迄今所知《金瓶梅》以抄本形式在明代社会上传播的最早的记录，是研究《金瓶梅》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文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与谢在杭》：“《金瓶梅》料已成颂，何久不见还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未编稿》之三《诗、尺牍》）
一部小说，画坛领袖收藏，文坛领袖阅读，社会活动家“成颂”，仅“伏枕略观”，便评价“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且借来抄存，还急着“倒换”“后段”，忙着催人“见还”。……
袁宏道像
“公安三袁”老二袁宏道在《觞政》中称《六经》等为酒经，诸《酒谱》为内典，“李杜”等为外典，《水浒》《金瓶梅》等为逸典，并嘲笑说“不熟悉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觞政·十之掌故》）
“公安三袁”老三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描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9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一部小说，哥哥奉为经典，弟弟却称为淫书，兄弟二人同以“性灵”为宗旨，却对《金瓶梅》的评价判有霄壤；同样一个董思白，对“极佳”之书却要“焚之”，原因究竟何在呢？[4]
崇祯本《金瓶梅》
引用这段资料意在说明，《金瓶梅》尚未刊布流市，就已在小众（小群受众）中产生了如此对立的不同评价。尤要指出，这群早期受众皆可视为当时的鸿儒名流，他们在知识结构、受教育程度、社会身份地位、以及生活阅历等方面，基本上同属一个阶层。
然而，在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时，他们发生的阅读体验，竟产生出如此天壤差别，这不得不说，应该是小说本身的内涵太过丰富，使得阅读者可预期的差异存在多方面可能性造成的。
这部书稿经历了“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5]的困顿遭遇，可《金瓶梅》还是被刊刻了出来，并流布于市井之中，且依然带着势同冰炭般的差异性评价，[6]走到了社会大众的阅读视野中来。
《金瓶梅》既被视为情色小说，自会有着批评上的众声喧哗。《金瓶梅》因写出了人性在受到社会现实的扭曲后，特别是对两性的关系，在欲与利的驱动下，变成十分丑恶的异化行径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剥露，使得受众总会在掩卷拂袖后，难免心生对人对己，由此及彼的某种憎恶感。
齐鲁书社版《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在刊行后的几百年间，《金瓶梅》一直都是历代官方禁书的必选，久而久之，遂致当今的后工业文明时代，《金瓶梅》也通常被目为色情文学一流。可《金瓶梅》虽历经各代严禁，仍是常禁不止，总是在禁不可禁的胶着状态中流播不断。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学术层面对《金瓶梅》研究的态势大兴：“1985—1994年，是中国（大陆与港台一体）《金瓶梅》研究如火如荼的十年，是继‘红学’之后又一门显学——‘金学’形成的十年。”[7]
与此同时，“金学存在有两个严重的不相应：一是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严重不相应。……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相应。”[8]这般尴尬又困顿的局面于明代四大小说的阅读与批评格局中，唯《金瓶梅》所独有。究其对立始终的因由，阅读体验的差异感所产生的极大影响不可忽略。
所谓阅读体验的差异感，指读者的个人阅读预期心理差异。个人的阅读选择基本是一种主动行为，对阅读对象选择的差别，正是阅读预期心理差别的最明显体现。
作者所著《商风俗韵：金瓶梅中的女人们》
由于文学作品以故事、人物和场景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拟时空，在其中所发生的一切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往往与受众的阅读期待会产生重合的关系。作品中人物故事以及所经历的人生过程与受众阅读预期重合度的多或少，决定着作品获得读者的认同与好感度，两者是一种正比的关系。
简言之，读者在作品阅读过程中得到的预期重合度越高，对作品的评价就会越好，反之亦然。而重合度与阅读者的文化心理积淀紧密相关。且看下列材料和分析：
《金瓶梅》的作者对于故事只有取，没有给。让故事自己去完成本也说得通，但人生的完成仍有比故事的完成更广大的，作者的不足就在于他描写书中人物，而不能超过书中人物。……作者在《金瓶梅》里也不能发现自己。他不能赋予故事以人生的完成，只能写出故事自身的完成。
好的作品必不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金瓶梅》我就嫌他太过代表一个时代。但《金瓶梅》仍有他的不可及处，中国至今还没有把文字与言语结合得像《金瓶梅》这样好，这样活生生的。……
《金瓶梅词话校注》，白维国、卜健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
全书几乎没有一处写的不好，气魄也大，然而仍旧像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永远失落了，又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使人的心只能往下沉，得不到安慰。最好的艺术作品一定能给人安慰的，使人的心有着落处。……故事已经完结了，完结得毫无遗恨，然而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仍旧没个着落，只是壅塞的忧伤，解脱不了。[9]
确实，《金瓶梅》的世界让人悲哀。这种生命有限，人生苦短，要即时行乐的现世享乐生活观的浸染，……使其人物也既承受着道德伦理制约的重压，又难以从充满诱惑的现世利益中退步抽身。
《金瓶梅》是一个讲述人在对“善”的追求过程中，曾经迷失过路径，经历过大悲大痛的寓言故事。寄寓其中的人性本质追问，在穿越几百年时空隧道后，仍叩响着时代的心灵之门，彰显着人生哲理思索的魅力。[10]
《金瓶梅》这部作品，我们小时候看不到的，因为是禁书，……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情色小说。
那时候大概不到20岁……回到家躲在棉被里面读，结果发现古代人太保守了，每当他们脱了衣服上床以后，下面一句就是“一夜无话”，……原来这样就是色情小说？
……原先我们以为在阅读中非常重要且不可避免的触动感官情色的描写好像慢慢不那么重要了，而是其他在生活里或生命里遇到的情境。以那样巨大的、不可回避的，扑面而来的力量袭击你，让你不得不正视它、面对它，不得不返回到自己的身上去思考……[11]
中华书局版《金瓶梅会评会校本》
材料一：胡兰成先生的说辞有着明显对文学要引领人心，能教化人性为主导功能的肯定性意识。相信具有同类意识的受众不在少数。而这类受众一直是选择坚持文学作品的正面性为主的中坚分子，也是古往今来，对于平面传媒时代而言，最具有评鉴能力的受众群。
这类受众希望通过受众对作品的阅读，达到自我精神升华的效果，即便不一定能达到很高的提升，最低限度也应该让跟随文学人物命运起伏的心情有所慰藉和安抚。他们把这样的阅读预期，视为文学天然的社会承担。
显然，胡兰成在阅读《金瓶梅》之后，阅读预期产生的是巨大的失望，使得他的心情也变得“壅塞”起来。以胡兰成的文学修养而言，还能体会到《金瓶梅》言语的生动，在中国文学中实属难得。若达不到如此修养的受众，只怕是连这一层也是不能领略到了。
胡兰成
材料二：此种说辞较为注重的是作品的理性思辨部分，以作者创作时潜意识中隐形性阅读关注的心理状态为考察对象。阅读《金瓶梅》的文本，看到笑笑生借人物的各种遭际，表达出来的是愤恨与无奈之情，并由此体验到对作者思考脉络把握时的愉悦感，领会与子契合的快乐。
就“指斥时弊”的深刻，情节构成的巧妙，人物命运的意外结局等等，已然超越了阅读初始怀有的预期，故而产生出震撼之感，视作品为深刻和厚重，有着“彰显”思辨力的杰出巨作。
材料三：张曼娟女士的说法，针对于《金瓶梅》阅读，是具有普遍选择和心理预期的现象。《金瓶梅》的阅读选择，不少读者是被“第一淫书”的名头所引诱，产生出对性描写的好奇。这类读者就是抱着看书中如何写淫，又写到何种层度成为了“淫书”的心理预期阅读。
张曼娟教授
材料说明的是，由于个人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的变化，阅读心理预期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从“躲在棉被”的阅读到“正视它、面对它”的阅读，这种心理预期变化的出现不惟《金瓶梅》如此，《红楼梦》亦是如此。
上述三则材料分析，意在说明阅读预期与评价之间的关系。《金瓶梅》阅读批评，虽然长期以来都存在着显著的对立，但这不过是表示出人的阅读心理预期不同差异的巨大而已。
阅读心理预期取决于个人所持有的态度，每个人身处于社会现实中的立场不同，阅读心理预期自然有异，加之个人经历构成的种种差别，便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有差别的阅读态度选择。
所以，从当年发生在袁氏兄弟间的巨大批评分歧，到当今社会存在的两“不相应”现象，也就不再是一种困惑不解。
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梅节校订，台湾里仁书局2007年版。
阅读的行为方式一般分为有指向性和无指向性两种。这两种阅读行为方式与人的阅读活动相依相伴，相互依存。由于该问题涉及到传播学学科，自然有必要对一些专业性的基本概念做出相应的解释。[12]
文学作品的阅读一般有着指向性与无指向性两种方式相混合。个人对一部作品的阅读选择，往往不是十分清楚选择用何种阅读方式。可对于《金瓶梅》阅读而言，却很是个例外。
从刻印本行市始，对《金瓶梅》阅读选择的人，竟是无有例外地属于指向性阅读。
指向性的清晰与《金瓶梅》长期被作为禁书不无关系，但引人注意的问题在于不论出于什么样动因（年轻人大多出于猎奇；闻名而动的了解性阅读以中年人居多；以研究为目的的少数受众）的阅读，受众中的大多数人，皆有阅读心理预期不能得到满足，或是部分满足的遗憾，故阅读体验差异变得突出而导致评价褒贬不一，观点歧出纷繁。
不揣冒昧地套用鲁迅先生分析《红楼梦》阅读体验差异时，十分经典的句式来评《金瓶梅》，或是无大不妥的吧，即：文学者看见悲悯，宗教者看见轮回，理学者看到人欲，道德者看见淫荡，从商者看见资本，从政者看见权势，情色者看见房中术，社会学者看见两性利益博弈……[13]
鲁迅先生
可不论属于哪种阅读视角，都会有“作者与读者的感情仍旧没个着落”的缺失感：悲悯无泪，轮回不果，人欲不达，淫荡少足，资本无恒，权势难永，房中泄恨，两性无情……。人生的种种希望和期盼，人性私密需求的那点龌龊和肮脏情结，正面与反面的，正向与反向的，似乎选择阅读初始所预期的各种心理指向目的，皆不能得到完满。
对《金瓶梅》的阅读，往往是在掩卷之后的一声叹息。这是否也给作品的评价带来了更多负面影响的可能原因呢？毕竟任何方式的阅读，人都有着成本计算的潜意识存在。既然阅读成本=时间成本+体力成本+金钱成本+选择成本，那么要求通过阅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安抚，或升华、悟道的回报，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
至于怀有猎奇、了解或是研究的指向性阅读，就要看付出成本者所需要的具体回报内容是什么了。这方面可通过下列材料和分析：
主讲人：我先讲一下，《金瓶梅》和其他作品的区别，你就知道该怎么读《金瓶梅》了。《红楼梦》受了《金瓶梅》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读《红楼梦》――我一再讲过的，《红楼梦》里有生活的哲理，有诗的光辉，有向上的精神，但是《金瓶梅》里边基本上是黑暗、腐朽，作者写那些内容是欣赏的，不是暴露的。
《金瓶梅资料汇编》
我们知道暴露一些东西和欣赏一些东西，在主观创作态度上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有一个明确判断的，我们看《金瓶梅》那些淫秽的描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一些黄的毛片儿，就好比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夜总会里看那些淫秽的表演，那些东西和《金瓶梅》的描写一样，是展览，是表演，看的人也是津津有味。
《红楼梦》里也有个别的地方比较淫秽、比较色情的，但是那些并没有使我们感觉像读《金瓶梅》那样，第一没有那种吸引力，第二我们知道那是无伤大雅的。所以，我们看《金瓶梅》，作为一般的读者，可以了解它究竟写了什么，内容究竟怎么样，它艺术上有什么成就。
我个人认为，《金瓶梅》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超过了《金瓶梅》内容给我们的感受。《金瓶梅》是比较早的长篇小说里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金瓶梅》的叙事风格是一条线一直下去。
从古到今在小说史上小说的结构最早是放射型的，画一个圆圈像一个太阳，有很多光芒，放射型的，这一条一条的线可以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把这些线并在一起，形成了一部书。……
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
《金瓶梅》不是，它的发展线索是一条线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是有贡献的，有地位的。我说应该多注意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对一般读者是不是有意义呢？我也怀疑，你不研究文学，不研究古代小说，不研究《金瓶梅》，注意这些究竟有用没用？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我借刘先生的意思说，如果要是从中国古典文学伟大作品中汲取营养的话，青少年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最好多读《红楼梦》，少读或不读《金瓶梅》。[14]
材料一，刘世德先生的讲述与胡兰成对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认定并无二致，但在言语上更有着对《金瓶梅》强烈的贬斥成分。他认为《红楼梦》有生活的哲理性和诗的光辉，有使人向上励志的意义。
而《金瓶梅》基本是描写黑暗和腐朽的东西，且作者还带着欣赏去描写和展示这些不堪的内容。姑且不去究察《红楼梦》是否仅仅只是接受了《金瓶梅》的写作技法的影响，故能体现文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说法是否合乎逻辑？仅就“看的人也是津津有味”一句，已经很能说明指向性阅读对于读者合目的性的重要。
刘世德先生
材料二，这是材料一中刘世德先生同一段主讲词的后半部分。如果说前半部分还能肯定一般读者可以用好奇，或者了解的心理来表明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指向性，那么在后半部分，刘世德却把一般读者的阅读指向性全部给否定了。也就是说，如果阅读指向“不研究文学，不研究古代小说，不研究《金瓶梅》”，那么阅读《金瓶梅》就只能有一个指向性：欣赏黑暗、腐朽的污秽。
如此一来，受众阅读指向性应该有限制性一说便随之得以成立，《金瓶梅》阅读应该受到禁止，也就顺理成章，合乎逻辑起来。研究者则因为阅读指向性的特殊需求，所以唯研究者才可读《金瓶梅》的逻辑，也就堂而皇之变成了唯一能容许阅读的原因。
材料三：傅光明先生的阐释正好说明本文对上述材料分析的准确性。傅光明不仅对阅读指向做出了一个设定：“如果……汲取营养”为目的，还对阅读者做出身份的界定，即“青少年大学生”，且强调“尤其是女大学生最好多读《红楼梦》，少读或不读《金瓶梅》。”
《金瓶梅》芮效卫英译本
而这份总结词出现有三个关键的信息：
一是说明阅读的指向是为得到“营养”，就是阅读文本是为了能喝上“心灵鸡汤”之类，这反映出一种对文学 “教化”功能传统的接受和积极提倡。
二是否定青少年可以因为好奇，而选择某种作品去进行阅读的行为合理性，强调阅读指向只应该与容许和导向保持一致。
尤其对于性别强调的说辞更是令人汗颜，其以关爱的方式对年轻女性阅读指向性告诫，话语中隐含的是十分明显的歧视态度。
之所以把一份共时性的材料分为三部分来做出分析，是因为材料对于阅读指向性的说明很具有典型性。阅读的指向性是阅读心理预期的初始，也是批评意识形成的一个基准。
人的阅读行为，如果不是无指向性阅读，那么在选择阅读对象时，便已经产生出对该作品的某种期许。这种期许有可能是有意识的，比如因为爱情有了“为你写诗的冲动”而选择阅读抒情诗；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比如在一篇文章中所获得的美感熏陶。
第一奇书本《金瓶梅》
对于《金瓶梅》这样的文学作品，属性的分类十分清晰，阅读的选择行为与阅读的预期也应该是相应的清晰。
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金瓶梅》是一部淫书，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这是一本淫书中的淫书。父母、老师都规劝我们不要阅读。这是一部知名度很高的中国黄色小说之祖。”[15]
有不少资料可以说明，人们选择阅读《金瓶梅》的主要因由，便是“艳名”太甚的诱惑，这恐怕已无需举证了。既然就是冲着对感官的刺激和两性的性事描写而去阅读，《金瓶梅》却未能赢得类似于《如意君传》、《痴婆子传》那般的“纯艳情”，或可称为纯色情文学的头衔。
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是否应视为艳情，又或色情，再或者情色小说，以及它与中国艳情，或色情文学的关系等等，在学术界的争议就没有停歇过。且看以下材料以及分析：
我是鼓励人家读《金瓶梅》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读。我觉得《金瓶梅》是一部好书，且是一部极好的书。你说《金瓶梅》黄吗？是很黄，但黄得有理。[16]
《金瓶梅讲演录》
黄霖：这和日本的情况正相反：一方面是政府与一批文人一再强调要加以禁毁，决不予以宽容；另一方面却是不断地有人加以翻刻、评点，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激赏。究其原因，我想主要的一点是，从《金瓶梅》问世起，中国的文人中自有一批人并不认为它就是一部“淫书”，而认为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17]
这使我想起了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写的一篇题为《淫书中的淫书？》的论文。这篇论文调查了明清十四种被称作“淫书”的艳情小说，它们“以读者角度或评论家眼光所开出的‘淫书’书单中，《金瓶梅》均不在列”，有的只是《如意君传》、《绣榻野史》、《僧尼孽海》、《痴婆子传》、《昭阳趣史》、《浓情快史》，以及《娇红记》、《西厢记》等小说戏曲，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用了刘辉先生的一句话：“淫书之作者，尚且不把《金瓶梅》视为淫书。[18]
《金瓶梅资料汇录》
材料一，陈益源先生显然不否认《金瓶梅》中存在着性的描写，但他仍认为《金瓶梅》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的“极好”的书。做出这样的评价与他对于作品阅读语境的把握有密切的关系。
陈益源先生在对作品阅读过程中，不仅是看到小说中的性事描写，更有着在此描写表象之下，那些文本中大量存在着的、比性事更加重要的问题涉及。
陈益源对作品的那份深刻体察，[19]促使他说出了所谓“黄得有理”的话，此话意在表明《金瓶梅》的写作意图，有着比写“性事”更有意义的旨趣。笑笑生通过“黄”的表象，更多揭示的是人性中“黑”的底色。
材料二，黄霖先生在归结了对待《金瓶梅》的态度在不同国度，不同学人存在着尖锐对立后，指出：“从《金瓶梅》问世起，中国的文人中自有一批人并不认为它就是一部‘淫书’”。
正因为对《金瓶梅》的阅读语境具有精准的把握，便能够跳出文本建构的世俗表象，透过那些看似错漏不堪的“编织”与“镶嵌”情节，以及人物行为的错搭等，更多关注到了小说显示出来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黄霖先生
材料三，黄霖先生以陈列资料的实证方式，说明在陈益源论文中清晰指出对明清十四种艳情小说的调查表明，“读者”和“评论家”们曾经并没有视《金瓶梅》为“淫书”。这一材料以历史为参照系，反衬出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金瓶梅》的“淫书”之名越来越盛，且家喻户晓，甚至于“谈金色变”。
这三份材料可以看到，陈益源、黄霖二位先生在阅读批评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能对于《金瓶梅》作者预设语境的真正用意领会透彻，所以能产生出《金瓶梅》非淫书的共识。
关于“淫书”的定性评价，于《金瓶梅》来说是否十分重要，生死攸关呢？其实不然。对于阅读《金瓶梅》的读者而言，亲自体验的阅读过程，才是确定“淫”与“非淫”的关键。如果只是人为的阻断阅读的途径，那就会造成说“淫”无由，说“非淫”无据这样两“不相应”的困惑局面。
通过材料分析，对于如何定义作品中性描写的创作本意、功能和作用，包括有无描写的意义和存留的意义等问题，仍然存在见仁见智，不可定评的情况，尽管清代以降，《金瓶梅》就一直被冠上“色情文学之最”名头，成为不可开禁的书，可《金瓶梅》仍不应被视为“淫书”。
《金瓶梅鉴赏辞典》
由此可谓，就《金瓶梅》来说，阅读文本的重要性要比定性文本的限制级别更重要，获取可能的解禁，给成年读者通过阅读行为的实施，形成自己的批评话语，更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就有关于阅读语境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带有通过体验和记忆而获得的图像进行思维的图像思维。”[20]据此，提出了“意图叙事”的小说创作理论。
许建平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阅读语境体验的：“产生较好接受效应的作品，也必然是在进入阅读过程后，在较大程度上能使读者的情欲期待得以满足。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能于作品的形象世界中意外地得以补充，乃至受到陶冶、启迪。……。因为文学创作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一种心理需求的表达，一种叙述。”[21]
南洋出版社版大安本《金瓶梅词话》
既然阅读语境的形成是作者经营的结果，那么感受与评介环境，理当是受众责无旁贷的行为。当个人选择一部文学作品，并成为作品的阅读者时，也就选择了去感受语境的自觉与自愿。诚如社会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形成一样，作者对阅读语境的营造当然会既有山清水秀，也有暮霭沉沉；既有清风朗月，也有惊涛拍岸。
对作品阅读语境的体察，也与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体察一样，会有着基本共识与个体感受的诸多同异性的存在。对语境产生了共识固然很好，有了相异的看法也没什么不好，尤其就阅读行为本身而言，实在没有强求一致的必要。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1] 2016年9月28日，复旦大学黄霖教授在云南民族大学讲座《金蝉是如何脱壳的——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论述中提及兰陵笑笑生通过阅读其他文本并有所选择的通过“镶嵌”或“编织”的手法，写就了《金瓶梅》，由此提升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方法和价值。
[2]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1413页，商务印书馆，1980。
[3] baike.so.com/doc/参看链接相关网页。
[4]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第4页。
[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转引自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第6页。
[6] 从《金瓶梅词话》刊本中东吴弄珠客、廿公、欣欣子的三篇序跋可见对该作品的不同评价，前者认为是“秽书”，后二者否认“淫书”说。
[7]吴敢：《金瓶梅研究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第68页。
[8] 同上。第79页。
[9] 胡兰成：《谈论金瓶梅》，南京，《苦竹》第二期，署名江琦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版。
[10] 曾庆雨：《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金学丛书”第二辑，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5。
[11] 张曼娟：《<金瓶梅>，扑面而来的大爱》，微号：hlm364/ 红楼梦赏析/ 2016—03—07。
[12]指向性阅读包括学习性阅读和目的性阅读。传统的平面媒体时代，学习性阅读是从婴儿始，到穷尽一生方才能完结的阅读过程。而如今的新媒体时代，立体屏显方式的阅读，已成为人们需要再学习并习惯的新型阅读方式。指向性阅读中的目的性阅读，则指带有个人动机或需求，对阅读对象做出选择的阅读行为，并不完全指文学作品的阅读，其包括诸如指南、手册、说明书等的阅读，都属于指向性阅读。2、无指向性阅读包括消费性阅读和消息性阅读。消费性阅读指浏览，诸如娱乐性报刊、杂志、小广告一类，这类过眼不过脑的阅读随机和偶然，且遗忘比记住的可能性更大。不论是平面传媒还是电子媒体时代，这类阅读行为避无可避，随时发生，随时终止。而消息性阅读虽是随机偶然的阅读行为，但能使读者获取某种信息的可能存在。阅读者并不是为了信息而刻意找寻阅读，但阅读就可能获得信息，诸如微信、网页查看等最具代表性。参看https://www.baidu.com.有关词条。
[13] 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道：“《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14] 在现代文学馆听讲座：《金瓶梅》作者之谜 ，刘世德主讲，傅光明主持。人民网，2007年02月09日，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70968/70970/5385265.html
[15] 转引自道客巴巴网 http://www.doc88.com/p-775496217533.html
[16]同1。
[17]黄霖、大冢秀高、铃木阳一《中国与日本：<金瓶梅>三人谈》，上海，《文艺研究》，2006年06期。
[18]黄霖、大冢秀高、铃木阳一《中国与日本：<金瓶梅>三人谈》，上海，《文艺研究》，2006年06期。
[19] 参阅陈益源《小说与艳情》，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0] 许建平《意图叙事学》，上海，《薪火学刊》第一卷，第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21]许建平《意图叙事学》，上海，《薪火学刊》第一卷，第2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